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和文友们一起参观了河南盛田农业总部港。即便我这个道地的禹州人，也被“百年粉坊”里手工制作粉条十八道工序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印记深深吸引；置身现代化车间的全自动智能化粉条生产线前，更感到无比震撼；特别是品尝到盛田农业生产的系列鲜粉制品，重新感受禹州粉条特有的绵软、筋道和久违的红薯醇香时，我的心中感慨不已，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从前，重新拾起关于老家粉条的记忆。
我老家在禹州北部无梁镇月湾村，村里多是山岗地，种红薯个儿圆面儿光，淀粉含量高；再加上水源充足，条件得天独厚，是名副其实的“粉条窝儿”，生产出来的粉条粗细均匀、晶莹剔透，吃起来筋道醇香，在“东南路”（鄢陵、扶沟、上蔡）一带很有市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家家春来种红薯、户户冬至做粉条，粉条成为人们引以为荣的支柱产业和主要经济来源。后来外贸部门在村里设了收购站，白天周边村子赶来卖粉条的人力车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晚间收购站里则灯火通明，村民们在这里打捆、装箱还能挣钱，惹得十里八村的人羡慕不已。
我那时还是十来岁的孩子，虽说在“粉条窝儿”里长大，却对粉条的美味情有独钟，更对粉条做成的各类菜肴百吃不厌。
当时人们春节走亲戚带的礼物，除了红糖和“蜜角”果子，粉条、白菜、礼条这三样东西必不可少。我们每年正月初二都要到姥娘家去，父亲提前把竹篮清理干净，先把年里就已备好的猪肉礼条放进去，再放一棵外皮已经风干的白菜，最后解开粉条捆儿，抓一把粉条摊放在最上面，用毛巾盖好，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出发。
在姥娘家做客，午餐相对丰盛，饭菜都盛在黑瓷碗里，可我最喜欢吃姥娘炸的“毛头丸子”。炸这种丸子其实很简单，先把碎粉条用热水浸泡，加入红薯粉芡，掺些辣椒粉、花椒面等佐料搅拌均匀，然后用手捏起黄杏大小的一撮儿丢进沸腾的油锅里，炸成焦黄色时再捞出来。丸子外表的粉条经热油一炸，都毛头毛脑地支棱起来，吃起来焦香酥脆，往往是饭桌上的吃完了我还意犹未尽，姥娘就把盛“油货”的簸箩端出来让我挑着吃个够。当然，我也期待最后的压轴菜——猪肉炖粉条，一人一大碗，让我们吃得酣畅淋漓。起初，我一直以为是我们上午带来的粉条和猪肉被姥娘拿进灶屋现做又被我们现吃了，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原来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猪肉炖粉条是人们逢年过节时才舍得的招待贵客之道啊。
我对粉条除了爱，其实还暗生“恨”意，内心里对做粉条的过程感到排斥。
农历十月间，父亲拉着装满红薯的人力车到生产队唯一的那台磨粉机前排队，我们也要跟着受罪，因为红薯磨成渣后要连夜用“吊单”把里面蕴含的淀粉过滤出来，父亲就逼我学会了摇“吊单”，间或替换一下劳累的母亲。他则不知疲倦地一桶桶往吊单里冲水。我有时瞌睡劲儿上来了控制不住自己，正扶吊单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松开，红薯渣随着歪斜的吊单扑通一声落进淀粉池，招来父亲一顿呵斥；粉芡从池子里挖出来，摇晃芡兜滤水分也是我常干的活儿。
做粉条则在农历十一、二月间天寒地冻时进行，既忙碌又累人，更需要人手。特别是“冻”粉条和晒粉条时逢着星期天或节假日，父亲就叫我们弟兄仨都参与进来，帮着大人递“干”、除冰、翻个儿、拾碎粉条等，往往把双手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红肿疼痛……因为不能和伙伴儿们一起疯跑、玩乐，我心里老大不愿意。
爱恨都已成为过往。现在，老家很少有人再劳神费力地种红薯、做粉条，我也多年未品尝到纯正红薯粉条的味道了。我固执地认为，家乡的粉条虽然味道鲜美，却因产自乡间且包装粗俗简陋，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在我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却早在“粉条哥”孙继周先生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下成为现实，盛田农业生产的真空包装鲜粉系列产品，彻底颠覆了我固有的观念：原来，家乡的粉条也能做得如此精致，并且走出国门，迈向世界。这对有着数百年粉条加工历史的禹州以及禹州人民来说，该是一件多么幸运和自豪的事情啊。
“中国粉条数禹州，禹州粉条甲天下”。相信，有禹州粉条为媒，禹州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向往！
文/张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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