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中医成为日本的国宝汉方，情何以堪的同时反思

日本汉方历史渊源

中医在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传入日本，日本汉方完全源于我国中医，早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大宝律令（701年）明确记载完全模仿我国唐朝的医疗制度，在这个医疗制度下宫廷中开展了教育和诊疗活动，使用的全是中医教科书。

这样的制度持续到平安时代，出现编集新医书的潮流，把我国中医书中的精华“提炼”出来，融入“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异”方便阅读，最著名的有丹波康赖，编集了《医心方》（984年），在这以后的大约一百年里就没有出现过超越它的医书。14世纪初期，梶原性全通过使用新传来的中国医书，整理出了《顿医抄》和《万安方》两本书。大量使用的中国医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幼幼新书》。

战国时代（1392~1573），曲直濑道三改变了这种状况。曲直濑道三在田代三喜门下学习当时最新的明朝医学，1545年返回京都后，发挥所学知识，并参考了许多书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17世纪中后期，日本儒学界出现了伊藤仁齐和荻生祖徕倡导的新变革运动，他们否定朱子学，展开复古运动。

伊藤仁齐站在重视气的立场上批判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医学界与其相呼应，名古屋玄医提出了重视阳气学说，倡导了扶阳抑阴学说。受到儒学思想巨大影响的医学也发生了变化，重视研究作为原点的《伤寒论》，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并且在民间快速流行与覆盖。

到了江户时代中期，古方派继上述两位先人之后再次兴起，后藤艮山破坏了部分的传统医学理论，他的弟子香川修庵比他更加彻底。修庵把儒学（圣道）和医术结合到一起，倡导“儒医一本论”，用实证的眼睛审视疾病，在他的著作《一本堂行余医言》中，大量引用各种文献的同时，详细阐述了证候论。中国国粹中医经过在日本的千年洗礼，形成了颇具独特风格流派“古方派”日本汉方。

1868年出现明治维新运动，之后新政府制定了新的医疗制度，采用德国医学，即西方医学体系（西医），汉方医学失去了医学的地位，在学校也无法教授汉方医学。但是，仅有针灸被允许在社会上延续。相当长的时期内排斥汉方医学，几乎导致灭绝。

1879年成立了温知社，在议会上激烈争论汉方医学地位，明治28年（1895）提出的法案被否决。但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用汉方医学治疗的汉方医们还有很多，在他们那儿学习的年轻有为的医生们，正为汉方医学的复兴而不懈努力。

各医学学术流派斗争矛盾与曲折中前进，代表人物浅田流的木村长久、古方派的大冢敬节、一贯堂流的矢数道明三人及药学家清水藤太郎执笔，经过反复修改于昭和16年（1941）出版了《汉方诊疗的实际》一书。

旨在能让没有多少医学储备知识的人能短时间内轻松掌握汉方医学。经过数次改版，1968年该名为《汉方诊疗医典》，1976开始的健康保险适用的汉方制剂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在这以后惊人的增长也是这本书的方法论支持的结果。

医疗用的汉方制剂被医疗机关广泛使用与普及，同期，日本东洋医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相当频繁，大量的汉方医学研究论文发表，大学的医学部也全面开展汉方医学教育等，终于具备了诊疗、研究、教育等汉方基础，汉方医学体系也因此一直沿袭至今。

诸位同胞看到这些，是否还简单否定为一种抄袭或盗窃？或者因中医被日本汉方发扬光大遍布整个全球赚得满盘钵满而些许失落？有媒体报道：我国中药出口额目前仅占世界中药市场的3%到5%，日本、韩国中药出口却占到了国际市场的80%。

不少业界人士也表示：如果算上药材，中国中药占国际市场的比重肯定远远大过5%，但若按成品药在本国的发展水平以及在国外的专利注册比较，中国拥有的专利权仅为0.3%，而日韩却占据了中药专利的70%以上。中国中药已远远落后于日本。

情何以堪的同时作为医者的我们作为几千年中医受众的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些什么？又是否对疯狂赴日本买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汉方药嗤之以鼻？尤其是当马桶盖写着中国江苏制造却比国内便宜近半的价格之时作何感想？

虽然说现代全球一体化，包含文化、教育、医学等都是爱的一种可谓没有国界，但是毕竟有不见硝烟的战争存在比如可能的货币战争？是崇洋媚外自己贱自己？还是为他国价格战营销手段背后更大的利润空间做贡献？

再回到汉方标准处方的归依，几乎都标明来自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主的中国古代汉医学典籍。还有《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以及后来的《医心方》和《太平圣惠方》等等。

较常用的也是我们都熟悉的如十全大补汤、藿香正气散、黄连解毒汤、六味地黄丸等。与汉方药标准化、处方化配套的是，日本对汉医术也就是中医术的重视和普及：2006年，日本让“中医学概论”成为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2008年，日本将“中医学概论”纳入医生资格考试。

