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华《将谓偷闲学少年》：食读，性也

前些日子很多媒体都搞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征文，其中有几家报刊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类似“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这样的专栏，几乎每位作者都说自己在这30年中因为刻苦读书，起先穷后来富，起先低后来高，起先孬后来好……更有些文章将读书的作用上升到理论层面，小到使生活富足，大到使国家振兴……这些故事确实感人，这些道理确实正确，不能否认，很多人读书都张扬着或潜藏着可爱的目的性，读书也恰恰能够成为改变他们生活的最初动力，但是我却担忧，如果过分地强调读书的功利性，总是让一些成功人士用成功的事例说明读书与人生存在着那么直截的利害关系，那么读书与人生便都会因易于满足而变得庸俗。这种功利性所导致的庸俗，终将诱使读书达到止境，人生随之封顶。

当我们读了太多太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后，发现当代难出经典的巨著，难出真正的大师。究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其中有一点不容回避，就是很多当代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起点不高，或者出发点有问题。我一向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一旦成为诗人就可以脱离工厂的繁重生产，或者一旦成为作家就可以免除农田的艰难耕作，那么，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拈轻怕重的劳动的逃兵，而不会有对文学抱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这样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肯定也要读书，但他们读书往往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浅尝辄止，自己觉得够用就打住。由此，他们写出来的书，水平可想而知。写书的人自己不读书，已成中国当代文坛一大风景。从根本上说，当作家是文人的事、读书人的事，不是工人的事、农民的事，也不是官员的事、商人的事。难怪有外国学者说，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中国当代涌现的作家多。评价一本好书的标准其实很简单，看它是不是读书人写的。要想自己写的书拥有读者，就先要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合格的读者。一个把读书看得比写书更为重要的人，他写出来的书大抵是不错的。

我在上大学时接触过王力、朱光潜、冯友兰、季羡林等先生，研究过他们的读书历程。他们读书，如山如海，不可方物，不是读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是他们的人生改变了读书的理念。

我在编辑工作中接触过孙犁、汪曾祺、张中行等先生，也研究过他们的读书历程。他们读书，则恰恰与“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形成悖论，他们一方面坚守生命方式，一方面通过随缘自适、随遇而安来调剂人生。

我还接触过启功、朱家溍、王世襄、周汝昌、吴小如、钱君匋、谢稚柳、柯灵、黄裳、何满子等先生，同样研究过他们的读书历程。他们读书，各有各道，是真正的成功者，但回望他们走过的征程，似乎也很难以“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来概括。

对于我自己来说，读书就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全在其中。一定要算得失，那也是有得有失，最多是得失相抵，归于零。读书，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梯子之类的东西。

上大学时，我和同学们想方设法读钱钟书、徐志摩等当时还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书，积极宣传他们的文学成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讲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以应有的文学地位。与我同室的阿忆（后来成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几乎每天都在宿舍里朗读《围城》的精彩片段，吟诵《再别康桥》和《沙扬娜拉》，充满了感情，感染了大家。与我同室的孔庆东（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曾经说过，是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把这几位作家抬进了文学史，这话不算夸张。回忆起来，在这种非功利性的读书背后，涌动着的是求真的热流。

如今，我的藏书已有三万多册。有朋友替我计算过，我这20多年来用于买书的投资，可以换十几辆汽车。可我家里至今还未买过一辆汽车。为了买书，我家经历过多次寅吃卯粮的日子，真是一言难尽。1991年，我住的平房拆迁，没有周转房，书籍和家具只好分存在亲戚家里。那时我的孩子刚满周岁，就不得不随着我们夫妻到处打游击，借房住，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在已经没有自己的“家”的情况下，我每天下班依然要逛书摊，借以驱除心中的烦恼和忧愁。一天傍晚，竟然在西马路边道的小书摊见到一本钱钟书的《旧文四篇》，十几年前出版的，我久寻不到，遂立即以五角钱买下。我淘得这本品相上佳的薄薄的大著，如获至宝，高兴了好几天。就这样，多少艰难，多少失意，都被读书冲淡了，化解了。这种境况下的读书，幸福，却又悲壮。

像这样的私人阅读史，饱含着岁月的沧桑，浸透了人生的无悔。这样的读书，得耶？失耶？没有答案。

那天我乘火车去南方，在我对面的下层卧铺上，是金发碧眼的一男一女。他们看上去20多岁，像是一对热恋的情侣，又像是出门旅游的新婚夫妇，两人长得都很漂亮。男的始终倚靠在车窗旁，一只手搂着女的，女的也一直头枕在男的怀里，着衣不多的身体仰卧着，显得非常亲昵。这样的场面在虽然早已开化的中国，也仍然算得上是“西洋景”了。然而，没有人会把这当做“西洋景”看，因为男的始终在给女的朗读着一本书，女的也一直在专注地倾听着，整个上午始终这样，一直这样，偶尔两人交换一下眼神，发出会意的微笑。我从未见过一对中国人在列车上能有这么长时间的朗读与倾听，不得不对这两位欧洲青年肃然起敬。

尽管男青年朗读的声音很小，我还是分辨出他说的是德语；快到终点站时，我拿过男青年刚才朗读过的书，一看果然是一本德文小说。我便用英语问他：你们是德国人？男青年见我能认出德文，先是惊讶，后是惊喜，用英语连声回答：我们是德国人，德国人！

下车前，这对德国青年让我在那本书上写句话，我就用英文在书的最后一页写了两句话：“德国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国度。读书真好！”

女青年接过书，马上就在我的话下面也用英文写了两句话：“读书真好！读书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随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那对漂亮的德国青年，想起他们亲密读书的情景。读书，被他们呈现得极为普通，而又极为美好。

我又想，或许，读书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常态，是人生根本的欲望，还是不要把它跟生活富足、国家振兴挂得那么紧吧。

列车在前行，时光在转换，生活在变化；不变的，是读书。

归结到本文的标题，是我私改了《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名言，变成“食读，性也”，意思大家都明白。倘若有人觉得不合适，那么换一句《礼记·礼运》中的名言，私改一下亦无不可：“饮食阅读，人之大欲存焉。”

选自罗文华《将谓偷闲学少年》

罗文华，1965年生于天津，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天津日报》文艺副刊高级编辑，兼任天津市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