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水军” 真都是“打酱油”的吗

近一段时间，中国海军备受世界瞩目，先是国产航母的试航，紧接着055万吨驱逐舰2号舰以及后续舰只的完工.......人民海军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向海图强的誓言。那么在古代历史上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那么在古代历史上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常看古装影视剧的小伙伴，如果留意的话经常会听到一个“犒赏水陆三军”、“水陆三军齐发”......

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中国古代军事行动多数情况下都会倚重于步军、马军（骑兵）的进攻。水军，真的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打酱油”地位吗？

其实不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些重要战役或关键节点上。水军非但不是“打酱油”的角色，甚至对整个时局的走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文献考证，武王伐纣的时候就动用了“舟师”，如唐代《译文类聚》引《六韬》中记载：“武王伐殷，先出于河，吕尚为后将，以四十七艘船济于河。”

而常设水军则出现于春秋时期，据宋代《文献通考》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用舟师自（楚）康王始”，“楚子以舟师伐吴”，汉代的《吴越春秋》也记录了吴楚之间的数十次水战。

下面举几个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水军”起到关键作用的战役。

赤壁之战

无论是从书籍还是影视剧方面，赤壁之战都被后人津津乐道。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胜、周瑜打黄盖......赤壁之战贡献了诸多成语故事。

但单纯从攻击效果来讲，整个战役的重中之重便是东吴水军的“诈降”火攻。

《江表传》记载赤壁之战的情况是这样的：“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于，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

正是有了水军的“诈降”火攻，极大程度上加快了孙刘联军的胜利。而赤壁之战之后，拥有雄心壮志一欲统一天下的曹孟德不得不撤出长江中游地区，给刘备集团提供了安身之地，并以此为基地进攻西川，间接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黄天荡大战

建炎四年，韩世忠率南宋水师截击北归的金军完颜宗弼，双方在镇江江面上展开激战，因宋军海船体积庞大，往往是金船的数倍，因此在水战中占据上风，将金军渐渐赶至南岸死水港黄天荡，宋军水师堵住黄天荡出口。金军被围将近一个月，后重金收买当地乡民，得知附近有老灌河故道可通长江，于是连夜开掘，又回到长江江面上，可水战依然不是宋军对手。

要知道，当时的金军处于全盛时期，搜山检海的抓宋高宗，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危在旦夕。正是黄天荡的大捷，让金军暂时放弃了继续灭亡南宋的军事行动，改以称臣贡岁币的方式进行掠夺。

换言之，黄天荡南宋水军的大捷，等于直接为南宋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续上百年国祚。

鄱阳湖大战

鄱阳湖之战，是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鄱阳湖水域而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决战以朱元璋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这次战役被视为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水战。

此战，朱元璋乘陈友谅军久攻坚城受挫，分兵据守鄱阳湖口，先断其退路;继集中兵力，巧用火攻，歼其主力;后水陆截击，全歼陈军于突围之际。创造了中国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为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

万历援朝露梁海战

露梁海战是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在明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水师同日本水师，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这次战役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对战后朝鲜200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水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水军，没有之一。这一点，从郑和下西洋就能窥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大明水师在当时世界上属于BUG一级的存在，但无奈到了万历年间朝廷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积重难返。大明倾尽国力援朝海战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辽东边防的空虚，后金努尔哈赤趁机做大，终成明朝的心腹大患。

郑成功收复台湾

公元1661年3月，中国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兵25000人、战舰近500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直抵台湾西海岸,在台湾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九个月激战，击败荷兰殖民者,迫使荷兰侵略者挂起了白旗投降，被侵占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应该看到的是，17世纪的荷兰正值全省时期，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海军更是不可一世。但同时期的明朝水师舰队规模之大，装备之精良，战斗力之强大，都为中国历代之最，明朝水师配备有各式样战船百种，其主战炮舰载炮四十多门，远超过同时代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英国皇家舰队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舰队。这一战的直接效果是收复台湾，长远效果则是西方列强在近200年内未敢在中国大陆及沿海从事殖民侵略活动。

施琅收复台湾

1681年正月，郑经病死，郑经死后，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更加腐化。1681年二月，郑克臧被害，年仅12岁的郑经次子郑克塽在权臣冯锡范等人拥戴下继位主政，形成“文武解体，主幼国疑”的混乱局面。1683年)五月，康熙帝命施琅进兵，六月十四日晨，施琅在铜山港誓师，统水师2万多人，战船300多艘进攻澎湖。施琅二十二日发起总攻，并取行澎湖之战的胜利，歼灭郑军的主力，迫使郑氏集团投降。

此战最大的意义在于台湾留在了中国版图之内。特别是攻台成功之后，朝中出现了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内阁大学士李光地认为“应弃”，“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荷)兰所有亦听之。”(《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一)，甚至连康熙帝也一度错误地认为：“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二)。但施琅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保留台湾。

认为台湾“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必永固边圉”。他大声疾呼：台湾“断断乎不可弃。”(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他的意见终于被康熙帝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