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奔流，非洲走廊，文明碰撞，这里是苏丹

两河奔流，非洲走廊，文明碰撞，这里是苏丹

“说起尼罗河，人们都会联想到埃及。其实，尼罗河不仅孕育了埃及文明，它也是苏丹古代文明的母亲河。事实上，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大河，在埃及境内长1500公里，而在苏丹境内却长达3300公里……”（《列国志·苏丹》）

“尼罗河是一条形神兼备的生命之河，在这条永远奔腾的大河里，我看到了人的形象，人的命运。”（艾米尔·路德维希，转引自《列国志·苏丹》）

尼罗河源头的野象群

南苏丹琼莱州白尼罗河河段，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是世界最长河流尼罗河的两大主要支流。

青尼罗河上的瀑布，该河所贡献的水量和泥沙占了尼罗河的大部

青尼罗河即景

流经喀土穆的青尼罗河河段

青白尼罗河在首都喀土穆合流成为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

青白尼罗河在苏丹总统府前合流

尼罗河流域略图

苏丹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的红海之滨，拥有850公里长的海岸线，是一个兼有大陆和海洋双重属性的“内陆—海洋”型国家。在2011年南苏丹从苏丹分离之前，拥有2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苏丹曾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南苏丹独立之后，苏丹国土面积为188万平方公里，仍居非洲第三。

苏丹在历史上是一个沟通与联结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西亚、南亚、地中海、欧洲的纽带，因而有“非洲走廊”之称。从远古以来，苏丹就是非洲黑人文明、北非埃及文明、小亚细亚的古代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甚至南亚印度文明和欧洲罗马文明交织汇通之地。这使得苏丹成为非洲大陆上一个具有十分明显的多元文化色彩的国家。它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恰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百衲图，一个多姿多彩的万花筒。

在近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苏丹吸引了超越于其自身边境之外的非同寻常的注意力。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及21世纪的头十年里，苏丹让国际社会的这种注意力得到了强烈聚焦。

在其《苏丹、南苏丹和达尔富尔：人人都需要知道的事》（Sudan, South Sudan, and Darfur: WhatEveryone Needs to Know）一书中，曾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2001年5月—2006年1月）、美国苏丹问题特使（2006年—2007年）的纳齐奥斯（Andrew S. Natsios）指出，有四大因素提高了苏丹的分量，也增加了苏丹在国际社会的曝光度———这既包括其非凡的自然资源潜力，也包括其令人不安的治理功能失调。尽管不无偏颇，但这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苏丹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苏丹在世界的地理位置

苏丹麦罗埃金字塔

苏丹麦罗埃金字塔

苏丹麦罗埃金字塔

世界关注苏丹的四大原因

纳齐奥斯指出，首先，苏丹发生了两场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与流离失所的内战，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第一场是始于2003年的达尔富尔危机。事实上，达尔富尔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反叛，第一次反叛发生在1986-1989年，第二次反叛发生在1995-1999年。就最近几十年而言，和平在达尔富尔是一种反常，而冲突成为常态。自从1985年以来，这个长期被忽视的西部地区时断时续地处于交战状态。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这场危机是前两次冲突的升级和恶化，据各种数据统计，这次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30万人丧生。美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称，作为其镇压反叛策略的一部分，苏丹政府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运动，以迫使那些支持叛乱的部族离开家园。

虽然非盟和联合国并不认可美国所谓的“种族清洗”说法，达尔富尔危机确实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西方国家在2004年起兴起一股拯救达尔富尔的呼吁运动，迫使西方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予以应对，促成了一场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的人道主义紧急救援行动。在高峰时期，这场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曾每年消耗西方各国政府大约1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被赶入散布于整个达尔富尔地区和邻国的数十个国际流失离所者（international displaced persons, IDP）营地的180万民众的生存。这场危机也导致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向达尔富尔派遣了一支2.6万人的维和军队及警察力量（United Nations-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Darfur, UNAMID，简称“联非达团”）———这是联合国历史上为一场单一的冲突而派遣的最大一支力量，仅仅在2007年就耗费了20亿美元来维系它。

