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宋真宗“天书事件”：士大夫的三种反应引发一场的病态狂欢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宋真宗假托神人五次降下天书，进行了上圣祖尊号、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等大型活动。在这场由一国君主倡导、重臣配合的事件中，天书祥瑞频降、大型祭典频举、士民争献赋颂诗词，形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文化狂欢”。

宋真宗导演的“天书事件”堪称全民参与的造假事件，这场全国上下一同陷入疯狂的活动是对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道德拷问。士大夫在从道与从君的选择中陷入困境，有的人迎合、奉承、推波助澜，有的人纠结、挣扎乃至追悔，还有少数人始终保持“独醒”，始终坚守内心的正道和士大夫的风骨。

“天书事件”中士大夫表现出来的“众生相”，永远值得反思乃至是深刻反省。

一、造势“谀圣”，推波助澜

在宋真宗长达十五年的“天书事件”中，文人士大夫尤其是朝中重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跟着君主走，还是坚持正道本心。

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因为这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是利益与声望的冲突。

朝中大臣的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迎合君主，乘势而动，推波助澜。代表人物是以王钦若、丁谓为首的“五鬼”。

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宋真宗对立下首功的主战派大臣寇准敬重有佳。这让被寇准怒斥为“罪可斩首”主和派的大臣王钦若怀恨在心。

“瘿相”王钦若

不久“性倾巧，敢为矫诞”的王钦若攻击寇准在澶渊之盟时的作为是将真宗置于险地，“博者输钱欲尽，乃尽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很快宋真宗疏远寇准，将其罢相外放。

善于揣测皇帝心理的王钦若知道宋真宗厌战怯战，故意用出兵幽燕以雪澶渊之盟城下之耻来刺激宋真宗，进而诱导宋真宗“封禅”来威服四海，而要封禅泰山需要天降祥瑞。

自始至终，王钦若等士大夫以及宋真宗都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天瑞”是可以认为制造的，古时的《河图》《洛书》都不过是圣人设神道为教罢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伪造“天书事件”便开始了。王钦若身先士卒，积极投身“天书事件”的造势当中去，详订天书仪注，进献各种颂章，大大迎合了宋真宗的心思。很快他就取得了回报，升官拜相。

“鹤相”丁谓

另一位宰相丁谓在“天书事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丁谓经常上书说有祥瑞发生，而且多是仙鹤祥瑞，故有“鹤相”之称。他极尽鼓吹之能事，可谓从君谀圣而全然不顾儒者之道，甚至抛弃廉耻之心，可是说人格完全“失格”，而且丁谓真是极有才华，封禅等一系列活动需要大兴土木，需要大量财力，丁谓恰在营造和财政上特别出色，充分发出出“能臣”的本领襄助其事。

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这一类人是为了获得权力而选择“从君”，紧跟着君主走。他们得到的回报自然是皇帝的信任和官职的升迁。他们的造势、鼓吹对宋真宗时期疯狂的造假行为要负很大的责任。

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注意，那就是寇准。寇准被罢相除了王钦若的离间之外，其自身也存在不小的问题。为了能够重新获得君主的信任重回朝堂，寇准在后期也参与伪造天书，，主动造势，得以入朝再度拜相，可谓晚节不保。

二、附和从君，随波逐流

第二类是内心不赞同，但最终从君附和。如宰相王旦、王曾等人。

这种选择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当时士大夫最普遍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住已有的利益，“固恋患失”。

王旦是在寇准之后任宰相的，时人评价他“端重坚正，明达治体……或枉正相戾，虽未尝廷争，然自守直道，不为曲辩所迁”。

名相王旦

王旦谨守君臣之道，终究是不敢违逆真宗的意图。他在受了宋真宗的珍珠“贿赂”后，对天书、封禅等事不再异议，并在天书事件中写歌颂诗文，在仪式中担任重要的礼官角色。

对于王旦接受宋真宗的“贿赂”，王夫之曾评论道：“人主欲有所为，而厚贿其臣以求遂，则事必无从中止之势，不得，则必不能安其位。”

