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识了撒哈拉，认识了游牧民，某一刻还成为了沙漠的一部分！

我们几乎两天滴水未进，由于肾疼，都弓着腰骑在鞍上。就在这时，穆罕默德在沙地里发现了另一支商队的踪迹，行进方向与我们的垂直。“脚印很新鲜，”他断定，“你们俩继续赶路。我去追他们，如真主垂恩，就能追上。”

巴拉和穆罕默德是两个留平头的精瘦青年，来自卡巴比什部落。我们三人赶着由16匹首尾相连的骆驼组成的队伍，从阿特龙（el-‘Atrun）盐湖绿洲返回。每匹骆驼各驮两袋岩盐或泡碱，都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盐湖里挖上来的。现在，我的眼睛好像往脑壳里越陷越深，嘴唇因焦渴而发黑干裂，舌头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粘液，连话都说不利索。我注意到两个同伴也比我强不了多少。

我们这支运盐小驼队自穆罕默德的营地出发已过去了几个星期。岩盐是游牧民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去阿特龙一两次采盐补给。这是最艰巨的一项任务，无人不望而生畏；他们说，跟盐之路相比，四十日路好比闲庭信步。光挖盐就足足挖了三天，盐尘像酸雾一样腐蚀着我们双手和脸上的皮肤。

返程的每天清早，我们都要给每匹骆驼装上约300公斤重的盐袋。这个活儿需要三个人同时操作，两人抬起袋子后，由另一人撑稳，两人再把袋子装到骆驼的另一侧。300公斤是骆驼的负重极限，驼队一旦出发，就必须一整天不止不歇。即使稍停片刻，骆驼也会坐下来打滚，把盐袋压破，我们不但要修补袋子和驼鞍，还得重新费力上货。

更糟糕的是，干粮吃光了。出了盐湖的头几天，我们都是一天一顿，吃发酸的大麦糊，从壶底捻点茶叶权充调味品。大麦糊吃完就什么也没得吃了。我头一遭真正体验到什么是饥饿。一路上只能嚼一种叫“tombak”的类似烟草的植物，游牧民用它来抑制食欲。一天，穆罕默德和巴拉发现两只耳廓狐，一直追到它们的老巢，挖出来，掐死。一只狐狸挣扎中从巴拉的手上咬下一块肉来。

直到最后一丝光线在天际消失，我们才止住驼队，卸下盐袋，捆拌住骆驼的前腿，让它们自己去找草吃。下一个任务就是把狐狸做熟。沙漠深处没有柴火，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搜寻能烧的干骆驼粪。好不容易点着火，火头又很弱，我们不得不轮流玩命扇风。这两只狐狸似乎永远也熟不了，它们的个头就如半大小猫，只有可怜巴巴一点肉。穆罕默德终于宣布肉熟了，各人分得的那一份不会大过小孩子的一巴掌。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狼吞虎咽了一阵，之后，整个世界似乎有了改观。那一夜冰冷刺骨，每人却只能盖一条薄毯，我们在饥寒交迫中难以入眠。

我长期与卡巴比什游牧民生活在一起，四十日路之行已是几年前的事了，中间在乍得边远小镇朱奈纳（Gineina）当过一段时间教师。这是个令人着迷的地方，不通水不通电；集市每天都要迎来过境商队，领头的总是梳长辫的里宰加特美女，由不苟言笑的骑马汉子护送，鞍子上横跨着长矛或弯刀。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总要在集市里闲逛，同赶骆驼的男人或生意人聊天，提高阿拉伯语水平，并努力学习有关沙漠生活的一切。我住在一间泥屋里，养了几匹骆驼。周末或假期我会独自骑骆驼进入沙漠，住进游牧民的营地，深入了解他们的习俗和世界观。在朱奈纳待了两年，我自感学徒期已满：既能熟练地赶骆驼，也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阿拉伯语。当年年底，我辞去教职，返回科尔多凡，过上了与卡巴比什人朝夕相处的生活。

别人常问我与沙漠游牧民共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太冷？太热？太累？沙尘？水？食物？我很难解释其实这些全都算不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当我发现自己从小受教而认识的世界截然不同于他们眼里的世界时，这才是最大的难关。

他们是浸淫在大自然中的，大自然几乎提供一切所需。他们没有警察、军队、法庭、监狱、学校、医院和精神病院，对英里、公里、磅、公斤、小时、分钟等计量单位全无概念，但对于本地区的动植物，他们堪称活的百科全书。他们不识字，却能把沙漠当成一本书来读，在细节上拥有超凡的记忆力和观察力，而且个个都是跟踪好手。我见过有些卡巴比什人对每一匹骆驼的蹄印都能过目不忘。