另一场内战是苏丹南北战争。这场更为致命的战争一度被达尔富尔危机所掩盖。苏丹南北双方曾发生两场内战，第一场发生在1955-1972年，第二场发生在1983-2005年。第二次南北内战历时22年，导致250万南方人失去生命，400万人流离失所，是达尔富尔当前危机中所丧生人数的8倍。苏丹南北战争在2005年结束，南北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即《全面和平协议》（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美国布什政府在制订该协议方面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英国、挪威以及苏丹的各个邻国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2011年1月，南部苏丹举行全民公决，接近99%的投票者支持南部独立。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正式独立建国，巴希尔总统领导的苏丹政府承认其分离，并第一个与南苏丹建立外交关系。

达尔富尔“正义与平等运动”反叛组织战士

苏丹达尔富尔妇女

乍得的达尔富尔难民营（2005年）

苏丹总统巴希尔2005年会见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

苏丹内战南北双方领导人巴希尔和约翰·加朗2005年签订和平协议，结束持续长达22年的内战，苏丹进入为期6年的过渡期

2011年7月9日，南苏丹独立建国

其次，苏丹丰富的自然资源引发国内的资源争夺和国际关注。在南苏丹独立之前，苏丹吸引外部世界关注的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和尼罗河水资源。苏丹巨大的自然资源蕴藏尤其是其石油和矿产，吸引了采矿业以及各国政府的兴趣，譬如需要各种自然资源来支撑其不断增长的经济的亚洲各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石油资源被发现，以及石油投产后不断提高的产量，吸引着各个能源市场的注意力。苏丹石油产量的75%以上位于南方（如今的南苏丹），一些石油专家相信其储藏量为20-30亿桶。苏丹南北对石油资源收益的争夺，成为第二次南北内战爆发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南苏丹独立后，石油仍然是苏丹和南苏丹之间最为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苏丹还有储量不明的黄金、钻石、铀、铜和钶钽铁矿（coltan，一种应用于电子产品的矿产）储藏，这些矿产许多也位于南方。

苏丹的自然资源并不仅限于石油和矿藏。一些人认为，通过利用（原）苏丹南部丰饶的土壤、充沛的降雨、有着巨大灌溉潜力的似乎无穷无尽的河流水系进行农业开发，就可以养活整个非洲而且甚至是阿拉伯世界。

在原苏丹的中部有着非洲最大的一片湿地———“苏德沼泽”（Sudd） 。美国国际开发署曾与得到自然学家费伊（Michael Fay）和苏丹南方学者法尔赞（Malik Farjan）支持的《国家地理》一道，对苏德沼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野生动物研究。研究发现了一个此前不为外部世界所知的充盈的物种群落，其总量在100-200万头之间，其中包括白耳水羚、大象、长颈鹿、瞪羚、羚羊、河马、鸵鸟、小苇羚、牛羚、狮子和长角羚，这些兽群的数量在非洲只有著名的塞伦盖蒂（Serengeti）和卡拉哈里（Kalahari）堪与匹敌。与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相匹配的是南方（南苏丹）的家养牛，其数量估计为800-1000万头，这里有着非洲最高的人均养牛量。

苏丹南北战争的诸多原因之一，是南方人对于苏丹政府主张修建的琼莱运河（Jonglei Canal）项目的反对，该工程将让尼罗河水量增大5-7%，但在这一过程中，苏德湿地将萎缩40%。南方人认为，该项目会摧毁南方丰饶的渔区，危及南方的家养牛群和各处湿地的野生动物种群，改变南方的气候。第二次南北内战爆发初期，南方的武装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破坏，使得原本接近尾声的琼莱运河项目中断。

对于苏丹北方的紧邻国家埃及而言，苏丹最为珍贵的资源可能并非石油、矿藏、农地，而是其水资源。尼罗河流经苏丹之后进入埃及境内。埃及历来将最为老练和能干的外交官派往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其原因就是尼罗河水系深远地影响着埃及。没有尼罗河，埃及将无法维系其8000多万人口的生存。这也是埃及直到南苏丹独立前夕都不愿支持一个独立的南苏丹的原因，因为南苏丹独立将使尼罗河水资源分配问题复杂化。总之，埃及的经济与战略利益与苏丹难分难解地联系着，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埃及常常在苏丹的内部事务中扮演着一个积极而且甚至是侵略性的角色。

