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如果说战国是已经逐渐走上了天下一统的轨道的话，那么春秋就是探索以及建设这条轨道的时期，星罗棋布的诸侯国，逐渐丧失话语权的东周天子，形成了王室衰微之后独特的政治态势。
晋是春秋大国，春秋末年阶级斗争逐渐涌现出新的特点，新兴的地主阶级作为代表时代潮流的阶级力量在各个方面对奴隶贵族展开了进攻，战国之前奴隶制庇护下的奴隶主与利益相关者显示出了疲惫和行将就木的灭亡气息，韩赵魏三家分晋，也被视为奴隶制社会崩解的标志。
晋楚的渊源是在重耳流亡期间，流亡是因为内乱，楚成王接纳重耳，对他有恩。因为攻宋，两国就此刀兵相见。重耳因为这份恩情，在救宋这件事上考虑良久，协商未果，两国正式交战，即城濮之战。城濮之战的胜利不是纯粹由武力带来的，相反，以政治制衡作为风帆，以武力为强力手段，双管齐下，在楚蠢蠢欲动中，步步为营地瓦解了楚的气势。翦除亲楚的曹，卫两国，迅速削弱楚的同盟力量，同时获得秦齐的盟好，对楚形成政治合围，万事俱备，晋军严阵以待，以逸待劳。上兵伐谋，然而更错综复杂的政治手段是行之有效的止戈之策，春秋时期诸国互相攻伐的纷乱背景中，隐藏在金戈铁马之下的，独立于战争之外的斗争，隐隐主宰了无序的乱世。
城濮之战，是晋在严密的政治配合下对心态失衡的楚之间所进行的重要战役。重耳以报答楚成王的名义，退避三舍，一退之间，产生许多留白。行军作战，首重士气，所以曹刿论战，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两军对阵，不战而退，有损士气，不是良将所为。但是在这样的背景加持之下，退却换来了道义上的优势，重守信义的国君，怎样都会得到舆论支持，军事上的退却，是道德战场上的进攻，士气不减的晋军，示敌以弱，把楚军的浮躁最大程度地挖掘了出来，九十里的距离，楚军骄纵一步步淹没理智，失败也就不言而喻。
城濮之战是稳扎稳打的政治合围之下战略运用得当而取得的胜利，执掌权位的重耳毫无疑问具有政治头脑和洞察事物内在的本领，这种优点是作为国君不可或缺的，也是争霸天下所必须的。相对于战国稳定的构架，甚至后期趋向一统的局势，春秋无疑是混乱的，大诸侯国政治倾轧，以争霸为主，灭国为辅，小国朝不保夕，宛如蝼蚁一般，沦为大国的附庸。雄才伟略为逐鹿中原而献祭，礼法道德成为胜于戈矛的武器，天子享受着皇帝的新衣，冷暖自知，支离破碎的皇冠，却不曾想过破镜重圆的一天，无尽纷争，无尽征伐，这一列靠战争作为前进动力的绿皮火车，不会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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