当年随里宰加特人远行，我曾有过融入大自然的体验，后来渐渐发觉，卡巴比什人是一直生活在那个维度中的。有一次，我把一些摄于英国的绵羊照片给朋友朱马看，他一拿到手就把照片倒过来。显然，他没有透视的概念。我又试了试其他人，也都如此。我才明白，卡巴比什人不需要懂透视，因为，跟“文明社会”里的人不同，他们恰恰是大自然的局内人，而非旁观者。

卡巴比什人拥有数以千计的骆驼和山羊，但一个人的地位尊卑与其财富多寡毫无关系。游牧民的道德标准翻译过来就是一个词——品格，包含勇气、好客、慷慨、坚忍和忠诚五种美德。五项兼备者将受推崇；反之，纵有再多骆驼山羊，也会为人不齿。卡巴比什文化秉持同甘共苦的精神，只要部落有口粮，任何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绝不能挨饿。他们认为，大地是无私贡献其一切产出的：骆驼吃沙漠植物，为人提供奶、肉、皮、骨，以及女人织帐篷用的毛发；若是拒绝向他人提供维生之需，则犯下了悖逆自然之罪。我很快学会，永远不要向招待餐饭的主人道谢，否则他会略带愠怒地瞪着我说：“应当谢真主。”

次日凌晨，我们在第一缕曙光中哆嗦着起身，发现骆驼都跑光了。为了找草吃，那些骆驼挪着步子走到很远的地方，害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才追回来。上货时，我感到头晕目眩，尽管昨晚吃了一顿狐狸肉，还是饿得发昏。当天晚些时候，我们的水又喝光了。

然而，无论缺食还是缺水，两个同伴似乎都能淡然处之，毕竟勇气和坚忍是他们的两种基本品德。他们坚信大自然会满足所需，即使没有满足，也是理所当然。当天余下的时间和次日大部分时间，我们赶着驼队，饱受焦渴折磨，嘴唇肿胀，话也越来越少。幸好天气凉爽，换作夏季，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活不过24小时。对水的渴望如此强烈，让我忘记了饥饿，事实上食物已提不起我的兴趣，满脑子全是水，水，水。第二天下午，当穆罕默德发现另一支商队的新鲜足迹时，我们的祈祷似乎应验了。

我和巴拉继续赶路，都不说话。平沙万里了无生气，我们与前、后方地平线的距离永远不变，似乎根本没有前进，总在原地踏步。太阳渐渐西沉，终于，我们看到穆罕默德骑着骆驼小跑过来。隔得老远我就看见他的鞍子上挂着鼓鼓的皮水囊，液体晃荡的声音似乎响彻天际。

即便如此，我们仍没有立刻歇下来，而是一直坚持走到太阳快落山，找到一片矮小的金合欢树林后，才停下脚步。卸完货，照料好骆驼，我们总算坐下来，点燃了一堆火。穆罕默德在壶里倒上水，撒了些茶叶。我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水壶，直到它冒汽。“你们的杯子呢？”穆罕默德问。我们摆上杯子，穆罕默德极其虔诚地提起水壶，挨个倒上水。等穆罕默德给自己也满上后，我们方才举杯。第一口水滚烫滚烫，好像蚀穿了我舌苔上的粘液。我们大口喝茶，直到一滴不剩。

穿越撒哈拉，自那以后，我又跟卡巴比什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在随他们辗转迁徙的过程中，我经常走家串户，或与朱马等人骑行至沙漠腹地的绿洲，曾两度以牧人身份同卡巴比什人一道赶牲口远赴埃及，在骆驼背上走过的路程长达数千公里。某次旅程结束回到苏丹首都喀土穆，有个意外的消息正等着我。消息来自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当地代表处，希望我组织驼队深入苏丹东部的红海山，去援助被饥荒和干旱困在山里的贝贾族游牧民。

与我同行的合作组织人是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姑娘，名叫玛丽亚安东尼塔·佩鲁，我对她几乎一见钟情。时任UNICEF联络员的她是个天才摄影师，又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我见过的非阿语母语者绝少有人超得过她。这个项目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原计划在任务完成后返回卡巴比什部落，可又不想离开佩鲁。后来我俩达成了妥协。多年前我在栋古拉首次展望大沙漠时酝酿过的梦想，即仅靠骆驼和双脚横穿撒哈拉，现在我们要去实践它。

经过考虑，我们决定不按我原先的设想从尼罗河走到大西洋，而是反过来，从大西洋走到尼罗河，出发点定在摩洛哥以南的大漠国毛里塔尼亚。这样有两大好处：首先，由西往东对我们是一个从陌生渐至熟悉的过程；其次，在盛夏时节启程，当到达更为艰险的东撒哈拉时，那里的气温正好相对较低。6个月后我们在伦敦完婚，当天飞巴黎转机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由此拉开了这场大冒险的序幕。

