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弘历倡言追践古礼，方苞即作《丧礼议》进呈

乾隆初年禁酒问题的缘起禁酒以裕民食，本为历代王朝节粮救荒的举措之一。清初颁布禁酒令，也是针对荒时暴月粮价腾贵，实施暂时性之法，以此遏止米价上涨，节制粮食消耗，稳定社会秩序。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圣祖指出，“今岁雨泽旸时，若二麦已登，他谷亦皆沃茂，秋成可望，黎民不致阻饥。但豪强富室，往往用之酿酒，又轻值籴藏，以待重价。贫民田少，收获有限，效尤酿酒，亦甚糜费。虽遇丰年，仅免饥馑。倘遭荒岁，何以自赡”。

二十八年(1689)五月，他再次指明，山海关外盛京等处，至今无雨，尚未播种。万一不收，转运维艰，“彼处蒸造烧酒等，将米粮糜费颇多”。命令户部等官员严加禁止。雍正四年(1726)三月，世宗下令禁止口外烧锅。十一年(1733)，再禁陕西烧锅。康雍时期于灾荒之年，在米价昂贵之地实行临时性的禁酒令，其宗旨是禁止用粮食造酒，节省米谷，防范粮价上扬，以度灾年。然而，饮酒已成社会传统习俗，“禁之不绝”。

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方苞上《请定经制疏》，力陈裕民五事，以禁酒、禁烟、劝树畜、禁米谷出海关、兴水利为“国之邦本”。其中详细讨论了烧酒盛行的危害、禁酒的必要性和禁酒的重要意义。首先，方苞认为饮酒盛行耗费粮食。北方地区土地贫瘠，雨水稀少，粮食产出较低，遇到荒年赈灾困难；而西北五省烧酒坊，每岁耗谷以数千百万石，禁烧酒具有很紧迫的现实意义。

其次，他总结自圣祖以来每岁诏禁烧锅而终不行的四个原因：门关之税不除，烧曲之造、市肆之沽不禁，不能严禁零星售卖，胥吏为奸。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制定严苛的禁令，责成地方官切实贯彻，才能收到实效。另外，他还驳斥了禁烧会减少税收、增加失业、影响社会稳定等说法，指明造酒者多家资殷实，不存在贫民失业。之后，又论证禁酒虽然在当时有违人情，但矫弊立法，功在千秋。方苞立足于恢复古代圣王之治的理想，从开源节流、强本裕民的角度，阐述禁酒的必要性，以此感化民众自觉地服从禁酒令。

显然，他的禁酒倡议用力在于“是否当禁”，而忽略了“是否能禁”的问题。高宗将该疏发诸王大臣议覆。而王大臣视此奏为老生常谈，以毋庸再议了事。方苞的奏疏虽未在朝野引起反响，但其主张却一定程度上促动了年轻的高宗。一方面，少年时的弘历就敬慕其祖，对宽仁为政、内圣外王的理念情有独钟。

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形成深受儒臣福敏、张廷玉、徐元梦、朱轼、蔡世远等师傅影响，加重了其处事理想主义的色彩。即位初期，高宗重视醇厚风俗，教化百姓，以建设“治隆三代”的盛世为己任。而方苞引用儒家经典将禁酒之举纳入“变通周官汉明之法”，以期达到孟子所言“使菽粟如水火”之境界，这与高宗思想产生了共鸣。方苞为康熙年间进士，并未授实职。

雍正朝时，他曾居清要之位，仍不得差遣。雍正十三年(1735)，弘历倡言追践古礼，方苞即作《丧礼议》进呈。接着，又上《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请因地制宜存粜常平仓谷》等疏，多得到高宗认可，而因部议以不宜实行而被搁置。然而，高宗“有意大用先生”，委以方苞重任，令其入值南书房，并兼《皇清文颖》馆、《三礼义疏》馆副总裁。
方苞入值南书房后，积极上疏言事，希冀在新君面前能崭露头角，禁酒之议正是出于这种背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苞曾与蔡世远过从甚密，而蔡又是高宗早年关系极为密切的师傅，这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影响着高宗对方苞的注视，他的禁酒之说也就成为君臣热议的话题。这样乾隆初年的禁酒令之争，就分成两个阶段，即分别围绕着“禁烧锅”和“查跴曲”而热烈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