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辨析与批判

新自由主义辨析与批判

丹尼尔·罗杰斯

作者简介：丹尼尔·罗杰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

人大复印：《理论经济学》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国外理论动态》2018 年第 20186 期 第 43-49 页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 灾难资本主义/

摘要：“新自由主义”是有可能吞噬掉与其词义相近的其他词汇的新词。在探索了新自由主义的根源之后，文章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群体出于不同的目的而提出的术语，且多次被弃用。文章通过深入分析指出，“新自由主义”一词被用来指代四种不同的现象，包括代表我们时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一系列思想观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围绕在我们周围并意图使我们落入陷阱的霸权主义文化。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是该词汇的含义过度延伸的产物。它所代表的每一种现象都有现成的名称，即金融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政策、商品化自我与商品化社会想象的广泛文化。

新自由主义是当前时代的“杂食性”语言，是有可能吞噬掉与其词义相近的其他词汇的新词。20年前，“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极少出现在英语辩论中。而现在，它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广泛应用于从建筑、电影、女权主义到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政治活动等各个方面。如果在ProQuest数据库中搜索1989年到1999年间“新自由主义”的使用情况，你会发现网页点击次数不足2000。而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至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33000。

左翼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描述自由放任观念的复兴，它在很多时候仍然被视为“保守派”的经济思想；攻击遍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计划、茶党抗议和自由党团(the Freedom Caucus)的反税收、反政府和反工会议程；描述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经济；严厉批评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温和派民主党的政策。此外，左翼还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来为弥漫在我们思想和行动中的文化和情感命名。

在所有的这些辩论中，重要的实质性争论处于险境。但是，语言的政治力量仍在起作用。命名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聚焦议题和关注点，还能够确认因果关系和行动策略，也能聚拢(或轻蔑回绝)盟友。一夜之间新自由主义术语的无处不在是一日千里的标志吗？或者是一种警告，警示我们一个拥有太多含义、被运用于太多的辩论中、将太多种现象聚合在一起并吞噬掉太多相近词汇的术语，可能会让我们难以看清时代释放出的力量以及在何处能找到可靠的抗衡力量。

一、新自由主义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左翼中使用的历史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混乱得多。它的旋风式增长模糊了一系列现存的术语，而这些术语的分析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要比新自由主义所能涵盖的更为清晰明确。在语言中的社会现实主义比以往都更加重要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的严重缺陷就在于进步人士试图把它用于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在文字和概念上具有延展性，但是在它吞噬掉与其相近的词汇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自己的付出与代价相比是否值得。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单一的起源或血统，它以一系列错误的开端开启其语言生命力。在19世纪，最强大的政治术语是自由主义。在整个欧洲和拉美，自由主义政党代表经济和个人自由最大化，包括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经济、弱政府、更多思想和良心自由等。到了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是一个战斗性的术语，是争取把自由扩展到更古老的重商主义者和君主制社会秩序的多领域斗争的旗帜，它根本无需修饰语。

第一批将前缀“新”加到“自由主义”之前的人是英国自由党内部的反叛者，他们试图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规划与自由的承诺分割开来。从1880年代的艰难时期开始，他们就认为，从国家权力中获得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未将真正的自由最大化。在反对贪婪地主、剥削性雇主和寻求垄断的利益集团的利己主义行动中，自由需要由政府提供对抗性的手段来保障。在20世纪中期，英国和美国福利国家的思想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新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杰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都是这类新自由主义者。直到194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含义才消失——从英国的政治术语中消失，被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标签所覆盖。

