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欠缺”、“自治力之欠缺”。
这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指出中国国民性格上的四大缺点。
梁启超在1900年写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列举了“国民劣根性”的六大要点：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
所谓奴性，是统治者奴化百姓，百姓也自己奴化自己，奴隶再多，形不成力量；所谓愚昧，是统治者不让人民识字、不让人民了解国家与世界、不让人民讨论问题；所谓“为我”，是没有群体意识和社会概念；所谓“好伪”，是奏章所报为伪事，颁布的律令为伪文，官员任职为伪职，文化为伪、武装为伪；所谓“怯懦”，是讲求“和（和谐）为贵”；所谓“无动”，即老子曰：“无动为大”就是安稳。
梁启超指出：“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我国民徒责人，而不知自责，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则吾恐中国之弱，正未有艾也。”
自1840年以来，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问题就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先进的知识分子迫切地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有伟大的国民精神作为支撑。“艰难的国运”需要“雄健的国民”来挽救民族危机，而当时中国国民中恰恰缺乏这样一种“雄健”的精神。这使得思想家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而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为集中地探讨国民性问题的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对国民性弱点的分析更全面认为国民“缺乏功德、无国家思想、无进取冒险心、无权力思想、无自由意识、缺乏自治精神、富有保守性、无自尊心、无毅力、无义务思想、文弱柔懦、私德堕落”。
梁启超批判最多的就是国民的奴性，认为国民劣根性中基本特性即为奴性 。他分析认为数千年作为民贼的统 治阶级,视中国国民为奴隶,自不待言, 而最可悲的是中国国民自视为统治阶级 的奴隶 。州县官吏视百姓为奴隶,官吏骄 横暴戾未始不是民间骄纵养成的 。官僚系统内部,上级官吏视下级官吏为奴 下级官吏又自甘居为奴隶。举国之 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也无一人不 自居为奴隶。 在中国存在的,不是凌人之 人,就是被凌人之人,而被凌于人之人, 旋即为凌人之人。
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其祸及于今日,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国民奴性的原故。如果不消除这一奴性,中国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举国之人皆为奴隶,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国民受压制于官吏而能心安理得,必其受压制于异族而也能心安理得，其后果必然是亡国灭种。
针对国民性的种种弱点，梁启超指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根本原因。 "我辈无爱国心,罪也 然非我辈之罪也, 专制政体使然也 "、“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 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 "。
几千年专制主义的精神毒害，使国民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梁启超 为了“牖启民智，阐扬公理”，批判国民劣根性，是以挽救民族危机、救国救民为目标的。梁启超发出的“新民”的呼唤无异是对国民的当头棒喝，震聋发聩 。
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不仅是对国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价值，青年毛泽东也是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十六岁时读了梁启超的《新民说》爱不释手直到成诵。更是足足影响了五四以来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启蒙学者，鲁迅先生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继续拿起笔批判愚昧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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