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帝国气度:秦始皇的巡狩与石刻有何寓意?

本文节选自《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作者：[美]柯马丁，译者：刘倩，审校：杨治宜、梅丽，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七块石刻全部都竖立在秦帝国的东部新版图之内。这些立石之所——全在山上，大约只有碣石例外，距离秦都咸阳最近的是峄山，约800公里，泰山又在峄山之北约100公里。琅邪山距离咸阳约有1000多公里，之罘山约1100公里，碣石、会稽山均距咸阳约1200公里。出巡碣石时，皇帝曾继续前行，深入北方边境。而除此之外的各次巡游，海滨之山（琅邪、之罘、会稽）都是他的最后目的地，也是他巡视的最远点——相对于咸阳而言。实际上，皇帝也曾巡历过西部、南部，尽管未立任何石刻： 他的第一次出巡，可以追溯到帝国统一的头一年（前220年），向咸阳西北约470公里，至边境的陇西郡，然后调头向东，前往北地（咸阳西北约180公里），最后——同一次出巡（？）——复又向西，登上鸡头山（咸阳西北约270公里）。这次出巡，足迹仅限于秦国旧有领土的疆界之内。秦始皇南至洞庭湖地区（咸阳东南约700公里）的巡游，至少在公元前211年有过一次；然后再向东，至于会稽山。

皇帝在秦国核心地带的第一次出游，以及南巡，这两次出巡或许在性质上都不同于对东部新征服地区的巡游，这种不同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立石刻仅限于东部地区。出巡西北，可以理解为向秦国旧有属地的民众，特别是宇宙神灵宣告统一，是最初的感恩与庆祝。相反，在东部地区竖立纪念碑性的、略带威慑性的石刻，则是另外一种礼仪议程的组成部分，即向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及其神灵宣示征服。较晚的公元前211年的那次南巡，其意义则不同。是年，秦始皇及其扈从来到洞庭湖之北的云梦，在九疑山举行了祭祀舜帝的望祭。然后他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丹阳，到达钱唐时，此地著名的江潮迫使他调头西行约60公里才渡过浙江。最后又调头向东，抵达会稽山。

所有这些出游，总的说来最后都指向某山某岳，秦始皇显然是在量度自己的新王国。“皇帝”，既在字面意义上，也在象征意义上，一步步迈向他的阈限，向前移动的每一步，都将他引入非帝国领土的危险的“未知领域”。（在这种意义上，了解皇帝出巡的目的地，比起任何自吹自擂的宣言，甚至比起郡县区划来，都更能为我们提供一幅秦朝皇帝实际所控版图的准确画面。）尤其是古代越国首都的所在地——会稽山，被视为不受限制的、难以驾驭的蛮夷世界的边界，正如竖立在此处的那块措辞尤为严厉、充满训诫意味的石刻所表明的那样： 在整组石刻文中，没有其他哪篇石刻文本表现出对普通百姓社会举止的类似关注，或者说，没有其他哪篇石刻文同样地把威胁强置于百姓身上。乍看起来，这像是“法家”的严苛，但或许不过是想要敦促东南化外之民顺服中国北方文明的共同法则而已。所以，这种“法家思想”的展露，绝不会见于隆“礼”之乡的东北各山，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本章结束部分，我们必须再度思考公元前3世纪末期“礼”与“法”这一对政治概念之间的关系。

对秦始皇而言，竖立石刻的具体位置所在，既旧又新：“旧”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些地方属于旧有的周朝疆域之东北，是通晓礼仪传统的儒士的故乡，如会稽山，是政治神话的一种重要象征（见下）；“新”则新在政治意义上，如今，这些地区历史上首次为秦所征服。石刻文本，一方面言及周代传统，另一方面又言及秦的战绩武功，关注的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而它们所传达的政治讯息，则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协调。

