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最高面额的纸币上印了福泽谕吉的画像？

我们知道，日元最大面值为一万元，旧款一万日元的头像是日本有着“释迦牟尼”之称的圣德太子；而现行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却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福泽谕吉超过了圣德太子。

这位福泽谕吉何许人也？

福泽谕吉于1835年1月10日出生在大阪，卒于1901年，基本上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的人。其父是中津藩（大分县中津市一带）的下级藩士，驻在大阪为藩府经商，好儒学，福泽出生时他得到一本清乾隆年间的《上谕条例》，于是给儿子起名谕吉。受家庭影响，福泽早年曾学习儒学，熟读《四书》、《五经》等汉学典籍。在他心中，身份制度与当时作为日本正统官方学问的儒学一脉相承，父亲精通儒学，博古通今却因身份制度终身不得志，对身份制度的不满无形之中“加到”想象中的中国身上。由于福泽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其父一度想让他出家当和尚，可能有出头之日。福泽在《福翁自传》里写道：“每当想起此事，我都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同时又体谅先父的心事，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

中津市的福泽谕吉故居

一岁半时父亲病逝，全家回到中津藩。因他们说大阪话，被当作外乡人。福泽谕吉没有当和尚，而是世袭其父身份，成为中津藩的一个武士，佩带长短两把武士刀。走在大街上，工商农人都要低头为他让路。

不过，福泽谕吉幼年经历的不平等，并没有让精通汉学的他对中国产生多大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反而成为他日后极力主张平等与自由独立的重要动机，并下决心走求学立身之路。

当时，日本正值“黑船事件”，面对西方“炮术”，日本一度陷入恐慌。于是，西方先进文明开始受到社会关注，一些有识之士对兰学产生兴趣。正如福泽谕吉在其著作《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所说：“我国洋学的沿革已有百年，百年前的事姑且不论，仅就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加以考察。明治初年建立的大学南校是沿革的开始，自设立文部省时起，洋学之道在全国逐渐打通，呈兴旺发展之势。”

十九岁那年，福泽谕吉离开居住地中津蕃，前往长崎开始学习“兰学”，希望通过荷兰文获取西方文化。

“兰学”主要以自然科学为主，在学习过程中，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开始改变。1858年福泽奉藩府之命前往江户，在中津藩“驻京办事处”的兰学塾担任讲师。在其《福泽谕吉自传》里，福泽谕吉记载有兰学塾的学生们看到中医塾的学生们后的表情：“我不仅讨厌中医（日本称汉方医），即连儒家也很憎恶，总认为中国派的东西都应该打倒，这好像是注定了的”；他还将中医经典《伤寒论》称为“杀人书”，声称迟早要“清除”他们。

尽管福泽自己曾为自己辩解，说并非真要“清除”他们，只不过是“辱骂中医学派不学无术，为兰学学生扬眉吐气罢了”（《福泽谕吉自传》）。可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窥见福泽谕吉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所有来自中国的学术，不论是儒学还是中医，都是骗人把戏，都是压制排斥先进“兰学”的敌对势力。以此类推，福泽将儒学和中医学的发源地—中国，也想当然地认为是落后的国家。

到江户翌年，福泽游览并考察居住外国人较多的横滨，发现“兰学”早已被“英学”取代了，原来店铺的招牌、广告以及外国人交谈所使用的并不是荷兰语，而是英语，荷兰话已经没了市场。沮丧之余，他只好拿起字典自学英语。

1862年，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福泽谕吉（左边第二人）

1860年，江户幕府派遣使节团，咸临号护卫，福泽以舰长随从的身份赴美国西海岸。此次出访历时五个月，福泽谕吉亲身体会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并重点考察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对资本主义的美国与封建主义的日本有了更深的了解，让他看清了文明发展的方向，并树立向西方学习、输人西方文明的坚定信念。尽管出行前福泽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到许多美国的事物，但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在其《自传》里曾记：

我随口问道：“华盛顿的子孙目前情形如何？”那个人冷淡地回答说：“华盛顿应该有个女儿，我不知道她现在做什么事，大概是某人的妻子。”我对他的冷淡态度觉得很奇怪，虽然我早就知道美国是共和国，总统是四年一任，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孙子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我心里，我视华盛顿为日本的源赖朝、德川家康等开国豪杰，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在日本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但是美国人却对华盛顿的后代漠不关心，福泽谕吉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

实际上，当时很多日本“有识之士”，面对落后的现实很容易病急乱投医。如有人建议设计一种新的文明方案；有人建议学习西方的枪炮、铁路、洋房技术等，然后为我所用；有人建议对日本的封建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更有人认为应该回到过去，进行精神复古，道德内省。

首次访美归来的福泽谕吉，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想“改变现状”，关键在于提高群体的德智水平是关键，而非个别英雄人物，因为文明的精神是由群体决定的。

他曾说过：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得志的十分少，大部分以唏嘘叹息、满腹牢骚过完一生。“孔孟之道”之所以不被重用，并非周朝诸侯的过错，而是另有不能任用他们的原因--“时势”，即当时人民的“风气”（人民普遍“拥有”的“智德”水平）。总之一句话，就是时代的趋势。古来英雄成大事者，非用其智术提高了民众的“智德”，而是没有阻碍而已。在未开化的人事社会，道德对秩序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民智逐渐开化、提高，其作用就会丧失。因此，“孔孟之道”不仅仅在在周朝末期行不通，以后也不行不通。后世的“有识之士”就不要从“孔孟之道”寻求解决政治的途径。

1862年1月1日，担任使团翻译的福泽谕吉，随团出访欧洲法、英、荷、 德、俄、葡等六国。这一次出访，福泽谕吉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激烈地冲击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日本。比如，他在伦敦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形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不过，他也认为自己找到了“应对之策”，在其著作《教育论著选》中认为：“要谋求东洋革新，必须首先输人西洋文化教育。”这就是他致力于著述和启蒙教育事业，宣传“文明开化”的指导思想。

福泽认为，智力分为私智和公智。私智是对某件事物道理的理解，某个物体的研究，公智是分清事物的轻重缓急，能根据时间空间取舍的才能。这两种道德争论非常尖锐。从历史上看，圣人都是鼓励私德的，本身也是私德楷模，民众多数认为振兴国家就是复兴私德。

并严厉指出，国家的进步不能依靠私德，因为道德不可测量，不可学习，不可控制。国家的进步也不能依靠宗教的推行，因为深佛两教讲的修德，与孔孟私德非常接近。因此，学者不能把私德和私智，作为国家进步的关键。国家的进步要务实，需要智力的开示，智教的兴旺。

此时的福泽谕吉，政治观上只是倾向于改革，他曾对朋友说：“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

庆应义塾大学是福泽谕吉所创建的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

据说，福泽在途经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航程中，细心观察了解中国的时局。他在香港看到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本地人风俗十分卑陋，完全受英国人的驱使。在新加坡，他观察到从中国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国移民有大约5万人，占当地人口的一半。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民的愚昧卑屈与欧美文明国家相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满前时期的中国在福泽心里再次“降格”。

1867年正月，福泽谕吉再次赴美。他购买了许多有关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间题的书籍，如《韦氏大字典》；此外，他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幕府统治的腐败无能，曾对知己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以此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集中精力兴办私塾，著书立说，开始启蒙教育救国的决心。

最后，用福泽谕吉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余之独立是目的。如今我国之文明，就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阶段… …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