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高祖武德九年6月4日，公元六二六年七月2日，一大队人马趁着夜色，悄悄潜进长安城北边玄武门附近，为首的秦王李世民在这里亲手了结了两位同胞兄弟的生命，不一会，太阳升起，大唐帝国迎来了另外一位新皇帝——唐太宗。
唐朝玄武门之变是初唐时期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事件，是皇室内部的一次权力斗争。因此无论是皇宫内部还是民间传说，都对这一事件讳莫如深。
与此同时，秦王李世民留给后世的，是尽职尽责、纳谏如流、礼贤下士的仁人圣君形象。这不禁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李世民当年为了掩盖政变的历史真相，会不会趁机干预史官记载真实的历史，并且将自己故意捏造成一位仁君以此来堵住悠悠众口，让千千万万后世的史书读者相信，这样一位仁君能够当上皇帝，是人民的福祉，上天的眷顾，即便是他杀了亲兄弟也无关紧要。
的确，如果就正史的记载结果来看，秦王李世民造反的结果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相当正确的，是有利于人民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惯有的“丛林法则理念”——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传说，在唐朝尚未建立，李氏父子兄弟还在南征北战夺取隋帝国政权的这一个时间段内，李世民和他的哥哥弟弟们都被塑造成英勇团结的形象，长子被确立为太子，处理政务，李世民则带领武官，在外征战。
但是唐朝建立后，内部嫌隙渐渐生发出来，太子因为嫉恨李世民功劳，因此常常挑拨四弟和李渊对李世民进行不公正待遇，企图迫害李世民。这时候，李世民是以一种“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无可奈何之境况下起兵造反的。这也就发生了我们后来知道的：在李渊的偏袒下，李建成集团逐步占上风，控制了局面。为挽回局面，李世民主动出击，在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被立为太子，后继承皇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因此，这件事情在正史和民间演义中，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撇清李世民私欲夺取权力的动机，强调他是被逼而反，为李世民造反杀兄、屠弟、囚父提供正当理由。
显然，这是当时亲王李世民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历史完全被他所主导的结果。
很多时候，历史真相就是这样，在重重的私欲和人为扭曲背后，真相早已不堪探求，只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背影，坠于历史的流沙之中，早已无人知晓。
然而，历史的有趣也在于，在这样重重烟幕的背后，总会留下有一些细节和蛛丝马迹，从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保留了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真相。在当年参加玄武门政变的人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叫常何。
这个人早年间是一个起义军。隋朝末年，瓦岗寨起义，他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投降唐朝后，一直在武将底层混，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人。在玄武门之变后，常何才渐渐有了起色，历任泾州刺史、右武卫将军、平壤道行军副大总管等官职，在唐高宗永徽6年（655）病逝。
他死后，他的家人请当时宰相为他撰写墓志铭，就是在这块墓志上面，却透露着玄武门事变的几个细节，令人感到诧异。
这块墓室碑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当时亲王李世民相中了他，让他去担任玄武门附近的守将。这本来也没什么。但是这一个举动时间节点很有意思，是在武德七年。
我们知道，武德九年就是玄武门事变发生的年份，所以说，李世民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安插好了他的人，让他镇受在玄武门。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给常何很多贵重物品，这一点就很可疑了。事实上，当年玄武门事变之事，如果没有常何，很多事情唐太宗是想干也干不成的。比如他的一大队人马之所以能在当天凌晨大摇大摆的随便出入玄武门，携带兵器，造反成功，如果没有常何这个守门之人，恐怕计谋是很难实现。特别是李世民特意嘱咐常何，六月初四日掌控好北门，显示出两年来苦心拉拢常何的终极目的。
所以，至少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常何是李世民的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两年前就已经留好了这一手，应该是随时准备密谋造反。两年后，李世民在内应常何的帮助下，在玄武门杀兄、屠弟、囚父，完成了他的夺权计划。
事实上，常何当年在玄武门事变之后，马上升官发财，官运给亨通，要不然死后宰相也不会给他写墓志铭了。而李世民在历史上最为真实、老谋深算的心机也显露在世人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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