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鸟先飞——韩天衡说鸟虫篆（刻）

　　韩天衡老师曾这样评价自己的鸟虫篆：“我的鸟虫篆掺着从生活当中感悟汲取的艺术词汇，强调大开大合，讲究流动、洒脱、虚实、粗细、方圆的相辅为用。”那么如今韩老师又是如何评价的呢？猛戳下方视频了解。

　　韩天衡， 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号豆庐、近墨者、味闲，堂号百乐斋。自幼好金石书画。师从方介堪、方去疾、马公愚、陆维钊、谢稚柳、陆俨少诸家。擅行草、篆书及篆刻，国画以花鸟为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中国画院顾问。

　　我心目中的鸟虫篆

　　韩天衡

　　鸟虫篆，是滥觞于周秦时期仅见于印章及偶见于铜器、铜剑上的文字，诚属一小众书体。因其依字型的点划、偏旁，装饰为鱼虫夔鸟活生生的形体，其文字又都是以金文、小篆、缪篆为载体。如果我们不从学术上去严格追溯、推敲的话，今之印坛，乃至大众，一般也都是以“鸟虫篆”俗称之。

　　鸟虫篆，应该说是以诸多形态动物的造型而精心美化、艺术化的篆字，它别出心裁、繁饰巧妆、费人思量和咀嚼，是古篆书里的花体字、美术字。

　　在明末，饶有创新意识的印人何雪渔，就借鉴古人创作过一方，也仅仅是一方“登之小雅”的白文印，甚是得意。也许是盘曲缭绕、花里胡哨，就被同时代的印人朱简斥之为“谬印”。

　　两个懂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审美，两个大相径庭的评判。可见这“口味”是因人而异的，且是南辕北辙的。艺术这玩意，品评其高下、优劣、美丑，较之算术的答案要复杂、烦难得多，甚至迷惘多多，不是吗？它除去公式，更多的是公式外的种种考量和辩白。正因为如此，美，也许是真美，也许是伪美；好，或许是真好，也许是敷衍，也许是反嘲。于作品和受众往往是坠入云里雾里，不辨南北东西。而真正地闹明白美得真、好得真，至少得下八年、十年的修炼功夫。若不下这等苦功夫，也许一辈子浑浑噩噩也闹不明白。这正是欣赏评品艺术背后较艺术更错综复杂的一门艺术。搞艺术难，懂艺术也难，难之又难，故而知音难得。

　　朱简是印学家，名头大，说话有份量，以点概面的“谬印”一说，从某种角度上抑制了鸟虫篆濯古来新的进程。事实上，明末那当口，正是印起八代之衰的振作期、复兴期，放着大量的秦汉印不顶礼膜拜，而去玩鸟虫篆，大路不走走“旁门左道”，理当不认、不容。这也许是被朱简诟病的所在。

　　艺术之初，其风貌的走向，总是由质朴而靡华，由简约而繁复，由粗率而精微……可是，这倾向又往往会倏地来个大转向，乃至大调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古人普遍的感喟。仅管调头，但它不是粗浅的，炒冷饭般的“轮回”。其表现的手段、面目、意趣必然是花样翻新的，一定是由内而外地改头换面的。求新、更新是人心所向。窄义地讲这是圈子里的印人有“各领风骚”的原动力驱使。广义地讲这是整个社会大观念、大文化对印坛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至。树欲静而风不止。因此，印人、印风是不变也得变，不可能不变。

　　诚然，坚持不变者，也在被动地变，不知不觉间变得老调而僵化。而主动的变，勇作呕心沥血的求索，“新”的曙光必在前头。当然要讲些令人泄气的话：求变者的成功机率远不至万分之一，但万分之一万的新希望、新风貌只萌芽于这主动求变的队伍里，似乎，这又是足堪慰籍的。

　　鸟虫篆印，被打压了三个世纪，少人问津，少人实践。而真正举起大旗的是方介堪。他上世纪二十年代寓居海上，曾勾摹秦汉篆文十万粒，足见他的深邃功力。他有志于打开鸟虫篆入印的通衢，且又得到大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倾力倾心参与和支持。茶后饭余，三位大师对鸟虫篆浓妆艳饰作细致入微的探讨、整饬、深化。美术家与篆刻家的才情叩撞，启以智慧，积以时日，精益求精，美轮美奂，遂使方氏的鸟虫篆印形成雅妍、鲜灵、精严、宁静的独特风格，开三百年来未有之新天。想必起朱简质之也当首肯矣。

　　近些年，不少中青年印人也雅好鸟虫印，且身体力行，不乏妙思、佳作。然也多有可商榷者。笨鸟先飞如我，借此短文说几点自己研习中的甘苦，或可作前车之鉴。

　　作为一个印人，对鸟虫篆印的创作，要力避老调重弹、力避千印一面，踏实而虔诚地去追求一印一世界，一印一风情的宏博、清新气象。我总这样告诫自己。

　　韩天衡鸟虫篆刻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