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年说画猪： 曾备受冷落的“六畜之首”

古往今来，以动物入画者甚多，画牛者有之，画马者有之，画虎者有之……这些家畜、走兽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精神、情趣、志向和理想的寄托，比如牛的任劳任怨、马的勇往直前、虎的豪气威猛等等。而猪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却在画史中没有一席之地，备受冷落。

　　所谓“六畜”，就是猪、牛、羊、马、鸡、狗。古人把六畜中的马、牛、羊列为上三品，将鸡、狗、猪列为下三品。

　　马和牛只吃草料，却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帮手，理应受到尊重。在中国绘画史中，马画是重要的一科。自唐以后，历代都有画马名家及名作传世，如唐代韩幹、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孟頫、清代郎世宁均是画马高手。牛入画虽不如马那样繁多，但也留下了如唐韩滉《五牛图》这样的传世名画。羊性格温顺，在古代象征着吉祥如意。古人还根据“羊”而创造了“美”“善”等字。在祭祀先祖的时候，羊又是第一祭品，受到男女老少的膜拜。羊更有“跪乳之恩”的美德。因此羊的形象也出现在众多经典名作中，如唐周昉《蛮夷执贡图》、南宋陈居中《四羊图》册页、元赵孟頫《二羊图》、明朱瞻基《三阳开泰》等。

　　鸡在农业社会的家庭经济中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尽管其能司晨报晓，但还不能与牛、马、羊相提并论。鸡与“吉”谐音，故而鸡便成为众多画家钟爱的题材。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芙蓉锦鸡图》，传为宋徽宗赵佶所绘，是我国经典传世名画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佚名《子母鸡图》，极其写实，生活气息非常浓郁。而同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宋王凝《子母鸡图》，更可谓是形神兼备。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忠于职守。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成语看，如“狼心狗肺”“狗急跳墙”“鸡鸣狗盗”等却没有一个是褒义的，可见当时狗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并不怎么好。不过，狗作为人类的伴侣，其形象早在唐代的人物画中就已经存在了。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便描绘了两只哈巴狗与主人在庭院中奔跑游戏的情景。宋代花鸟画获得空前发展，单独的犬画开始出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李迪《猎犬图》即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佳作。猪体大笨重，仅有“庖厨之用”。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地位低下、功能又过于单一，才在古代美术史中鲜有出现。

　　其实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华夏土地上就开始饲养猪了，原始绘画中也很早就出现了猪的形象。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珍品有一件猪纹陶钵。该陶钵于1973年在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整个器形呈长方形，长边两侧各以写实手法阴刻猪纹。猪眼圆睁，头向前垂，四足蹒跚而行，长条形的腹部微微发鼓，刻圆圈纹和叶纹，鬃毛簇立，尾巴下卷与身腹上的图案浑然一体。从这件作品可以看出，河姆渡人在绘画技巧上已较为成熟，绘制的笔法也十分简练，不仅形象逼真，而且神韵天成。

　　如果我们追寻中国绘画的源头，汉代画像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重要环节。汉代画像常常绘制在丝绸、陶器、漆器、墓壁上或雕刻在砖瓦与石头上。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中猪的形象很常见，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地都有出土。山东诸城前凉台汉画像石《庖厨图》中就刻画了杀猪的情景：一人持棒赶猪，一人双手拉住拴猪的绳子，另一人右手持刀准备给猪放血，猪头下有一盛猪血用的盆，生活气息浓郁。河南密县汉砖《虎猪戏》，右侧为猪，左侧为虎。表面上看去，虎、猪皆怒毛直竖；若仔细观察，两者的眼睛则充满喜感。

　　沿着绘画史发展的脉络，我们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中也发现了猪的身影。第249窟（西魏时代）窟顶北坡东下角，用白描画法表现了山林间的一群野猪。图中，一头母猪带领六头仔猪奔走觅食，线条简洁流畅。

敦煌石窟第249窟壁画（局部）　

　　中国绘画在隋唐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人物画、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成为独立画科得到了发展，可谓异彩纷呈。但遗憾的是，在现存的史料以及传世的隋唐名作甚至后世的摹本中却完全没于关于猪画的痕迹。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一幅有猪形象出现的作品，是宋代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有人统计过，《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59人，包括马、牛、毛驴、骆驼等在内的动物209头。在这206头动物中，猪有7头。它们在街上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觅食，没有丝毫惊慌，估计是经常出入于大街小巷吧。猪虽然有幸入画国宝级的《清明上河图》，但毕竟只是毫不起眼的配角，被画家冷落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改观。根据现有的资料，牧溪和尚或许是南宋时期唯一一位画过与猪相关作品的名家。他所作的《猪头和尚》如今还有摹本传世。不过，这里所画的猪只是作为一种隐喻，以示打破佛教的清规戒律，重点并不在于对猪之形象的描绘。