宋真宗拉下脸来，为了达成降天书封禅的目的不惜拉拢贿赂宰辅，此举算是古今罕有的，可见他对此是多么的执着与疯狂。“深沈有德”的王旦只能这般选择。

王旦“不复异议”并不是说他赞同这样荒唐事，他内心是很不赞同并且深感羞耻的，“心知得罪清议”、“每迁受赐，常有愧避之色”、“忧畏不自安”。

还有王曾、张咏等人他们在宋真宗因祥瑞大兴土木之时，也曾激烈地劝谏，只不过他们的劝谏无效，便转而将矛头指向王钦若丁谓等人。如张咏连上《乞诛丁谓、王钦若奏》、《乞斩丁谓遗表》，抨击鼓动天书事件的丁谓、王钦若为贼臣，“启上侈心”、“诳惑陛下”、“不诛死，无以谢天下”。

只是这样的弹劾毫无效果。

“不得，则必不能安其位”，作出顺从君主选择的人，很多都是在劝谏无效之后不得不附和迎合的。

他们选择顺从君主，选择了妥协，违背了自己内心的正道，最终屈服于皇权之下。

这恰恰是最可怕的，他们是社会的主流，他们不屑于有意奉承失掉人格，也不敢坚持诤谏反抗到底。他们在纠结挣扎间最终倒向了皇帝，这人间的正道其实也就倒掉碎了。

主流人士的不敢作为，代表着士大夫的妥协，是士大夫精神正气的沦丧，在任何时代这都不是一种好现象。

三、坚守本心，逆流直谏

第三类人是从道不从君，坚持正道，代表人物是龙图阁学士孙奭，“鱼头参政”鲁宗道等人。

面对宋真宗的种种行为，主流社会是一片颂声。但是依然有一些“清流”，不顾自身得失与君主圣心，坚持诤谏，形成一个罕有的“非主流”派。

他们坚守本心，大胆揭露天书事件的虚妄不经、抨击东封西祀造成负担、直斥奸臣惑主。“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只有他们保持清醒，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孙奭。

孙奭

孙奭，太宗朝九经及第，任国子监直讲，真宗时，为诸王侍读，累官至龙图阁侍制。他以经学进仕，以经学成名，一生坚守儒家之道，而且为人性格刚正，因而屡次犯言直谏。

他从不迎合帝王喜好，宋真宗第一次以天书之事询问孙奭意见时，他就直言：“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

后来他连上《上真宗论群臣数奏祥瑞》、《谏幸汾阴》、《又谏幸汾阴》、《谏祠亳州太清宫奏》、《上真宗论天书》等奏本，言辞十分尖锐：

“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

他直接揭穿天书是伪造的，丝毫不顾及皇帝的脸面。

比起其他激烈进谏抨击王钦若、丁谓为奸臣，助长君主侈心的言论，孙奭的抨击更令人敬佩，因为他敢于直接抨击人君之妄、人君之非，直指宋真宗的荒唐。

他指责宋真宗糊涂，说“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尔！”，抨击宋真宗“不念民疲，不恤边患”，“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严厉警告宋真宗“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孙奭的直言不讳，坚持正道本心，无比罕见，体现出士大夫的卓然风骨，千载之后仍令人汗颜，令人敬佩。

整个“天书事件”中，应该说文人士大夫对它的本质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是无比清醒的。

但是当士大夫坚持的正道本心与“谀圣”从君可获得利益产生了矛盾时，文人士大夫在其中犹豫挣扎，他们的精神出现动摇，有些人心中的正道崩塌。

有人为尊者讳，把王钦若丁谓等人描绘成宋真宗“天书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是为宋真宗开脱，寻替罪羊，这是不恰当的。

整个事件最大的责任人是宋真宗，因为他需要士大夫的阿谀奉承，需要能帮他美化君权和国家形象的谀辞，需要臣子们的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