194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欧洲大陆又出现了第二次变化。以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为核心的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社会主义和古典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之间开辟了一条道路，既要维持自由的优势地位，又要使其不易受到1920年代所经历的压力和动荡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成为各类术语的概括性词汇。但是，这个标签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哈耶克不喜欢这个词。最有影响力的德国参与者很快放弃了新自由(neoliberal)，而改用“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并最终采纳了“社会市场经济”(social-market economy)，这是一种经由基督教民主党开始在战后德国的政策制定中起主要作用的混合型经济计划。1940年代这个学术圈里最年轻、也最盛气凌人的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51年的文章中将其思想描述为“新自由主义”。但弗里德曼的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持久性的新内容。他一个人就制造了现在自由党团渴望实施的许多不加掩饰的自由放任经济方案，但是他很快放弃了新自由主义标签，反而更喜欢激进的自由主义或古典的19世纪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在后来的一个事件中体现出来：智利军事独裁者在1970年代强行推翻了本国社会主义政府后，在芝加哥学派顾问的指导下实施了用来应对恶性通货膨胀的休克疗法。那些见证了阿连德政府经济政策的突然中断以及紧缩预算、国有企业和养老金体系私有化、废除价格管控、放弃外贸限制、遣散工会等替代性政策的人都不会声称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智利的一些经济学家从德国著作中挑选出“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但是，在智利使用这个术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智利军事政权的批评者，他们对该政权在智利实施新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计划感到震怒。对智利的军事政权批评者来说，新自由主义意味着19世纪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持续出现在拉美国家的讨论中，并从那里重新回到欧洲有关政治经济的讨论中。

最后，与前三种意思不同的新自由主义的第四种含义来自查尔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s)在1983年发表的《新自由派宣言》。彼得斯认为，使用新自由主义不是呼吁要复活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为了降低新政社会自由主义(New Deal Social Liberalism)的“野心”，尤其是在涉及工会特权和福利待遇方面。这种主张对比尔·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是，持续出现在政治演讲中的术语是“政治三角”(Political Triangulation)而非新自由主义。

在每一种路径中，新自由主义都以不同的含义和场合被循环使用，而又不完全归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沿着谱系寻根溯源，你会发现这一轨迹布满了变化和断裂。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群体出于不同的目的而提出的术语，有好几次甚至被弃用，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它又再次兴起。在左翼学界，它俨然成为语言时尚和时代霸权。

二、探析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含义

对于那些对政治话语的突然转变感到震惊的人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恰恰反映了其实质上的空洞。2009年，两位政治科学家在仔细研究后，为新自由主义贴上了“概念垃圾堆”(conceptual trash-heap)的标签：一个几乎任何现象都可以被其解释、任何含义都可以被归为其中的词语。也有人称之为空洞无物的别号。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既不是它没有意义，也不是它具有无限大的意义，而是该术语被用于四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中。新自由主义一是代表我们时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二是代表一系列思想观念，三是代表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四是代表围绕在我们周围，并意图使我们落入陷阱的霸权主义文化。这四种新自由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将其捆绑在一起的行为会将它们之间的差别、松散的目标以及实际关系都掩盖起来，从而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致使我们无法看清最需要看清的地方。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这个词赋予的共同身份的掩盖，这些现象各自看起来又是什么样子呢？

(一)金融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作为经济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它代表全球金融资本已经在世界上盛行的经济体制。第一种含义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中都灌输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需要，这种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商品、脱嵌劳动力(disembedded labor)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友好型的国家政策。它并不依赖国家，也不是最小政府理论的产物。相反，它依靠由机构支持、企业友好型管理以及以不同的方式部署于全球范围内的自由的投资机会。

这种新自由主义很脆弱，需要国家定期的管理扶持才能从反复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和过度投资中解脱出来，还需要国家的持续支持才能维持其利润空间。大卫·哈维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一书中将新自由主义置于美国读者的视野之下。他认为，新自由主义重建计划诞生于1970年代的全球经济结构混乱之中，并且由该时代的资本积累危机所引发。提供充满自由、选择、权利等冠冕堂皇词汇的伪善面具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天才之处。可残酷的事实是：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赤裸裸的阶级权力的复辟”。新自由主义需要政治和文化认同，但其核心驱动力却是对资本积累的需求。

(二)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思想方案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二种含义不是指经济结构，而是指一系列思想观念，其核心不是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的需要，而是一种思想方案：围绕有效的市场范式来重构20世纪末期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近期历史主要集中于哈耶克的学术圈，以及他于1947年组建的朝圣山学社(the Mont Pèlerin Society)。正如19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们一样，自由是这个圈子所关心的首要内容。但正如历史学家安古斯·布尔(Angus Burgin)在《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The Great Persuasion: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中所指出的那样，朝圣山学社最显著的特点并不是其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而是其多元的和矛盾重重的趋势。对哈耶克而言，战争年代的回归和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反转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而非福利国家的整体回归。德国人认为，秩序自由主义国家是为自由创造条件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抵制资本主义的垄断倾向时。