　　明代画家仇英所作《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中，各种动物频繁出现，羊甚至入镜了好几次，却难以觅到一只猪的身影。我们只能从一家肉铺的招牌上找到它的存在感——“本店宰赁猪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终于出现了两处猪的形象：一处是三个人赶着一群肥猪行走在河岸边；另一处是一猪一羊被绳子拴在一辆载人的牛车后跟随着行走，车顶上还拴着鸡、鸭，似乎是一家人在搬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沈源纸本淡设色《清明上河图》，基本上是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的白描版，猪的形象大致一样。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代宫廷画家徐扬为乾隆皇帝创作的大型文化献礼工程《姑苏繁华图》中出现了猪的形象。一个妇人欲要喂食，五头肥壮的猪摇头摆尾地奔向食物，颇有生活气息。晚清画家居廉、居巢兄弟并称“二居”，是开“岭南画派”先河的大家。他们注重写生，多以岭南物产入画，前人从未涉足甚至一般人见所未见的动物、植物都是他们描绘的对象。居廉丁亥（1887）所作《墨猪》镜心，画两肥猪同槽争食，笔墨简练，造型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堪称佳作。

居廉《墨猪》局部　

　　从原始社会到清代，我们只是零星地从美术史上找到了这些关于猪的形象，而在画论中则更可怜。宣和画谱卷十三《畜兽叙论》中说：“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畜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若夫所以任重致远者，则复见取于《易》之随，于是画史所以状马牛而得名者为多。至虎、豹、鹿、豕、獐、兔，则非驯习之者也。画者因取其原野荒寒，跳梁犇逸，不就羁絷之状，以寄笔间豪迈之气而已。”翻译成白话文也就是：《易经》的“乾”卦以天空为象，天空的运行健朗，因而像马；“坤”卦以大地为象，大地任重而顺随，因而像牛。马和牛都是畜兽，而乾坤至大，却取象于它们。至于探求任重致远的原因，则又见于《易经》的“随”卦。于是画家们以画马牛而出名的就多了。至于虎、豹、鹿、猪、獐、兔等野兽，就不是驯顺的了。因而画家只是采撷它们在原野荒寒中跳跃奔逃、不受约束的情状，用来寄寓笔间的豪迈罢了。

徐悲鸿《桑梓野猪图》　

　　到了近现代，画猪的名家渐渐多了起来，如徐悲鸿、齐白石、王梦白、刘继卣、黄胄、华君武、黄永玉、韩美林等。以画马享誉画坛的徐悲鸿，画猪也不落俗套。他笔下的猪以精湛的水墨技巧配合严谨的素描造型，别有风味。白石老人也是画猪高手。他以农民般的朴实、孩童般的天真加上高超的文人水墨技巧，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既有文人画笔墨情趣，又有田园气息的水墨猪图。有意思的是，处处与齐白石争高下的天才画家王梦白也擅画墨猪，有《夕阳芳草见游猪》传世。夕阳余晖里，一群泼墨而成的猪游逛于萋萋芳草之中，闲适自在，诗意盎然。刘继卣笔下的猪形象生动准确，笔墨洗练简约。黄胄虽是以画驴名世，但其他动物也颇擅长。他笔下的猪以速写入水墨，生动传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若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绝难为之。至于华君武、黄永玉、韩美林三位先生，或以漫画画猪、或用装饰画造型，各有所擅，曲尽其妙。

王梦白《夕阳芳草见游猪》

　　在古代文人画家眼里，猪的形象粗蠢笨拙，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少见于文人笔下也就正常了。在当代画家眼里，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联，通过牧猪、喂猪等题材可以表现动物和人类的和谐共处，赞美生命的美和人类勤劳的品质，所以越来越多地被画家所描绘。在许多人心目中，猪是吉祥、丰收和财富的象征，画猪有富贵吉祥之意。

　　一年春作首，六畜猪为先！值此猪年来临之际，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扎根现实生活，富有传统笔墨趣味、富有民族审美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以猪为主体的优秀作品，为中国绘画史补缺。

齐白石《曾牧星塘屋后》　

黄胄《猪多肥多粮食多》

华君武《猪八戒画桃》

黄永玉《老鸦莫笑猪黑》

韩美林《猪老大和猪小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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