苏德湿地一角

苏德湿地一角

苏德湿地上的鸟群

南苏丹琼莱州波博尔（Bor）东南部的白耳水羚群

南苏丹琼莱州康戈尔与尼罗河主河道之间的牛羚群

南苏丹本提乌东南面苏德湿地上的野牛群

数百头大象飞奔逃过被焚烧的苏德湿地

在苏德湿地上渔猎的丁卡人的简陋窝棚群

在苏德湿地上渔猎的丁卡人营地

苏德湿地上的小居民

第三，苏丹国内的宗教矛盾和一度输出伊斯兰主义引起外界关注。激起外部世界兴趣的第三个因素，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视野（vision）之间的冲突。在南苏丹分离之前，苏丹近70%的人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Sunni Islam），20%的人信仰基督教，10%的人信仰各种传统的部落宗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观念上的冲突相匹配的，是伊斯兰教内部的各种冲突。苏菲派（Sufist）的律令支配着北苏丹乡村地区的伊斯兰教宗教惯例，而从埃及引入的更为正式的伊斯兰教支配着阿拉伯三角地带（Arab triangle），后者认为苏菲派的各种律令是伊斯兰教的一种被败坏的、异端的形式。在多个世代里，苏丹是一个宗教的战场，对于这一点的任何忽视或者否认，都将导致对于该国的一种不全面的、扭曲的想象。

苏丹国内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矛盾引发西方基督教团体的关注，推动了苏丹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从1956年独立以来，先后有多个意识形态基于伊斯兰教教义不同派别的党派在苏丹执掌政权。在1956年至1958年、1964年至1969年、1986年至1989年，以安萨教派为基础的乌玛党和哈特米亚教派为基础的民主联合党多次联合成立民选政府；1969年至1985年间，尼迈里（Gaafar Nimeiry）将军在苏丹建立军政府，该政府在1976年之后从阿拉伯社会主义逐步转向一种伊斯兰主义（Islamist）；由巴希尔（Omar al-Bashir）总统领导的现政府是苏丹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其执政基础是有伊斯兰背景的全国大会党。虽然执政理念不同，但少数阿拉伯精英主导的历届苏丹政府，都或多或少对南方采取伊斯兰化政策，限制基督教在南方传播，驱逐南方的基督教传教士。这一政策对南部苏丹带来了各种深远的后果，反而加速了南方本土教堂的增长，导致了现代历史上当地民众最大数量地、最快地皈依基督教。

哈桑·图拉比

苏丹在20世纪90年代对外输出伊斯兰主义，不仅引起邻国的敌视，也引起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的关注。巴希尔政府执政初期，对苏丹政局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全国大会党的精神领袖哈桑·图拉比（Hassan al-Turabi）。图拉比利用巴希尔政府来重塑苏丹社会和政府，在国内实施伊斯兰改造实验，在国外召唤一场世界范围的伊斯兰主义革命。他的布道被助手们记录并且散布，在北非各地的清真寺里播放。图拉比的意图是将苏丹作为一个让非洲激进伊斯兰化的基地，这让苏丹的非洲邻国比如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感到惊慌，这些国家都拥有数量显著的穆斯林人口，这些人口通常与其基督教邻居们相处和谐，因而都将图拉比的政权视为对于其内部安全的一种威胁。到1990年代中期，对于苏丹政府利用该国作为一个向国外投射伊斯兰主义革命的基地的计划，阿拉伯世界及非洲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惊慌。

第四，与第三个问题相关的是苏丹一度收留大量极端组织。苏丹政府曾邀请数十个曾经卷入各种爆炸案和暗杀企图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将它们的总部和培训学校迁往苏丹，其中包括由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领导的“基地”组织。苏丹政府为这些组织提供了无限制的进入权，并为它们的行动提供庇护所。这些极端组织针对阿拉伯、非洲及西方国家实施了各种暴力攻击，导致美国在1993年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在1997年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

