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金明:从锄头到小皮锤,田间地头里走出来的圣手天工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1977年出土于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厝”（注1）墓。它不仅造型别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风格，更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复杂精巧，无以复加，展现出中国古人超前的审美和智慧。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不仅成就了“千年美器”之名，更由于登峰造极的铸造工艺，被称为“不可复制”的传世青铜器。

　　然而这样一件珍宝，在出土时由于历经千年，早已面目全非：铜案上的漆器木质板已经腐烂，底座、方框和四龙四凤全都分开了，器身纹饰全都是锈层，四龙四凤也完全变形扭曲……今天，我们有幸能在博物馆看到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重现光辉，要得益于当年负责修复这件国宝的文物修复师刘增堃、雷金明师徒二人。

　　农村走出来的文物修复大家

　　雷金明，他的名字大气磅礴，然而他本人却有着和名字极不相称的性格：朴素、寡言、不善表达，面对摄像机镜头时，他甚至流露出些许的木讷与朴拙。但就是这样一位穿着工装就登上舞台的文物修复师，却用自己的双手让一件又一件国宝重现光彩：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中山三器”、十五连盏灯……这些国宝每一件都对得起雷金明这个听起来如此响亮的名字。

　　不过，40多年前的雷金明，跟本没想到过自己会和文物修复打上交道。1956年出生于衡水冀县一个农民家庭的雷金明，是家里7个孩子的老大。“没上完高中我就出来了，因为什么？家里穷，我的兄弟姊妹又多，我是老大，我得挣工分养活他们。”雷金明那时刚刚二十出头，因为家境贫寒失了学，只能依靠体力劳动为家庭分担过重的压力。

　　想起过去的生活，雷金明感慨万千。他没想到，接下来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当时我父母收到了一封电报，是我姨夫发来的，他在定州博物馆工作，叫我过去做学徒，因为家里压力大，我父母根本就没告诉我。”一个穷人家庭，在正需要劳动力改善生活条件的时候，很难会去让孩子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就这样，雷金明的父母替他拒绝了电报上的邀请。

　　然而或许是命运的眷顾，不知情的雷金明最后还是幸运地收到了电报上的讯息。“我当时正在地里干活，一个同学来跟我说，你姨夫来电报了，说叫你去外边去工作，你怎么还在这锄地呢？当时在地头，我撂下锄头就跑，一路往回跑，往家里跑，没想到最后家里还是不让出去。”说到这里，雷金明垂下了眼睛，仿佛又体味到了那时的失望。

　　但这次他真的想出去，向来懂事的他这一次做出了最任性的决定：“我不干活，我不下地了，我非要出去。最后没办法，我父亲说那没人送你，叫你叔叔送你去吧。我就求我叔叔把我送去，那时候我记得我一路从衡水坐火车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再到定州，我那个火车票都放了好多年，后来因为老搬家，我跟那些粮票放到一起了，最后那一包弄丢了，找不到了。”

　　就这样，雷金明扔掉了手中的锄头，拿起了钢锯和小皮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文物修复之路。而当年一封电报把他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的那位姨夫，就是他的师父，中国青铜修复四大派之一的“古铜张”派的传人刘增堃老先生。

　　一做就是40年，我在梦里修文物

　　雷金明虽然算是“半路出家”，但是他天性好奇，更生了一双巧手，很小的时候就能自己动手做各种小物件，也常常把各种东西拆了再装起来，因此没少在家里挨打。而刘增堃先生也正是看到了雷金明的天资聪颖，才会让他跟随自己做了学徒。后来刘增堃还说过雷金明是自己学徒里边“最聪明的那一个”。

　　雷金明知道自己跟随刘增堃学习文物修复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他永远“下的是笨功夫”，而这功夫一下就是十二年。“一般修复师学3年就能学成。我跟了师父3年，他也让我自立门户，可是我就是不想离开师父，跟了他12年。其实我小时候还挺疯的，但是日积月累做文物修复，慢慢性子都磨平了，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当年和雷金明同一批跟随刘增堃学艺的学徒有六七个，但最后留在这行的就只有雷金明一人。雷金明心里很清楚，自己得到刘增堃的喜爱并不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姨夫，对自己有偏爱，而是因为自己肯吃苦，真正能沉下心来做事情。“师父的承训：要干一行爱一行，对一件文物负责到底，师父就是这么教我的，现在我也就这么教徒弟。”60多岁的雷金明在节目上提及师父教诲的时候，还是不禁落泪了。

