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上学时，明明觉得一个知识点搞懂了，一考试还是会错。工作后，明明觉得一个需求搞清楚了，做出来的东西依然和领导的要求大相径庭。
在生活中，你可能也曾因为被他人误解而痛苦。自认为当时已经把话说得十分明白，直到对方开始疏远自己，你才意识到对方可能理解错了；或者，你也曾误会过对方的好意，导致双方关系出现裂痕，最终不欢而散。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用心理学的说法，也许是出现了感知错觉，也许是认知偏见，或者是记忆扭曲。总的来说，其实对自我的认知不足。
对自身思维的审视被心理学家称作“元认知”。学着认清自身，可以让我们不至于陷入死胡同，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反思下次怎样做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这种技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那些迷惑我们的方法保持警觉。
我们总需要无时无刻对身边的事情做出判断，但却不知道自己在何时做出了误判。导致我们误判的原因，其实五花八门。
很多人无法胜任某项工作，也不懂得如何提高自己——因为他们分清“能”与“不能”之间的区别。这种现象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是元认知中一个较为热门的议题。
研究显示，不能胜任某项工作的人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且感觉不到自己的表现与实际要求之间的差距，觉得没有必要试着改进。研究者给学生做逻辑测验，发现能力最差的学生对自己的表现如何茫然不知。平均得分在后 12% 的学生，往往相信自己的一般逻辑推理能力排在前 68%。
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自信，这部分学生反而也不大会改变自己的习惯。
有一种情况，先让一个人想象某件事情的具体样子，稍后再问起此事，他们有时会倾向于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过——这被称为“想象膨胀”。
比如，问成年人“你有没有用手打破过窗户”，他们很有可能因为知道打破窗户的真实情景，然后便认为自己做过。似乎是这问题本身先让他们产生了想象，而后想象这个行为带来了一个结果，让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件事的确发生过。
暗示的东西才会被人们记住，而明确表述的东西则不然。文学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比如，一段关于残疾女孩海伦·凯勒的文字，很多人在阅读之后都错误地认为“聋、哑、瞎”这三个字出现过。
但另一段文字，内容与这段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把女孩的名字改成了卡罗尔·哈里斯，阅读后的人却不会犯前一组人的错误。
当别人在学习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或是从事我们所熟悉的工作时，我们会倾向于错估他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这种错觉被心理学家称为“知识诅咒”。
教师通常会受这种错觉的影响——认为微积分非常容易的教师，在面对刚接触这一科目或是学不好这一科目的学生时，往往不能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教师也不理解：“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咋就搞不懂呢？”
教授假设她的学生会轻松地听懂复杂的课程，因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极其基础的。这同样是元认知错误，是对她知道的东西和她学生知道的东西之间匹配程度的误判。
在政治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假话”伎俩——即便是大假话，重复之后也会被人当成真理接受。
原因在于，某个信息不断重复后，那些听起来很耳熟的描述会让人产生知晓感，也会让人把它们和真实情况混淆。
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与广告虽然履行不了自己的承诺，但不断重复自己说的话却能让大众信以为真。尤其是那些容易引发情感共鸣的承诺。
先是偶尔听过一次，等再听到第二次时，我们就会有种熟悉的感觉，和记忆混杂在一起，渐渐就可能被人相信。
人们还会犯一个错误，当自己能够流畅地读完一段话时，便认为这段话自己完全看懂了，就会导致“流畅错觉”。
我们的记忆还被社会影响所左右，而且会与周围人的记忆趋同。假如你和一群人一起回忆过去的事情，有人记错了其中的一 个细节，你就有可能将这个细节填补到自己的记忆中，以后回忆的时候也会记住这个错误。
这个过程被称作“从众记忆”，或者是“记忆社会传染”：一个人的错误可以“感染”其他人的记忆。 当然，社会影响并不总是坏的。如果一段共同的记忆在你的头脑中是模糊的，而别人能够记起细节，那么你随后会将记忆更新，更准确地记住过去的事情。
一类记忆错觉是由暗示引起的，单单一个小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出现这类错觉。
有一个案例：让人观看一段视频，一辆汽车驶过十字路口，与另一辆正在通过的车相撞。过后让一部分人判断车辆互相“接触”时的速度，他们给出的平均估测是每小时32英里。
再叫另外一组人做同样的判断，只不过在发问时把“接触”这个词改为“撞击”，这组人给出的估测均值则是每小时41英里。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是存在“误导性问题”的。所谓误导性问题，就是指那些引导人做出特定回答的问题，换句话就是“钓鱼执法”。其中的玄机，就在于极其微妙的暗示。
当然，造成错觉的方式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会犯这些认知错误呢？这就跟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有关。
人人都有一整套令人叹服的感知与认知能力，它们同时也是我们失败的根源。《纽约时报》刊发过电影人埃洛·莫里斯撰写的一系列关于“错觉”的文章。莫里斯引用了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邓宁的观点，称人类倾向于进行“动机性推理”。或者按照邓宁本人的说法：“人们有极强的天分说服自己接受自己想看到的结论，同时否认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真相。”
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描述了人的两套分析机制。“机制 1 自动机制”是无意识的、直觉式的，而且是瞬发式的。它会调用我们的感觉与记忆，在一瞬间评估形势。就像球员向底线冲刺时，会迂回避让对手的围堵。
“机制 2 受控机制”是指有意识地分析与推理的过程，这个过程较慢。这部分想法会权衡选择、做出决定，并进行自我控制。我们还会利用它来训练“机制 1”，好让自己能当机立断。 橄榄球运动员在头脑中演练折返规避时，警察在练习从“歹徒”手中夺枪时，神经外科医生排练修复破损静脉窦时的操作，用的就是机制2。
“机制1”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且作用很大，但它会受到错觉的影响。你需要“机制2”来帮你管理自己：检查自己是否冲动、预先做好计划、分辨选择、想清楚这些选择的意义，并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不论机制1还是机制2，依靠的都是我们本身的感知系统，即直觉、记忆与认知，这些系统必定都会存在偏差、失误、偏见与瑕疵。所以为了保证尽可能正确的认识自己，我们需要不断“校准”自己的感受。
心理学家大卫·邓宁认为：认识自身要通过他人来进行。在很多领域中，和更有经验的同伴工作，可以校准一个人的判断：机长身边需要有机副，警察出警是新老搭配，住院医师配合主治医师...当你观察他人，就会经常发现不同的做事方法，发现更好的行事套路。这也会让你意识到，“我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出色，有些地方需要改进。”
自我校准的另一个方法，是从我们真实犯下的“错误”中收集反馈。前提是你能从这种失误中走出来，而且反思、接受其中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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