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史回眸 | 40年代战时与战后电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起了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也影响了中国电影的格局。当时最大的两个电影公司——明星与联华停办，各地制片基地受到严重损坏，30年代的繁荣景象似乎顷刻间被破坏殆尽。

但在此后十几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电影仍然曲折发展，从上海发展至全国各地区，被战争隔绝的不同区域形成了相互独立的不同风格体系，上海“孤岛电影”、国统区电影、沦陷区电影成为40年代战时电影的主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时期格局依旧动荡不安，此时昆仑、文华成立，成为当时中国电影的优秀代表。40年代的中国电影仍在逐步走向成熟。

第一部分：战时电影的复杂局面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部分电影工作者撤到大后方的武汉和重庆，另一部分留在上海的人退入租界继续从事电影创作，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也建立了傀儡电影机构。后来，解放区也开始开展电影事业，由此中国电影被分成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孤岛、沦陷区等不同部分，由于战争形势下各地相互隔绝，各地的电影在思想与审美上多有不同，中国电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国统区电影

此前抗日战争还未全面爆发前，国民党对于抗战主题或国防主题的电影，主要采取压制态度。但时代环境不同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电影大部分就是服务于民族抗日宣传片，电影创作也不必再采取隐喻、暗示、映射等形式，可以正面描写抗战了。

▲《八百壮士》 来源：豆瓣

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1938年官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于1948年迁到台湾）拍摄了第一部正面描写抗战的故事片——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此后在1938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三年时间，中制又拍摄了十几部正面抗战的影片，代表作品如阳翰笙编剧、应卫云导演的《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胜利进行曲》，沈西苓编导的《中华儿女》等。这些影片对于揭露日本侵略、动员全民抗日起到一定作用，部分优秀影片也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上海孤岛电影

1937年上海沦陷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电影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一片“孤岛”上继续着电影创作。但由于战争破坏、优秀人才大批撤离上海、租界区也无法直接表达抗战，孤岛电影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投机性商业电影的高峰，创作多以恐怖、神怪、色情为主，内容制作粗糙，整体相比30年代电影显示出停滞，甚至倒退。

▲《木兰从军》 来源：豆瓣

但是在这样的时期里，进步电影人仍然创作出了少数借古讽今、内涵丰厚的经典作品：如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木兰从军》；费穆导演的《孔夫子》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电影成为沦陷区电影的一部分。

沦陷区电影

日本在沦陷区控制的电影事业主要就是服务于帝国主义，欺骗与奴役中国人民，在长春和上海分别形成了两套独立运营的机制和创作风格。

在长春，日本人于1937年建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主要创作和管理人员为日本人，“满映”一开始拍摄宣传日本侵略政策的所谓“启民”电影，受到中国观众的唾弃，后改为拍摄“娱民电影”，消磨中国人民斗志。

在上海，日本则忌惮于上海电影界的传统与势力，改造和利用上海原有创作机构与人员，进行商业电影创作，当时拍摄了大量商业电影，如《春江遗恨》《万世流芳》，歪曲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宣传“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夹带“大东亚共荣圈”的私货。部分上海电影工作者暂时退出电影界，部分借电影表达爱国情怀，如这时拍摄的《红楼梦》《家》。

总体来说，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无论是哪个地区、哪种题材，与30年代电影相比都显得制作粗糙，艺术创作上出现倒退。但与此同时，电影创作者们在战争中深入人民群众、接触社会现实，也为战后电影的新发展孕育了力量。

第二部分：战后电影的恢复与重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战后电影又出现新局面，国民党利用接收日伪电影企业的机会，企图把国营、民营电影公司全面控制和垄断。但进步电影工作者一方面利用国民党电影机构，另一方面成立了由进步电影工作者组成的昆仑影业公司及其他民营公司，拍摄了不少有思想艺术追求的影片，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初步成熟的标志。

昆仑影业

1946年6月，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孟君谋等人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名义成立联华影艺社，并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1947年，联华影艺社与当时已成立的小电影公司昆仑影业公司合并，这就有了后来的昆仑影业公司，上述两部影片则用昆仑的名义发行，并在昆仑继续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优秀影片。

这些影片内容进步、艺术精湛，在当时影响广泛，主要是反应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与反抗，揭露社会现实，引人深思，是现实主义的深化。