我们在欣盖提（Chinguetti）绿洲的一间泥屋里住了3个月，买了骆驼，时不时尝试来一趟不超过10天的旅行，同时学习当地的阿拉伯语——哈桑尼亚语，一种流行于西撒哈拉的混合语。在凉爽的日落时分，我们常常坐在屋顶上眺望大漠的东方。在地平线遥远的另一边，越过灼烫的塔奈兹鲁夫特高原（Tanezrouft）和迷宫般的沙海，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尼罗河流域。有些“专家”断言我们不可能成功，但他们大部分人只是躲在汽车挡风玻璃后面见过撒哈拉，并未真正接触大自然。在与沙漠牧民一起生活和迁徙的这些年里，我学会了以他们的目光看待沙漠：沙漠不可谓不艰险，但若待之以审慎和尊重，则依然可以安家。

8月，我们雇了一位名叫马福德的向导，三人三匹骆驼离开欣盖提，扎进鼓风炉般的沙漠。我曾在苏丹的凉爽季节里差一点渴死，而这里的气温要高达50°出头。即使在苏丹我也没遇上过如此高温，就像背上压了好几件厚大衣在赶路。中午休息，我们实在太热，吃不下东西，光是大碗大碗地喝“兹里格”（zrig，一种加糖的奶，摩尔人传统饮料）。

不过也有好的方面，最初那些日子正值雨季，沙漠里到处分布着积水潭，灌满皮水囊不是难事。用塑料桶当然更方便，但我们的目标是坚持采用沙漠牧民久经考验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是带上了6只皮水囊。皮水囊制作技术是我从卡巴比什人那里学来的，我们将鞣制的山羊皮缝成囊性，再在外侧涂上由沙漠苦西瓜种子提取的焦油作防渗处理。山羊皮有促进蒸发的作用，可保持水温凉爽，缺点是高温下容易散失水分。

一路上景观地貌之丰富多样令人叹为观止，有平坦辽阔的沙原，有涟漪般的鱼鳞状沙丘，有一望无垠的沙砾平原，以及带有魔幻色彩的山峦，无数个世纪的水舂沙蚀已在山岩中凿出了一道道天然拱门。我们每天规律作息，日出前开拔，跟着骆驼徒步而行；上午气温升高后，愿意的话就骑上骆驼，直到中午左右休息。运气不错时能找到一棵荆棘树，在枝条上挂张毯子，搭出一小片荫凉来。我们随身带了几根木杆，倘若附近没有树就自己搭个凉棚。

骆驼吃草，我们在三石灶上做蒸粗麦粉或大麦糊，用白天捡的柴火或干骆驼粪当燃料。我们常用西撒哈拉手法烤面包，将薄薄一片面包埋在沙里，上面以小火烘焙。洋葱是唯一的新鲜食品，蛋白质摄入来自“提什塔尔”（tishtar，切成条并晒干的山羊肉）。刷牙用阿拉克树（araq，又称“牙刷树”）的枝条，便后则用石头当手纸。佩鲁也是男性游牧民装扮，我们都是长衬衫、布袋裤、包头巾和凉鞋，衣服从来不洗，也很少脱下——有一段路程我40天没脱过一次衬衫。

下午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段，热浪如融化的铅从天而降，我们焦灼地眯起眼睛仰望太阳，盼着夜里能凉快点。火焰山上走了一天，晚上是宝贵的喘息间隙，我们卸下骆驼身上的行李，打发它们去吃草，自己开始做饭。饭毕，把骆驼牵回营地拴好，在无比壮丽的星空下进入梦乡。

我们很早就发现，像我原先计划的那样笔直穿过撒哈拉是行不通的。事实上我们一直被水源牵着鼻子在走“Z”字。第一个大站是马里的传奇之城廷巴克图，我们朝那里走去时，一路上并未发现一丁点游牧民的生活痕迹。原来，摩尔游牧民在炎炎夏日已南迁至沙漠边缘。一周过去了，我们连个人影都没看见，也没找到地图上标明的水井。在连续两眼井找寻无果之后，马福德只得承认自己把水井位置给忘了。情势严峻起来。马福德发誓能找到下一眼井，我们不顾一切地赶了一整天路，却只得到一口枯井。我们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嘴唇干裂，舌头肿胀，肾疼得直不起腰，这种疼痛我跟巴拉和穆罕默德运盐那次有过切身体验。