目前，日本绝大多数医科大学开设了汉方医学教育课程，附属医院全部设置了汉方门诊。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日本人成功源于尊师重道，懂得尊重本质上的博大精深与诚信厚道的圣贤与智者，加上遵从道法自然安全有序前进的方向做事严谨认真细致执着，是他们的成功之道吧，也可以算是带给世人尤其是部分好耍小聪明没有诚信甚至靠缺德剽窃或其他不良手段获得小成功国人的启示吧。

为鼓励汉方医药发展，1976年日本官方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将汉方药纳入医疗保险范畴。148种汉方药都在日本的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之内。多管齐下之后，是日本汉方药和汉方医学的蓬勃发展。到了2010年代，日本人服用汉方药的比例已由40年前的19%增加到72%。

如今，80%的医师会给病人开具汉方药处方，全日本具备汉方药诊治能力的医师已超过10万人。令我等医者巨汗颜的同时，也不得不沉默于无数衣、食、住、行、医、教等诸多过度的崇洋媚外。古人有凡事有度，法无高下，应机则妙，药无贵贱，对症则良。

症更多是表象，标本兼治才是根本，有人戏言我国一个好中医能开一个医院，此话不假。因为中医是既对症又对因治疗的，上医治未病中也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都是要维护健康根本。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奏折中提出 “师夷之长以制夷”，后来为魏源收编于《海国图志》，一致主张学习西方各方面的先进与长处，才能抵抗侵略，克敌制胜。学习的最终目标在于提升，而不是媚外。

日本医药界通过40年磨砺与大爱中医汉方，领悟与总结了汉方药以及中医术标准化、科学化、普及化，在疾病预防与身体保养上，为日本民众的健康做出重大贡献，甚至被认为是直接延长了日本人的平均寿命。

与日本汉医药鲜明对比的是，除极少数企业已站上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台阶，中国中药企业基本都还停留在粗放式、小而散的状态，还停留在自行配齐药方、瓦罐熬药或太过被稀释难以喝下的机器熬药等，因为可能有土壤气候等变异，药材不地道等因素，甚至，有鉴于中国药材假冒伪劣日趋严重，质量难以控制等弊病，向来老实巴交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的日本药企，现在连原材料也不愿意或者不敢向中国买，而是想方设法要直接自己种，在中国种，例如长租一片土地，整整五年不种植不允许做任何种植荒着为的就是尽可能的恢复原生态。

再看我国中医药除老祖宗留下的瑰宝类成药外，粗略简单模仿欠缺本质内涵的中成药在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较低，社会对中医的重视、普及，以及整个医、药齐头并进的制度、环境也是未有形成。作为国粹的中医药对中国大众的健康贡献也相对局限化了。

关于对传统医学的继承与发扬，有两个故事令人印象尤其深刻：一是，一家驰名全国老字号药企的新领导，因为对老药工坚持老规矩不讲效益最大化颇感不满，而将所有退休老药工都辞掉。后来，这些老药工被合资药店挖走做了技术指导。

另一个故事是，中药炮制学家王孝涛曾经想将毕生所学撰书留存，为国家留下一本关于炮制方法的典籍。但出版社告诉说，这个书卖不成钱，要他自己包销并且赞助20万块钱。当王孝涛老先生希望有关部门给予支持时，提出申请的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最后一气之下，“老夫干脆不写了。”

与这两个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中药制作传统的追根究底和孜孜不倦。王孝涛老先生就曾回忆，只要他被请去日本讲学，对方总是不忘询问饮片炮制的关键环节。而当王老提出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炮制技术，却被委婉拒绝。如何在自我保护与传承文明之中找到平衡？

高品质管理是日本药企10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经营天条，而其品质管理首先就是该传统的绝对传统。从药材的选种、科学栽培、适时采集，到原料生药的鉴别、仓储，每一个环节都“重兵把守”。

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为了确保原材料的品质，日本最大药企居然自己在中国建设了70多处GAP药材种植基地，而据报道，同期中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同仁堂，也不过才拥有8处自建药材基地。

（上图为日本汉方药店，如同我国本土药店却比我们中医化）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汉学家、中医理论基础教授曼福瑞德·波克特(Manfred Porkert)，多年来一直力挺中医。他曾说过一句不大好听的话：“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

可惜中可喜的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已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医药的重要性，国家也不断从顶层设计来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一度被边缘化对待的中医药，甚至被认为是站到了产业爆发的“风口”上。有80高龄的老中医还在创业创新老骥伏枥。

已经落后的中国中医与中药，是否能继承与发扬我国中医先圣们的大医精诚精神？是否能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百尺竿头更进千步？是否能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疾？大医与上医治病，是否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精益求精？我的回答是很肯定的能！

部分资料与数据来源于网络，编者：刘育林，2017年4月22日凌晨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