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国粹也是糟粕，懂的人沉默，不懂的人瞎说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可以视其为糟粕，但谁也无法否认方术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所有人都持怀疑，但所有人骨子里都埋下了方术的影子。从百姓到君王，无不如此。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方术。

方术在先秦时本指道术而言。《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这里的方术本意是指某些特定的学问，即所谓“治道艺术”。自秦代以后，方术逐渐变成特指，衍变为方士之术，成了一切非理性神秘之术的总称,衍生出“方技”和“术数”两大类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术共列为“方技”，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列为“术数”。而到了魏晋时期，“方术”、“方技”、“术数”三者逐渐混淆。《后汉书》有《方术传》，其序把卜筮、阴阳推步之学、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帅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列人方术，并云“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望云省气、推处祥妖”等。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这样说道，“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方术部》包括“养生”、“卜筮”、“疾”、“医”等。而在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方术部》包括“养生”、“医”、“卜”、“诸卜”、“筮”、“相”、“占候”、“占星”、占风”、“占雨”、“望气”、“巫”、“厌蛊”、“祝”、“符”、“术”、“禁”、“幻”等。

自明清之后，方术逐渐定义为运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等数理，推测社会与人事之变化和发展趋向的方法。

占卜术

用各种玄幻、神秘的方法，来获得世间事情的情报或预测未来吉凶祸福之术。其根源来源于古代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的最基本的认识，表达了人们对神的敬畏及期望获得神示的迫切心情。

现存订考的最早的古卜术为甲骨卜。考古发据表明，在新石器时期已普遍使用卜骨，至商代臻于极盛。它的特点是以火烧灼兽骨龟甲，观其裂痕以断占凶；到了周代，以数理为依据的筮占法开始盛行，出现了占卜专书《易经》。以阴爻和阳爻组成八卦及六十四卦进行占验，表明了古人对大人、阴阳关系的理解。、

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星占术，从殷商时期盛行，人们利用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行情况的变化来预测国家的重大事件。

除了甲骨卜、筮占、星占外,先秦时还有梦占以及其他各种象占的占卜术。汉代以后,更衍化出杯笈、金钱卜、灵棋卜、牙牌数、签占等林林总总占卜术来。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历法的推究结合起来，产生了两种特殊的占卜术：择吉术和式卜术。择吉术也叫选择术或择日术。战国至秦汉时期,选择日辰之风甚盛,择吉的家数甚多。《史记》就曾记载过由五行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等就择日问题进行的多次辩讼。而式术包括六王、太乙、遁甲三种,合称“三式”,其特点是运用“式”这种器具进行占卜。

星相术

包括星命术、相人术和相地术。星命术是根据星占术或人出生时的生辰八字推算个人命运之术，主要有五星术和三命术两大流派。相人术,是观察人的形体相貌以测断其贵贱寿夭、吉凶祸福之术。相地术包括相宅术和相术，统称为堪舆术或风水术，是观察宅舍、坟墓的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之术。

在《汉书·艺文志》将相人术和相地术都列入“形法”之学。

杂术

包括内容庞杂的各种方术,如巫术、禁忌等，多与鬼神观念有关。

中国方术源远流长，种类繁多。一方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部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方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乃至今日社会，一直扮演着反面角色。为迷信活动利用服务，包含着大量的糟粕；但值得注意的是，方术与我国历代先民对自然和社会运动的幼稚认识的联系，在愚昧的外表下包含有大量的民俗民风材料。

因此，对待方术，应该一分为二的认识，既要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正视重视，同时也要大胆批判其愚昧迷信的一面，对其内容科学研究，而不能采用回避的方式，以遗忘一笔勾销。

值得注意的是，历朝历代对于方术都是极为矛盾的心态，禁止与迷信并存。民间方术活动从未被真正查封禁止过。大到国家兴亡，小到感冒发烧。人们在反对“方术”同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方术的利用。而随着生活条件的提升，方术活动也出现了抬头的势头。因此，每个致力于研究民俗的朋友，都要警惕认识其危害，不能把着眼点局限在破除迷信上，毕竟破除数千年的信仰方式并非一日之功，应该根据方术背后的科学，以及社会背景去研究挖掘其文化底蕴，提高民众的觉悟,才能最终消除其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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