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要亡大明，谁也阻拦不了。
据近代学者们分析，明朝后期，从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七年，恰好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
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常常遇到大旱之年，这七十多年空前的多旱灾情，对明朝脆弱的农耕文明打击巨大。
可以说，要不是遇到如此极端的，持续期如此之久的旱灾，大明尚有转圜余地，李自成们也不会被裁员，闯王也不可能凭借“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作为政治口号揽获民心，席卷千里。
那么，到了崇祯年间，旱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从崇祯元年起，中国北方大地遭受大旱，据《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关键词：大旱带来大饥荒，还带来了严重的蝗灾，而蝗灾又会加剧大旱导致的粮食短缺。
同时，北方还受到水灾祸患，不但淹没农田，还把老百姓房子淹没，冲倒，这地根本没法种，又加剧了粮食短缺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崇祯二年五月，朝廷裁议，把陕北驿站全部关闭，驿站士兵李自成同志失业，李自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崇祯三年，陕西巡按馬懋才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备陈大饥疏》，描述了大旱之下，老百姓生活极端艰苦的局面：老百姓没有粮食可吃，就争着吃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就只能吃观音土，吃了观音土，无法消化，结局只有腹胀而死。
而且，馬懋才还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老家（延安）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情形。
到了崇祯六年，倒霉的陕西仍然饱受旱灾和蝗灾的侵袭，许多县城人口死亡超过半数。
崇祯七年，家在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疏朝廷，指出了河南严重的旱灾蝗灾情形：“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
可见，在天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竟然还夹杂了无数人祸，催证粮税的官员仍然上门征讨，不能纳粮者，还有承受鞭打之刑。老百姓在这种重压之下，纷纷做起了强盗，等到李自成部队过境，许多饥民都加入了闯王部队。
河南在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间，连年发生旱蝗灾害，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屋漏偏逢连夜雨，长年旱灾蝗灾水灾还带来了严重的瘟疫。崇祯十四年七月，瘟疫从河北地区传染到了北京，到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超过四成，说十室九空也不为过。
可见，天要亡大明，于是降下旱灾，蝗灾，水灾，瘟疫，在这些大规模杀伤性灾害面前，人类太渺小了，大明太脆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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