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知和行是什么关系？哪个在先？

《实践论》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哲学著作，它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现在我们撇开其他内容不谈，单单考察知和行的先后关系
在《实践论》之前，中华哲学的发展已经对知行先后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
第一种是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第二种是王守仁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第三种是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其理论依据是“能知必能行

宋儒张载、二程和朱熹等人都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知，一种是“闻见之知
此外，朱熹继续扩展，他不仅认识天赋的“德性之知”在行之先，而且后天的“闻见之知”也在行的前面。他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
《大学》里，“格物致知”在“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面，可是“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之所在。就如“博学于文”的目的是“约之于礼”一样，遍读圣贤书，穷尽天下之理，为的是更好的做自己并推己及人。
因此，宋儒认为认识先于实践，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践。读过《实践论》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片面的“真理”。

《朱子语类》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我们知道，在宋儒的知行理论中，其实知跟行是分离开来的，二者存在先后轻重的区别。朱熹看到了这种分离，并试图通过外在的、形式上的调和来使它们统一在一起，所以才说“用功不可偏”。
但是，知、行既然本质上是对立的，那么学者在用功的时候就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偏离。有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犯了陆象山批判朱熹的那种“支离”之病。因为天下知识无穷无尽，必待认识透彻才去力行，那只会把人培养成两脚书架、书呆子，全不肯着实躬行。另外还有一种人执着于力行的重要性，因而撇开了认识，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最后也只是冥行妄作。
王守仁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弊端，所以他转变了宋儒看问题的视角，他不是从分离
王守仁说：“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所以说，“知行合一”虽然能够深入的认识到知和行的内在同一，但它因陷入意识里面，乃至于用知吞没了行
王阳明从同一的角度来认识知和行的关系
宋儒从分离的角度看知行的先后，并且寻求外在的统一，产生满口道德、言行不一的流弊；明儒则从同一的角度看知行的统一，而且把行融入知中，导致瞑目静坐、空谈心性的弊端。与前两者不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提出了“知难行易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饮食烹饪技术精良于欧美，但中国人对食品消化、生理学等科学一无所知；世人都知道投资用钱的奥妙，但经济学直到近代才出现；我们题字绘画数千年，却不知美学为何物；秦朝时就开始建长城，但工程学远未出现。如此看来，所谓的真知其实远远落后于力行，知识的发展过程相比行动要缓慢太多，如果必待认识完善、知识完备后才能去行动，那一切都要被束之高阁了。
人们畏于古人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至于畏手畏脚。如果颠倒过来，提倡“行易知难”，将大有利于建设活动，能促进社会进步。
我们发现，孙中山和王阳明都反对宋儒的先知后行观点，但他们二者还存在区别。王阳明认为知行之间存在双向联系
宋儒的知行论是一条以知为起点，以行为终点的思维线段；明儒则是以知和行各自为起点，引出指向对方的箭头；孙中山则是行把知包在行里面的文氏图。通过对知行问题的梳理，我们发现无论是单从分离的角度看还是单从同一的角度看，都无法对知行关系得出完善的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有辩证的思维，要理解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王夫之认为知行是一对矛盾，致知和力行只有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所谓“知行相资以为用
其次，矛盾有主次之分，与孙中山一样，王夫之也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最后，王夫之清楚地说：“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
其次，王夫之还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
王夫之（1619-1692）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
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其对毛泽东的影响，自不必多言。《实践论》虽无一句引用王夫之，但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其思想内核竟高度的一致。
《实践论》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当然，《实践论》还不局限于知行关系问题，它还涉及到认识的发展阶段、真理的检验、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等问题，这些我们留待日后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