1912年,北京一户人家正面磨面。民国刚刚成立之际,法国摄影师史提芬·帕森特于1912年-1913年在北京拍摄了一组珍贵的彩色照片,记录了这座古都的社会面貌。当时的北京处于袁世凯的统治之下,政局动荡,纷争不断。
1912年,朝阳门外大街的牌坊。清末最后十年,北京的人口一直持续稳定增长。但是在清朝和民国朝代更替之时,社会动荡引起百姓恐慌,很多在此谋生的人纷纷返回故乡;还有一批达官贵人跑到外地“避难”。据1912年户口统计,北京内外城人口72.5万人,较上一年的78.3万人减少了5.8万。
1913年,什刹海荷花市场。清朝灭亡后,满人居住的内城和汉人居住的外城界限被打破,内外城人口流动加速。满人失去体制的庇护,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很多内城核心地带的房产被民国新贵买走。
1912年,街头的小吃摊。我们现在经常抱怨房价贵,其实那时候房价、房租也调解着人口居住区域的分布。富裕人口、社会中上层向城市中心聚集,贫困人口多分布在京城边缘地带,即通常所谓的“城根”区域,这里房价与物价都非常低廉,但居住环境恶劣。
1913年,朝阳门。根据民国初年社会学者严景耀的调查,朝阳门外是脏乱差之地,“住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最下层社会的人民,如洋车夫、乞丐、小窃,以及失业的工人们”。因此,这里是犯罪案件高发的区域。
1913年,北京郊区安葬死者。隐约可见男人都还留着大辫子。
1913年,四男子合影,史提芬的注解称这是“一个文化团体”的成员。
1913年,北京西部的一户人家。民国初年北京社会收入分化特别严重,官员、教授每月收入200元、300元很正常,而广大的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匠人等等,每月收入只有十几元。当时袁世凯的月薪是24000元,另有公费40000元、交际费40000元。
1913年,阜成门附近的街道。调查显示,北京地毯厂工人每天只吃两餐,食物为窝窝头、生葱及大碗汤、酱菜,一月只吃一次肉。其衣服穿着力求节省,居住多为大杂院,几乎没有卫生设施。
1913年,北京南苑附近。袁世凯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新开的工厂有所增加。因为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改善民生方面着力不够,所以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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