　　这么多年来，雷金明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甚至在梦里，他都在思考着如何把文物修好。“那天我就做了一个梦，说有个大鼎要修，我就说抬到我工作室去做吧，我小心又加小心地抬它，几个人一起抬着它，绳子绑着，一层层下楼，下着下着，突然绳子就松了，眼看着大鼎要栽下去，我一下身子就冲过去，就钻到鼎底下了，然后就醒了，都不知道是被吓醒，还是被大鼎砸醒的。”

　　雷金明梦里的这座鼎，就是他在节目中所说的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铁足大鼎”。这座鼎，他前前后后算上，可以说是“修了一辈子”。“其实前两年我就已经退休了，但我现在还是回到单位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鼎，想做完它。师傅曾经对我说，一个文物修复师，要对他修复的文物负责，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着。这也算是修复师的使命，我要继承他，就算这辈子，我没有完成对他的修复，也希望徒弟、徒孙去完成。这样，对这个鼎，对师傅，对自己也算有个交代。”

　　文物修复要更加包容

　　任何派系都要为文物服务

　　说起古青铜修复，中国文物修复领域，也曾是一个像武侠小说一样的门派林立的“江湖”。清代时，我国的青铜器修复领域中就形成了四大流派，分别为北京派、苏州派、潍坊派和西安派。雷金明就师承于这其中的北京派。

　　相传清光绪年间，清宫造办处有八个巧匠手艺最高，人称清末“八大怪”，其中修复古铜器的一怪就是绰号“歪嘴于”的于师傅。“歪嘴于”的弟子张泰恩，人称“古铜张”，开创了民间“青铜四派”之一北京派的“古铜张”派。

　　张泰恩后来也有两位高徒：张文普和王德山。张文普和王德山的徒弟们大多都成了新中国文博行业的第一批青铜修复师。张文普的徒弟，如李会生、赵振茂等人，在故宫博物院，而赵振茂先生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王有亮的师父；王德山的徒弟刘增堃在河北博物院，王长青在河南博物院，王长青和王琛父子就是《国家宝藏》第一季中“云纹铜禁”的修复师。

　　在谈及自己的师承关系时，雷金明主张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去看待青铜修复的师承派系关系。“现在我很少谈及文物修复的派系关系了，因为面对新的时代和环境，我们更愿意用一种包容的态度去传承和发展这门技艺。现在大家都更愿意把技术共享出来，交流也更多，更开放，因为不论什么派别，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修复好，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所有派系都要为文物修复服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能够走上文物修复的道路得益于自己的师父，但雷金明对于中国传统师承关系的消逝却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以前师父只收几个徒弟，而且传男不传女，这种师承关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社会的发展了，我们文博行业迫切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进来，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旧的观念，把文物修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播出去。同时，文物修复也不像以前那样，关起门来苦苦钻研，现在我们可以有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我相信这对于文物修复来说是有好处的。”

　　如今，已经62岁的雷金明没有选择退休，他每天依然不知疲倦地在工作室用他的小皮锤和钢锯为他心爱的文物进行修复，工作常常进行到深夜。他至今仍把一切归功于“幸运”二字，“没有我师父，没有这些文物，没有国家的支持，我可能还是那个种一辈子地的农民，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幸运，别人说我是天工圣手，文物医生，其实我自己知道，没有他们我什么也不是。”

　　表面上看，文物修复或许是一件枯燥乏味的工作。但是雷金明让我们知道，一旦你真正爱上它，你会发现，对文物每一次轻微的敲击，都将是幸福的震颤。我们的国宝背后其实还有很多像雷金明一样的无名英雄，感谢他们在一件件修复如初的文物背后的默默付出。愿所有中华儿女此生不悔入华夏，中华文脉澎湃不息，永不断绝。

　　撰稿 | 樊景阳

　　编辑 | 江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