▲《一江春水向东流》 来源：豆瓣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诗气质电影，它于1947年10月上映后连映三个月，仅上海观影总人次就达82万，当时上海总人口400万，也就是每5个人就有1个人看过。该片时长3个多小时，通过一个家庭悲剧故事，反映了从抗战开始到战后十余年的历史时期中，国民党统治下社会时代的广阔历史面貌，其影片内容纪实性强，也形成了对那个时代的独特记录。

这部影片前后拍摄了一年时间，远超一般电影的拍摄周期，中途还因资金问题暂停过，被人戏称为“一江春水慢慢流”。该片正式演员45人，群众演员超过4000人，在当时的拍摄难度可想而知。说到导演蔡楚生，他30年代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等优秀影片，抗战爆发后积极拍摄抗战题材，蛰居香港仍被日军追捕，不得不夹杂在难民中流离辗转，目睹了抗战期间日军的所作所为。蔡楚生为了揭露日军暴行，反映民众疾苦，决定创作《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创作期间四处寻访考察，收集真实素材。但剧本创作完成了，蔡楚生的身体也累垮了，所以找了郑君里一起执导，郑君里则有丰富的纪录片创作背景，在执导影片时加入了很多纪实内容，这才有了后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除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昆仑影业还发行了《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现实主义影片。尤其是《乌鸦与麻雀》，还把讽刺与隐喻结合，用喜剧的形式，讲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灭亡之际，上海一座楼房里的几户人家与国民党军作斗争的故事，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乌鸦与麻雀》 来源：豆瓣

1950年，昆仑公司与其他私营电影企业联合改组为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文华影业

文华影业公司成立于1946年8月，可以说是四五十年代之交规模和影响都较大的一家民营电影公司。文华的创作力量，主要是抗战时期一直在上海坚持的“苦干”剧团人员，抗战结束后，“苦干”解散，主要人员黄佐临、桑弧、柯林、石挥等人均加入文化。

由于这些创作人员艺术素质较高，有着丰富的文学、戏剧和民族文化素养，使得文华公司的影片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注重艺术性，被认为是一家“文艺片”影业公司。

▲《小城之春》 来源：豆瓣

1947-1949年，文华拍摄了《不了情》《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小城之春》等12部影片，其中尤其以《小城之春》最为知名。这些影片题材虽不重大，但在艺术手法上往往注重人物感情的细腻表现，在风格、样式上比较清新独特。同时在内容上也能注意社会效果，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与当时昆仑的抗战现实主义影片交相辉映。

桑弧是文华早期的主要创作人员，先后导演了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编剧了《假凤虚凰》，这三部影片都偏社会风俗喜剧，以风趣的方式展现上海中上层市民的生活和苦恼。

相比之下，费穆的《小城之春》在当时显得略“不合时宜”，影片描述了一个小家庭的情感波澜：在江南小城一个落魄家庭里，女主周玉纹对长期患病的丈夫并无感情，只是尽着妻子的责任，过着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生活。青年医生章志忱突然来访，他正是周玉纹的昔日情人，面对朝气蓬勃的章志忱，玉纹陷入矛盾的感情纠葛。经过一段风波，最终两人克制自己，章志忱离开走向新生活，玉纹目送友人离去。

当时国内战争还在持续、社会动荡，《小城之春》的内容引起不少批评，但其艺术价值还是在后来得到了验证，1995年被评选为中国电影90年历史上10部经典作品之一，2005年被金像奖评为百年百大电影第一名。

事实上，从整个中国电影发展史来看，《小城之春》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与此前电影专注故事表现不同，影片既写意又写实、寓情于景，拥有丰富的东方意境美，着重表现人物内心、紧扣情感冲突而非外在情节冲突；在表现形式上运用景深、长镜头等多种手法，整体赋予了影片一种独特的诗意气质，也是文华公司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华仍拍摄了《我这一辈子》《关连长》《思想问题》等，1952年并入国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思想问题》 来源：豆瓣

结语

40年代的中国战争不断、时局动荡，但中国电影却在这一时期成果颇丰。《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影片的思想艺术成就，提高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平，因社会形势产生的多种影片创作风格，无论是深入人民群众和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深化，还是虚实结合、写意抒情的文艺影片，都对后续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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