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南怀瑾学术思想与巴蜀文化（五）

编者

本文作者谭继和教授，1940年生，今重庆市开县人，1965年川大历史系徐中舒先生指导的先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硏究员，博士后导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川大中华文化研究院咨询委员，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佛教协会顾问。四川省司马相如、扬雄、郭沫若等研究会和省武术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大禹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省李冰、武则天、杜甫、杨升庵等研究中心顾问，省大禹研究会和省杜甫研究会顾问，省图书馆理事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主编。曾任五至八届省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津专家。主要著作有《刘沅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脉》等。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而作，授权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发表，全文约两万四千字，分期连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南怀瑾学术思想

与巴蜀文化 （五）

文 \ 谭继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巴蜀佛教也是融会三教合一精神的，特别是巴蜀禅宗丛林多是与儒道结合。近年在成都杜甫草堂内发掘出正觉寺碑，是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所建。碑上记行感法师，既是“兼习大小乘”，又是“兼览儒书”。玄奘的二兄长捷在成都出家，也是主讲内学外学，而“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袁焕仙、南怀瑾所居的灵岩山，早在唐代就建有佛道合一的玉皇殿。就这些例子可见儒释道三学三教合一，在巴蜀也是历代佛寺的精神内涵。

袁焕仙与南怀瑾两位先生的学术行止、志向和兴味，就是在这样的三教合一的历史人文环境和自然绝观环境中熏染成熟的，二人的亦师亦友情谊，也是在这两个环境中生长起来的。

袁焕仙先生说到其学术宗旨与历史担当，有四句话，“燃先圣之心灯，续众生之慧命，揭宇宙之至理，轨万有之一行”，这“焕仙四句”，固然是“横渠四句”的“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思想的继承、转化和发展，但同时它也是巴蜀文化包容儒释道、圆融三大教的特点的产物和结晶。在他之后，怀瑾先生的学术生涯，我想这样概括：“别裁旁通三大教，五经之首易为先。禅海蠡测契心要，会归一旨天人间。”由别裁旁通，蠡测会归的研究思维，也可看出他在四川所经历的会通兼容、不循常轨的历史人文环境，特别是三教合一的传统氛围，对他也有相当的影响。

三、南怀瑾学术思想新体系，与巴蜀文化的创新会通精神

南师的学术思想体系博大精深，精宏兼备，用舍行藏，燃灯暗室，续古老传统之旧脉，开未来学问之新局，实为洞察自然而接引天地，错综古今而指导人生，经纬心灯而改革社会的真学问。南师倾其一生构建的学术思想新体系，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难课题，需要集中众多学者的智慧来探讨。我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想从“会通识”，即历史的透视眼光的视角，考究巴蜀文化“创新会通”的根本精神，对怀瑾师修三教，习三学，含藏业力，成就学问的影响和作用，试作粗浅的探析：

（一）巴蜀文化固有的创新创造精神，与南师学术思想新体系的与时偕行俱新的新境界的关系。

创新和创造精神是种植在巴蜀文化的基因和文脉里面的，上面分析了原始儒学源蜀，古蜀仙道源蜀的开源性贡献，又分析了中国化禅宗禅学，从智诜到马祖道一的奠基性贡献，也就是说从儒道和禅的源头开始，蜀人就具有这种开源性或奠基性的学术创新和思想创造的精神。这种精神从3500年前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时代，直到巴蜀的汉唐时代，一直传承着，创造了不少不同凡响的、令世人惊叹的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记录。巴蜀精英这种创造创新，勇创一流的文化精神，蜀人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文中有过总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蜀人这种不同寻常的“非常”精神，就是蜀人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想象力最好的概括和写照。尤其是禅宗的中国化的过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参话头，打机锋，立公案，这种“非常”为特色的学术思辨精神在巴蜀特别鲜明。南师关于禅宗的研究和演讲，一再强调的也是这个精神。关于禅宗的研究，各种学派讲得很多，意见分歧也大，都不如南师阐释得最为透彻和鲜明，他是在自己开悟得到灵慧的理论基础上，才讲述和撰写出《禅海蠡测》《禅话》《中国佛教发展史略》等学术著作的，才可能对禅宗的公案、机锋、偈语等特征有那么深刻的哲学理解和不同于常规思维的独特见解，这不能不说，南师是受到了巴蜀文脉传承和巴蜀精英根植的“非常”精神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他“那个禅宗的老师”袁焕仙先生“非常”教育思想，即“以心传心”教育方法的影响，这里以南师自述的袁老教育他的故事为例来加以说明。

袁老教南师习禅、研禅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用“去、去、去”否定南师自己的诗文，去除“可得心”：南师自述说，别人都满口称赞“我的诗文”，而“袁老否定我的诗文”，“看也不看，往旁边一丢”，还指责说“你懂写文章？去去去！”。第二步是用“一百遍”指定南师读“非常人之传”：“把《伯夷叔齐列传》读一百遍再来谈文章。”第三步是用“不要写了”认定南师已经有了灵悟，不会再坠入文字禅的迷悟。南师果然按袁老要求再次重读早就熟悉的该列传若干遍后，有了灵悟才写了新的文章上交袁老，袁老这时却对他说：“不要写了，你对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教育方式，就是要受教者“独超冥造乎语言文字之外”，不泥于文字禅的语句，而是经历上述三步过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获得－种“类似跳过悬崖的内心体验”（《中国哲学简史》笫225页），从而为开悟创造条件，达到“佛”（新的觉悟）的境界，实质就是般若大智慧的新开悟境界。到这个境界，虽然日常生活与行事还是照旧，但因人的思想与智慧的获取方式已换了新境界，因此就像换了一个新人，可以进一步修炼顿悟，达到上升了的“佛（即觉悟）”境界。这时的体验大不一样，会感到凡公案话头皆非实法，而是让语言文字出自于自性的心田，自然流露出来。如果真正做到了熔冶儒释道各家之言，“综贯一家，会归一旨”“只道得一字”也就可以了。所谓“不离文字难为道，尽舍语言始是经”，就是真正获取般若智慧，到了开悟之时的意思(以上概括萧天石评南怀瑾语)。正如清人通斋居士所言：“天下事多从悟入”，“从古作者未有不从悟得。”(《南溽梏语·贵悟》)通过袁师这次特殊的“非常”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育方式，南师才体悟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禅的真谛，就是”一切事情不论好坏,过了就丢掉,心中决不留”。这样才能心无滞碍,语不滞物,专注心志,返朴还淳,真正把禅学的“唯识”根柢植入脑海里，使他的禅识、禅境、禅悦和禅学达到了新的学术天地，从此受用一生。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悟到南师所接受的四川老师袁老的教育三部曲，就是“非常人”的“非常”禅学，就是为“顿悟”创造条件的特殊教育方法。尽管这种教育方法还不是开悟，还未达到“顿悟”的阶段，但却是为实现“顿悟”准备了思想纯净、思维换位的特殊条件和基础。袁老是以“中庸胜唱”为旨、禅化仙儒的居士佛学的旗帜，他采用的教学方法就是南师在《禅话》一书里分析的破文字禅,立般若禅的印心之法。南师所体验到的由笫七末那识(我执)飞跃进笫八阿赖耶识(含藏种子义),就是非常之学的非常之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