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征点，是不是越高越好？

作者| 众智联邦税务专家 楔子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次修正案，基本费用减除标准铁板钉钉。如果个人所得税仍是按个人计征，不考虑家庭因素，我们上期已计算出未来5年，月基本费用减除标准不会超过3100元；考虑家庭因素，未来3年不会超过5500元。这与“专家”和个别代表的预期的10000元相去甚远。

究竟基本费用减除标准“人为放大”，对税制公平和累进效率影响如何？

1

未来5年，对中等收入者的税负影响不大

选取全国城镇单位就业职工收入代表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统计学意义的中等收入者），虽然放大了收入全国水平，但该统计数据具有说服力。国家数据见表1.

表1：城镇单位人员平均就业工资[1] 单位：元

注：国家统计局公开网站查不到2017年统计数据（下同）

[1]资料来源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近6年，年人均工资上涨25770元，比2011年上涨62%，年均上涨10.28%。

以2016年工资为基数，按过去六年平均上涨幅度推算：

2021年月人均工资水平＝5631×（1＋10.28%）5＝9185元。

2023年月人均工资水平＝5631×（1＋10.28%）7＝11170元。

假设：假设个人缴存住房积金缴存12%、基本养老保险缴存8%，基本医疗保险等2%计算，且不计年金和其他法定扣除，税前可扣除22%。新法实施后，专项附加扣除月人均1500元。未来3至5年，对中等收入者的税负影响见表2：

表2：对中等收入者的税负影响

由上表可以看出：法定基本费用减除标准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2

人为提高“起征点”对税制功能的伤害

国内“专家、学者”建议把费用减除标准提高到10000元，有的甚至说要提高到20000元。全国人大代表对“起征点提高”掌声雷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税感焦虑强烈。

起征点是不是越高越好？对普通老百姓影响如何？我们来看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目前，中等收入者的应纳税额约45元，若扣除“三险一金”，应纳税额会更少，税收基本不影响纳税人生活。

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有三大基本功能：

一是组织财政收入；
二是调节收入分配；
三是培养纳税意识。

如果我们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或10000元，纳税人群就只有中高收入以上人群了，不利于发挥税制应有的作用。

费用减除标准提高到10000元，从上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01

有税申报人群骤然减少。

现行3500元的减除标准，工资薪金有税申报人群占全部纳税人数35%左右；如果提到5000元，有税申报人群会再降低至20%左右。纳税面过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税种失去存在的意义。

02

中等收入群体被排除在征税主体之外。

低收入群体是政府救助的对象，中低收入人群是政府扶持的对象，应该得到照顾。国际通行的做法，对中等及中等以上收入人群征税，才能实现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和调节功能。

03

影响税收遵从度。

对中等收入群体征税，不仅是组织收入需要，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培养自然人的纳税意识需要。纳税是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义务，是光荣的，是爱国的具体体现。

04

高收入者更节税。

中等收入人群节税绝对额远低于高收入人群，最终是高收入人群得到更多的“实惠”。过高的基本费用减除标准，与个人所得税调节分配的职能背道而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税制“累退性”。

3

“起征点”不是越高越好

国际上，混合所得税制的费用减除标准是按家庭实际情况“量化”的。通常会考虑家庭赡养和抚养人口情况，不同的家庭的费用扣除标准（或税收返还）不一样，按家庭申报和按个人申报的扣除标准不一样，已婚和未婚的扣除标准也会不一样。但是基本费用扣除标准的测算规则始终相同，并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同时，任何国家都会在“公平”与“效率”博弈中求平衡，而不是越高越好。

个人所得税是对“净所得”征税，在实践中，每个家庭因贫富悬殊而支出不同，每个个人因收入不同而支出也不一样，减除费用理所当然不对等。“先定个小目标，挣他一个亿”，“月消费哪个月也不止一万，甚至好几万”，高收入者这席话不仅让普通大众心塞，也是对“净所得”征税的个人所得税制的轻视。

因此，基本费用减除标准要贴近实际，过高或过低的费用减除都会使“净所得”偏离轨道，违背个人所得税计税原理。要使个人所得的税基接近“净所得”，必须考虑建立弹性的、精细的费用扣除机制，而不只是关注“起征点”。

4

建立合理的扣除机制，缓解大众税感焦虑

一是基本费用减除标准不再“一刀切”。现行税法的费用减除标准3500元是按人均生计标准乘以家庭负担系数测算得出的，实际人均减除费用不超过2000元。在修订税法后，就是应当考虑家庭的实际负担情况，“量化到人”，而不是吃“大锅饭”，基本费用减除标准“一刀切”。

二是建立基本费用减除标准指数化弹性调整机制。自1994年至2011年调整了3次标准，说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调整机制，以CPI、住房指数和地区差异系数为基础，建立指数化调整机制，平抑因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的纳税人实际税负增大。

三是设计公平的科学的扣除制度。“起征点”是公平税负的重要指标，但不能实现精细、科学的扣除。还要通过含税级距及税率的超额累进程度来调节，设计因家庭负担的人口数量不同而扣除不同、增加专项附加扣除等办法来科学设计。修正案中增加了子女教育或继续教育扣除、赡养扣除、大病医疗扣除、基本住房或房屋租赁等扣除，这些才是公平税负利器。新税制的费用扣除制度转向精细化、科学化，值得点赞！

当然，如何合理划分综合所得，是否按家庭计征（或计算）？改革不是一蹴而就，怎样分步建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性的混合所得税制，这才是应引起我们深度思考的重点。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税制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