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哲学著作,它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现在我们撇开其他内容不谈,单单考察知和行的先后关系
在《实践论》之前,中华哲学的发展已经对知行先后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
第一种是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第二种是王守仁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第三种是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其理论依据是“能知必能行
宋儒张载、二程和朱熹等人都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知,一种是“闻见之知
此外,朱熹继续扩展,他不仅认识天赋的“德性之知”在行之先,而且后天的“闻见之知”也在行的前面。他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
《大学》里,“格物致知”在“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面,可是“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之所在。就如“博学于文”的目的是“约之于礼”一样,遍读圣贤书,穷尽天下之理,为的是更好的做自己并推己及人。
因此,宋儒认为认识先于实践,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践。读过《实践论》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片面的“真理”。
《朱子语类》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我们知道,在宋儒的知行理论中,其实知跟行是分离开来的,二者存在先后轻重的区别。朱熹看到了这种分离,并试图通过外在的、形式上的调和来使它们统一在一起,所以才说“用功不可偏”。
但是,知、行既然本质上是对立的,那么学者在用功的时候就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偏离。有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犯了陆象山批判朱熹的那种“支离”之病。因为天下知识无穷无尽,必待认识透彻才去力行,那只会把人培养成两脚书架、书呆子,全不肯着实躬行。另外还有一种人执着于力行的重要性,因而撇开了认识,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最后也只是冥行妄作。
王守仁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弊端,所以他转变了宋儒看问题的视角,他不是从分离
王守仁说:“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所以说,“知行合一”虽然能够深入的认识到知和行的内在同一,但它因陷入意识里面,乃至于用知吞没了行
王阳明从同一的角度来认识知和行的关系
宋儒从分离的角度看知行的先后,并且寻求外在的统一,产生满口道德、言行不一的流弊;明儒则从同一的角度看知行的统一,而且把行融入知中,导致瞑目静坐、空谈心性的弊端。与前两者不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提出了“知难行易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饮食烹饪技术精良于欧美,但中国人对食品消化、生理学等科学一无所知;世人都知道投资用钱的奥妙,但经济学直到近代才出现;我们题字绘画数千年,却不知美学为何物;秦朝时就开始建长城,但工程学远未出现。如此看来,所谓的真知其实远远落后于力行,知识的发展过程相比行动要缓慢太多,如果必待认识完善、知识完备后才能去行动,那一切都要被束之高阁了。
人们畏于古人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至于畏手畏脚。如果颠倒过来,提倡“行易知难”,将大有利于建设活动,能促进社会进步。
我们发现,孙中山和王阳明都反对宋儒的先知后行观点,但他们二者还存在区别。王阳明认为知行之间存在双向联系
宋儒的知行论是一条以知为起点,以行为终点的思维线段;明儒则是以知和行各自为起点,引出指向对方的箭头;孙中山则是行把知包在行里面的文氏图。通过对知行问题的梳理,我们发现无论是单从分离的角度看还是单从同一的角度看,都无法对知行关系得出完善的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有辩证的思维,要理解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王夫之认为知行是一对矛盾,致知和力行只有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所谓“知行相资以为用
其次,矛盾有主次之分,与孙中山一样,王夫之也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最后,王夫之清楚地说:“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
其次,王夫之还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
王夫之(1619-1692)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
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其对毛泽东的影响,自不必多言。《实践论》虽无一句引用王夫之,但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其思想内核竟高度的一致。
《实践论》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当然,《实践论》还不局限于知行关系问题,它还涉及到认识的发展阶段、真理的检验、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等问题,这些我们留待日后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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