就在我几乎陷入绝望之际，撒哈拉又一次显现了奇迹——我们突然发现一小片沙漠里罕见的甜瓜地，果实大小如网球，富含水分。我们贪婪地摘瓜吸汁，这些瓜无疑成了救命恩人。最奇怪的是，自那以后无论我在沙漠里怎样纵横跋涉，却再没见过这种甜瓜。

次日下午，我们望见远方有一缕蓝烟袅袅上升，这是我们10天来第一次遇到游牧民营地。他们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帐篷，拿出食物、水和骆驼奶，还给我们腾出地方睡觉。第二天上午，游牧民带我们走进附近山里，那儿隐藏着一个天然雨水池，俨然一处圣地。

在廷巴克图，我们耽搁了很久才找到一位名叫西迪-穆罕默德的新向导，来自讲阿拉伯语的巴拉比什（Barabish）部落。三人向马里东部、尼日尔边境进发。举目四望，永远是波浪起伏的赤色沙砾平原，而每天的行旅生活却总是一出扣人心弦的好戏——为生存而斗争，不懈寻觅食物、水、燃料、荫凉地和骆驼的牧草，想方设法让人畜持续前行。一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时间仿佛凝固，我们迈向天尽头的脚步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停歇。伴随我们长大的工业文明已退却到现实边缘，而这荒漠才是、且始终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我们从尼日尔的阿加德兹（Agadez）横穿泰内雷沙漠（TenereErg），这是一片沙浪滚滚的神秘海洋，荒凉如火星表面。在一个没有地标的空间，不靠指南针定向几无可能，在此地渴死的旅行者不乏其人。这里的景观过于单调，甚至连感官都会发生错乱。前人扔弃的一只沙丁鱼罐头看上去会像房子那么大，只有走到跟前方知其真实大小；若是临时脱队走出一条岔路，你以为自己走得笔直，返回时会发现原来是一条飘忽不定的曲线。

正是在泰内雷沙漠发生了一件奇事。当时我们的向导是图阿雷格（Tuareg）人乌东古。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当时究竟是想杀一杀他的威风，还是只不过急于赶路，总之我一骑当先，翻过了好几个沙丘，不一会儿就跑出了别人的视线。当我归队时，发现乌东古正火冒三丈。“绝不要这么干！”他怒道，“不知道沙漠里有精灵吗？就躲在这种地方专等过路游客。它们会扭转你的脑袋，把你往死路上带。”卡巴比什人也相信沙漠的某些地方藏着邪灵，有时还会化为人形。我一直把这当作迷信，但置身于神秘莫测的泰内雷沙漠，我又不那么有把握了。有一次，我们在远处看见一架像是刚刚降落的塞斯纳飞机，等走近才发现是一副徒具空壳的残骸，里面灌满了沙子。在沙粒经年累月地打磨下，机身锃光瓦亮，远看就像一架崭新的飞机。我们用了17天走完泰内雷沙漠，由始至终没见到一块石头、一棵树和一叶草。在即将走出沙漠之际，我们还遭遇到此行最为恶劣的沙暴，高达数百英尺的沙尘扑面而来，两米开外就茫茫不可见。咆哮的狂风令人战栗，仿佛大地要把我们抖落到太空中去。乌东古是个能干的向导，然而与卡巴比什人共同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沙漠牧民也无法在沙暴中辨明方向。他们往往会找地方躲起来，最后常死于缺水。因此我们打破了游牧民的惯常做法，在指南针引导下，我带着大家硬生生闯进风暴眼。两天后风暴停息，整个沙漠像被洗过一遍。启程前，乍得政府曾警告我们不要在其境内越过北纬16度。法国支持的乍得正为奥祖地带的铀矿而与利比亚开战。这意味着，在泰内雷沙漠边缘的比尔马（Bilma）绿洲，我们要掉头朝接近正南的乍得湖行进。现在是凉季中气温最低的日子，夜里冰冷彻骨。我们已经非常适应沙漠世界，不再需要向导了，有时一天能走上50公里，即便以四十日路的标准来衡量也算好成绩。在乍得东部，我们穿过了一个因土狼肆虐而臭名昭著的区域，当地游牧民提醒我们，那些土狼会袭击骆驼，甚至拖走小孩。一天夜里，一匹体形庞大的土狼对我们的骆驼发起了不依不饶的攻击。我们没带枪，只得点燃一支应急照明弹把它吓跑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们都在帐篷四周围上荆棘丛作为防御工事。我们通过朱奈纳的边防站进入苏丹。我曾在这个镇子住过两年，借此机会与老朋友聚了聚，但身在街道和集市中，我感到已无法处之泰然。从大西洋海岸跋涉了几个月，我和佩鲁都变成了沙漠人，城镇对我们正如对于沙漠牧民一样，是个疏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