毫无疑问，“皇帝”在开始东巡时，他清楚地知道其各个目的地所承载的传统，也更清楚地知道“巡狩”新征服地区这一行为背后的传统。不仅这些强调全面征服、强调帝国建立、强调社会秩序的石刻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立石、刻石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巡狩之圆满的一个环节——巡狩，早已被公认为是对统治主权的最高展示。石刻文本还精心选择了“巡”“游”这些字眼来指称这一政治仪式。宇宙统治者登临四方之山，量度帝国，建立包罗万象的秩序，其受人尊崇的榜样便是《尚书·尧典》所描绘的文化英雄舜。这一著名段落在汉代便已收入《史记》《汉书》中的郊祀志，可见其重要意义。对舜第一次巡狩的记载，与我们所知的秦始皇出巡，在很多细节上都十分吻合：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在根据秩次高低举行不同的仪式，从而建立起正确的社会秩序后，舜打道回府。同年稍后的南巡、西巡、北巡，他也举行了同样的仪式活动，颁立了同样的规章制度。每一次出巡，他的目的地都是四方山岳。《尚书》记载的突出特征，乃是不断出现的祭天、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作为一种帝王的特权，制定祭祀顺序，并按照顺序举行祭祀，也就在形式上建构、划定了其所控制的世界：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尚书》的现代研究已经指出，《尧典》一章，帝秦时期明显经过了编辑整理，并存在重要的文本变化与增添，例如在后半部分关于帝舜巡狩的描述。汉代流传的《尚书》版本，即前秦博士伏胜（生于前260年）提供的“今文”《尚书》，实际上是此书的秦代版本，是宫廷的官方博士所拟定的。秦代古典学术的复杂问题，留待本书最后一章讨论。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不仅在最为尊崇的封、禅仪式（详见下）中，而且在对巡狩的谋划设计中，秦始皇或许创造了他所假意恢复的传统。一方面，前帝国时期的青铜器是秦国文化礼仪的真实载体，而另一方面，对舜，以及上古时代封禅仪式的文本考证学也服务于制造帝国的记忆，以将那些实际上史无前例的东西传统化。没有什么比帝秦对传统的创造更能清楚说明秦始皇对传统的寻求了。

秦始皇驾临某山之后，如实照搬了那些据信为古老的模式，正式立石刻之前或许还举行了祭祀。秦始皇第一次巡峄山，立第一块石刻，《史记·封禅书》记载如下：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

这段文字之后，便直接转入对儒生议封禅仪式的记载，据《秦始皇本纪》，这次讨论与“望祭山川之事”有关。同样，据《秦始皇本纪》，在泰山，皇帝首次立石，然后“封”泰山，“禅”邻近的梁父山，并刻所立石。而在《封禅书》的补充记载中，石刻成了“封”祭的组成部分：

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

尽管立石、刻石的行为，似乎被嵌入一个仿照帝舜的模式——或更确切些，为帝舜发明的模式——而设计的礼仪语境之中，依然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 与崇高的帝舜不同，秦皇帝并没有开辟鸿蒙，而是控制了已然建立起秩序的地域，并只需再度将它们秩序化，以构建统一的天下。所以，皇帝对立石地点的选择，并不是为了大张旗鼓地确立一系列全新的祭祀圣地。相反，他想要复兴往昔的祭礼，将自己与古代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不幸的是，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已经没有多少具体的礼仪实践存留下来，可以为这个新的最高统治者所用。如果相信礼仪的内在意义并不依赖于其外部形式，那么，这一问题的修辞性的解决途径，不过只需要一个简单声明。尽管古代礼仪的形式已经模糊黯淡，但其名称、其假定的本义依然清晰明了，可以借助新的，甚至是临时创制的手段而重新充满活力。而运用这种手段最突出的事例，自然要数“封”泰山、“禅”梁父。尽管这两种互为补充的仪式表现为对传统的重建，却无疑是当时的真正创造。祭祀之罘、琅邪，亦复如此，这两个地方均宜立石刻： 前齐国领土上“八神”接受祭祀的八山中，之罘、琅邪均名列其中。据《史记》《汉书》记载，“八神”崇拜自古已有，其起源已经晦暗难明，或曰起自周武王时期，对“八神”的祭祀，过去某时也已终止。秦朝皇帝还是通过声称复兴失落的传统，在之罘祭祀宇宙力量“阳主”、在琅邪祭祀“四时主”，从而将这两个地方纳入一个完整的宇宙仪式体系之中。总而言之，前齐国领地上立有石刻的四山中，唯有峄山——孟子故乡，距孔子出生地不远——没有任何史料显示其具有真实的或虚构的重要礼仪传统。但是，这些史料也都指出，皇帝确曾祭祀了峄山，所以，此地便以其在帝国礼仪地理学中的优先地位而凸显出来。石刻所立之地，绝非随随便便的某处。