纳齐奥斯认为，正是上述四个因素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苏丹如此广泛的兴趣。在短短的数年之内，由于内战所一再引起的人道主义灾难，巨大的经济财富的被发现，动员一场宗教“圣战”来向非洲的心脏地带投射伊斯兰主义革命和到处推翻温和的阿拉伯政府，以及图拉比向后来成为世界头号恐怖分子的拉登发出的一道邀请，苏丹吸引着外部世界的注意力。

应当指出的是，纳齐奥斯撰写的这本由牛津大学于2012年出版的著作不无缺陷。有读者在“亚马逊”网站对于该书所做的评价中指出，它缺乏原本应当成为现代历史写作之骨架的东西———对于诸如“苏丹中产阶级”或者现政权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更有读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该书通过一种‘好人与坏人’的视角来看待苏丹的各种冲突，而且不妥当地强行将卷入冲突之中的各个不同的组织归入一类或另一类。该书在总体上并未公正地看待苏丹的各种冲突或者生活在那里的民众的复杂性。作者并未带来对于该地区、其民众以及它的各种问题的一种深入的了解。

此外，该书还十分亲基督教（pro-Christianity），作者看来欣喜于基督教在此前属于泛神论的民众当中的传播。他将传教士们展现为南苏丹人的救世主，而掩饰了有如此之多的南苏丹人并未皈依于基督教。他展现了一幅勇敢的基督教传教士拯救贫穷而无助的南苏丹人的不真实的图像。”

苏丹首都喀土穆街头即景

苏丹首都喀土穆大学一角

艰辛转型挑战犹存

纳齐奥斯此书成型于2011年7月南苏丹从苏丹独立初期，自那以来，苏丹国内外的情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安全方面，受西亚北非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南苏丹独立等影响，苏丹政局受到一定冲击。巴希尔总统依靠全国大会党努力巩固执政地位，维护了局势总体稳定。但是，尽管各方近来在达尔富尔以及“两地区”（青尼罗河州和南科尔多凡州）等冲突地区实施单边停火，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真正的和平及政治和解进程仍然有待启动，历年冲突所制造的数百万国内流民和国际流离失所者也亟待人道主义援助和重新安置。

在经济方面，南苏丹的独立使苏丹失去了75%的石油储量，对苏丹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近年来，苏丹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贬值，财政收入锐减。为应对经济危机，苏丹政府一方面削减了油气、面粉等日常消费品的补贴，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此举经常引起民众抗议；另一方面努力改变财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局面，重新将发展农业作为长期战略，开发黄金等资源弥补石油收入损失。

在宗教矛盾方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争在南苏丹独立后大为缓解，但是苏丹国内仍然就苏丹是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存在广泛争议。一方面，在南苏丹独立后苏丹国内仍然有数百万的基督徒；另一方面，虽然大部分苏丹人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认同自己是阿拉伯人或被认可为阿拉伯人，达尔富尔冲突中苏丹政府支持的阿拉伯牧民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富尔族农民之间的矛盾便是例证。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丹在本世纪以来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停止输出伊斯兰主义的主张，主动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近年来，苏丹一方面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西方强权政治，主张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密切同非洲国家的合作，与各个邻国的关系在近年来尤其是自今年以来普遍趋于改善，同时继续加强同中国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苏丹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自2016年起与美国在五大关键领域（打击恐怖组织、结束一度肆虐于乌干达等国的“圣灵抵抗军”的威胁、结束对于内部的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结束在南苏丹的影响稳定的角色、促进人道主义援助输送）进行积极合作。2017年10月，美国政府最终宣布取消对苏丹的经济制裁。目前，苏丹正致力于推动美国将其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除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整体上处于改善之中。

总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苏丹在各方面的处境总体上向好，但苏丹仍然面临着各种严重的挑战，正处于艰辛的转型进程之中。

（据《苏丹、南苏丹和达尔富尔：人人都需要知道的事》、《列国志·苏丹》、中国外交部网站、美国国务院网站等；图片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