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许多人将梁漱溟视作新儒家开山创林的人物。在风雨如晦的近代社会里，儒家思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尤其以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为代表，此语境之下，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针对传统文化的追问：中国还需不需要儒学思想、儒学思想要走向何方、能走向何方、如何让儒学思想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云云。诸多问题，需要时代学人的回答，另外的角度而言，时代也在呼唤新时代儒学大师的出现。此背景之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家们顺世而生。梁漱溟先生首先创立了“新孔学”思想体系，继而提出“文化三路向”、“非理性主义”、“伦理本位论”等著名文化理论，着力为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和辩护。梁漱溟说，“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他曾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可以看到，在梁漱溟先生的哲学体系中，他确是想构建一套为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新伦理社会的。
既然为儒学家，既然为伦理论者，既然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观念，梁漱溟就不可以绕开“仁学”以独行。学界人士大多承认，儒学的主要伦理价值核心为仁学，一部仁学史就是半部儒学史，虽然，这其中也有武断的成分，但研究儒学而避谈仁学的儒学家是几乎不存在的。事实上，梁漱溟在刚刚出道之时，便直接深入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的概念中去了。在此基础上，梁漱溟完成对孔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新构造，也就不在话下了。本文便试着分析一下梁漱溟先生的仁学思想，文中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梁漱溟为新儒学的开创者，自然少不了对仁学进行分解和辨析。事实也的确如此，梁漱溟在自己的仁学思想里糅合进了许多西方社会的生命理论，最著名的当属柏格森的生命学说了。可是，如果不能够认识到“孔子之的所谓仁学”（梁漱溟先生语），凭空去稼接一些所谓西方的先进理论，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信服力不大，在学界的影响或生命力也会有限。那么，梁漱溟对于孔子的仁学又是怎么认识、怎样分析的呢？
孔子论仁的地方有许多，《论语》里“仁”出现一百多次，字面意义虽然都能理解，但不同的人解释起来也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另外，孔子之于仁学，也定然有概念、方法、意义之分，梁漱溟要做的，就是先将这些东西理顺清楚。现在西方学界讲究解构，而民国时期的梁漱溟已然完成了对孔子仁学的解构。
其中，梁漱溟先生重点讨论了达到仁的易难之论。梁漱溟认为，仁“要使生命恰合乎自己生命之理，并不是难事”，用孔子的话就是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显然，这种观点与陆王心学中的“吾心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中我们看到，心学留给梁漱溟先生的痕迹还是比较深的，换言之，这便是我们所说梁漱溟先生受到宋明理学的很大影响的便佳证据之一。对于达到仁或成为仁人“说难也难”，梁漱溟先生首先作了一个假设，为什么仁如此容易达到而又有许多人离开了仁了呢？梁漱溟说，“我们人的心，能够有一个不走原来天然的路的可能……即人心有乱七八糟之可能，人可不听凭原来的一条路上走。”这里面有许多生命学尤其是梁先生“意欲论”的内容，主要在第二部分进行论述，这里也不再多言。
此外，还有两项，梁漱溟先生没有进行归纳，但从他的总结中，我们能看出他对于这两句话的理解，即都不属于以上五项。第一项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二项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应该看得出，后面两项为“去仁”的危害与“不违仁”的意义。
毋庸置疑，梁漱溟正是对孔子仁学完成了如此细致地解构与辨析，他的“新孔学”才有了得以升华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梁漱溟先生将西方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稼接到传统的仁学思想上，也就成了一种现实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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