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以“散文诗”的独特风格，成为“里程碑”式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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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是中国第四代导演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之一。影片拍摄于1983年同名小说改自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姑娘英子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动荡又美好，温暖却残酷，“愚骙而神圣”的童年往事;也为所有见过或未曾见过北京城的人们描摹出一个既近在眼前又恍如梦境的老北京。

不同于一般电影把“讲故事”置于首位的艺术诉求，《城南旧事》在看似松散的叙事框架下，弥漫着一种东方式的含蓄情感。导演吴贻弓明确表示，影片自开始拍摄的基调便是“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影片无论叙事抑或影像，无不完美地贯彻了这一基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散文诗”电影风格。新中国的观众在经历了“十七年电影”缺乏变化的革命英雄主义、“文革电影”虚假程式化的“高大全”以及80年代初谢晋式的“大悲大苦”之后，终于看到了这样一种清新恬淡却又耐人回味的影像。这是一部真正和中国千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审美趣味相契合的电影，是一部以“现代”之名发扬东方传统的电影，是“里程碑”式的电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本体进行反思，提出了电影的“文学性”、“戏剧性”、“诗电影”、“散文电影”等命题。如何摆脱“戏剧化的影响”，走向“电影化”，第四代影人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吴贻弓以《城南旧事》为这种理论树立了实践的榜样。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一部摆脱了“虚构的戏剧性”，而在叙事上实现突破的“散文电影”、“诗电影要探讨电影何以成为“散文诗”，我们必须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影片的叙事风格，影片的视听风格，以及影片的节奏营造。

在前两个部分中我们对影片的叙事风格进行了总结。无论是空间叙事还是碎片式的叙事，它们都反映出导演从生活的断面上寻找戏剧性的艺术追求。相对于仿照好莱坞模式和苏联模式建立的新中国式“革命现实主义”而言，这部影片的确带有一定的“纪实”色彩。平淡的故事加上对情绪的描写，导演将基于戏剧张力的“叙述”转为基于情感张力的“描摹”，在内容层面已经实现了由“戏剧”向“散文”的转变。

《城南旧事》在电影语言上的一大特色在于将“言外之意”通过视听生动地传达出来。宋妈得知孩子死了一节，说明了镜头的调度在表达言外之意的作用。其实，影片中还大量运用声音实现这种效果。例如，第二段故事中，英子的好朋友——张丰毅扮演的小偷被警察发现押走一段。英子先是发现有人进入小偷藏身的草地，继而有很多居民围过去看。镜头对准了小英子的脸，画面上的声音确是附近的男孩子们叫嚷着“走，去看看”、“快来呐”、“在哪儿呢”，以及人们的脚步声，乌鸦的叫声。等小偷被押着走出草丛，英子呆呆地望着他，嘈杂的环境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警察推搡小偷打在他脊柱上的声音，以及小偷的脚步声。当小偷最后一次冲英子眨了眨眼睛，镜头推给英子一个特写，《骊歌》的音乐响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段戏的声画配合完美地传达了英子和小偷之间的感情:在其他人看来，小偷是坏人，大家争先恐后地来看他被抓的热闹，而对英子来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有感情有痛苦的“人”。声音形成了另一层表意元素，将英子的情感在看似平常的画面中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同样，在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中，大量水声、汽笛声的加入，使得原本狭小的船舱有了更大的空间与之映衬，因而舱内这些善与恶、丑与美，更带上寓言般浓缩的社会意义。

如何做到“形散神聚”，是散文诗的重要功课。对于一部电影来说，让观众从头至尾有一种“形散神聚”的感受，更需要一番工夫。吴贻弓导演认为这部影片成功的原因，在于“艺术的重复”。“前半部井窝子，井台打水反复出现了四次，机位相同，内容相同，但‘质’有所不同;后半部操场放学也反复出现了四次，机位相同，内容相同，但‘质’也有所不同。”吴贻弓认为，这种重复造成了“生活的流逝感”，“把影片所叙述的一桩桩一件件生活琐事”，“一下子结到一起来了”。事实上，这种“重复”的背后，对应着导演对影片节奏的把握。节奏不仅包含了在特定时间重复地展现某些场景，还包括在情节性段落、生活流段落和抒情性段落之间切入切出，以及在镜头和蒙太奇段落间插人适当的长镜头和空镜头，以表现情绪、烘托气氛、放缓叙事等等。例如，英子爸爸生重病，英子拿着成绩单去找他。爸爸问她有没有再迟到，英子说自从她因为赖床挨了打，就再也没迟到过。导演这时插入了两个相对较长的父女二人对望的镜头，没有对白或其他声音，只是两张脸，一张带着天真的微笑，一张充满愧疚和苦涩。影片节奏突然被拖慢，敏感的观众在这里可以意识到父亲的愧疚夹杂着一丝人生不可重来的遗憾，为着墨不多的父女感情制造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另外，主题音乐《骊歌》对本片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这首优美的歌曲正是影片的基调所在。它也在影片的首尾呼应、情绪宣泄、氛围营造上处处立功。这段四句的音乐组织起影片的断章，以极简的旋律衬托出无比丰富的情感内涵，是电影音乐成功运用的典范。“感染力的能量，是靠一系列原先看来并不‘重要’的形象信息自然积累之后，才能在关键时刻得以顺利释放出来的”，“电影绝无所谓‘过场’。”吴贻弓对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场戏的精益求精，造就了《城南旧事》的美。这种美是“现代”的电影语言和传统的东方人文风格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人情感节奏的传达，是新时期到来之际，中国电影回归民族传统的夺人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