我们知道，公元前221年齐国被灭。作为六国中最后被秦征服的国家，这一历史背景或许有助于解答为何秦始皇将最早的系列石刻——公元前219、前218年——集中置于这一地区，与其对四岳的系列祭祀活动，对其他各种“名山大川”的祭祀活动结合在一起。作为对宗庙这一浓缩空间里聚焦的历史的补充，“望祭”体现了合法主权的空间扩展。“望祭”本身不是指向普通的边远地区，而是指向控制范围内被划定的空间，只有像舜这样的最高统治者才享有仪式特权，才有在巡狩四方时举行“望祭”的实际权力。秦始皇主动认同其官方博士提供的这一模式，这明显体现在通过举行“望祭”以尊崇帝舜的事实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石刻与相关祭祀集中于新近征服的版图，其意义不言而喻： 通过祭祀东部的山川河流，将前齐的祭祀场所纳入自己的宇宙礼仪体系，秦始皇便在黎民百姓、天地神祇面前，正式地将前齐领土并入了新帝国。齐国，则相应地从自己历史的主体，仪式性地转变为秦国历史的客体——这就是我们从秦国文字所书写的石刻中译解出来的根本讯息。用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话来说：“通过将这些石刻置于新征服的东方各国之山，秦始皇用新造的帝国字体把他权力的现实铭刻在了新臣属的圣地之上，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征服。”

通过秦始皇巡狩的总体序列，还可以辨认出特定的逻辑： 统一之初，首先巡狩秦国西部的原有领土，确保既有统治的持续性，也向老家的神灵宣告自己的成功。此后，前往东周文化的核心地区，即刚刚征服的齐地，因而也包括了作为礼仪中心的鲁国。在确保——或曰，礼仪性地合并——帝国这一象征性的中心地区之后，最后才前往最边远的地区，也就是将秦帝国与东北、东南的“蛮夷”区分开来的阈限地带。不得不克服的远途距离，或许还有这些边缘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无疑使得最后这两次巡游成为野心勃勃的壮举。这或可合理解释对碣石的巡游迟至公元前215年才付诸行动，会稽之行则拖至四年之后的公元前211年。出巡时间相对较晚，以及这两个地方的历史重要性，明显将碣石、会稽之行与其余的峄山、泰山、琅邪、之罘区别开来。如上所述，历史记载为我们重建皇帝巡游峄山、泰山、琅邪、之罘的传统礼仪框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但是，究竟为什么皇帝要出发前往碣石、会稽呢？

我们还得回到《尚书》所开创的政治神话里相对较晚的层面上来，不过这次是《禹贡》篇。《禹贡》记述的是文化英雄大禹的业绩，有人怀疑其成书于帝秦时期，或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即帝国统一前的几十年间。琅邪石刻的若干行（第61—66行）里指涉了大禹理想化的世界地理，勾勒出帝国的西方、东方边界。碣石是大禹地理学的组成部分： 它标识出作为各州之首的冀州——即地理上的中心——的最远处，这显然位于绵延至海的山脉的最东端。《禹贡》言及碣石的两处，都表示了大禹地理秩序之起始部分的结束。而另一方面，会稽只是在次要的地理学意义上才意味着最终的边界：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我不太肯定的是，我们能否进而断定秦始皇将碣石与会稽看成是大禹功业的始终之地。但至少，会稽山的神话意义与大禹之间的联系毋庸置疑，汉代及汉以前的所有文献资料都对此有所阐发。在《国语·鲁语》中，孔子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据《韩非子》的记载，大禹在会稽之山会见各国诸侯。据收入在《封禅书》中的来历不明的伪《管子》段落，大禹曾“封”泰山、“禅”会稽。《墨子》《淮南子》都说大禹葬于会稽。《越绝书》，尤其是《吴越春秋》，声称大禹最先为会稽命名，还详细描绘了墓址周围的环境。秦始皇也十分熟悉会稽与大禹葬地之间密切的同一性。在长途跋涉的南巡之后，他终于抵达了最后的目的地：

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这里，立石刻的行为再次被嵌入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礼仪框架之中。此地的山神，不同于秦国皇帝所认可的那些数量有增无减的自然神灵。《史记》《汉书》记载了祭祀各方山川河流的所有祭典，过去的祭祀中心雍邑，单是祭祀自然神灵（包括所有主要的日月星辰）的场所就有百余处。大禹，正如舜之于九疑山，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从人类英雄转变为自然神灵，舜与禹都是往昔的政治祖先，如今则栖息于高山之巅。周代宗庙祭祀谨遵神灵只接受其合法后裔祭祀的原则，这一原则在露天场所也同样发挥作用： 正如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祭祀域内的山川河流一样，也只有皇帝才能合法地将舜、禹视为自己的政治祖先，祭祀他们，把自己展现为受到他们祝福的后裔。作为人神，舜、禹代表了可资效仿的政治模式；作为山神，他们可以通过宇宙统治者特殊的“望祭”而亲之敬之。通过向禹、舜致祭，秦始皇便将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维度与宇宙维度联系在了一起。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立于山岳之上的石刻发挥了作用： 同那些祖庙中的青铜钟与容器一样，它们呈奉上同样勒有历史功绩的长篇祷文——只不过，如今面对的是宇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