尽管人们对哈耶克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真正引擎却是后来的微观经济学家的工作，在19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这些经济学家主导了这个领域。在公众眼中，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争论是该时代最显而易见的理论争议。但更为持续的发展却是价格理论的工作越来越深入地涉及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人力资本理论、消费者选择和偏好满意度、个人效用最大化、自由贸易互惠互利和比较优势，以及最重要的市场效率原理，共同开启了进入经济学专业范式核心的漫长历程。

那些对经济学理论产生影响并留下印记的人，尤其是聚集于“公共选择”这一范式内的人，都对国家行为充满敌意。以下许多问题都在这个圈子和其他圈子里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希望通过国家力量谋求非竞争利润的寻租行为，每一种政治行为根源上的利己主义，缺少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保持垄断优势的不确定性，大多数管控措施的无效性，国家保护的道德危险，等等。然而，对他们来说，19世纪自由主义者反国家主义冲动的重构并不能扭转局势。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监管仍然有其适当的合理性，即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确实存在，在贫困或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进行收入再分配是合理的公共职能，市场并不是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灵丹妙药。

微观经济革命所做的并不是提供一套统一的答案，而是为解决所有的最大化问题建立一个强大的概念工具箱。在这种形式下，从价格和市场功能的角度对人类行为作出详细阐释已经不属于当前经济学研讨的议题，也不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而是贸易的核心和常识性原理的组成部分。

(三)灾难资本主义：作为政策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明确了一种不同的现象。与第二种含义相比，它在政治上更为强势，而在学术上却并不太连贯。它指出了一系列自1970年代以来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商业友好措施。一些措施起源于经济学理论家，还有许多是自由政策企业家的贡献。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出自智库以及哈维所称的由各当权阶层所资助的游说团体。不论其源头是什么，这些措施所带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意味要比它们的实际价值更多。正如在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智利实施紧缩计划那样，他们宣称这样做是形势使然。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言，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是“别无选择”。

一般来说，危机时刻往往会为一些政策建议的实施提供机会。一个明显的案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债权人在1980年代实施的财政紧缩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令债务国不堪重负。按照华盛顿共识，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淘汰国有企业、开放贸易和资本以整顿经济是债务重组不可避免的代价。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为撒切尔的紧缩计划和里根的减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指出，休克经济疗法采用的是与美军对伊拉克采取的震慑性军事入侵几乎一样的路径。经济灾难，如1975年纽约市濒临破产和2013年底特律的灾难性破产，为公共服务、预算和社会福利项目的回归提供了机会。卡特琳娜飓风在2005年之后为新奥尔良带来了同样的影响：其公立学校系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被关闭，私人竞争者争相取而代之。奥巴马医改则形成于一种政治困境而非彻底的灾难。但是，国家在医疗保险领域创立市场的实验则是类似动因的产物：在来自利益集团压力、政治紧迫性和政策不确定性导致的僵局之中，预先制定的市场友好型解决方案似乎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出路。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并不存在看不见的政府之手。克莱恩和其他人称呼这些暂时性的政策计划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灾难资本主义支持处于公共救助计划中的国家在核心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以便为其他企业家开辟新市场。寻租者们的美梦破灭了，但是寻求国家的支持与特权的争夺却愈演愈烈。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有时候会将自己置于一种乌托邦式的选择与语言偏好中，但是它很少像第二种含义所提到的那样作为自由的、不受操纵的市场运作。

(四)自我商品化：作为文化体制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四种含义是最近才被提出的，也是这四种含义中内容最全面的。它命名了一种文化体制，这种文化体制把价格和利润烙印在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温迪·布朗(Wendy Brown)在《毁掉民主：新自由主义的隐性革命》(Undoing the Demos: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一书中借用福柯的说法指出，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经济阶段，也不是一系列观念或一整套政策，而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治理理性”。这是一个不需要有形的管理者而只需要规则的政府，它以其无处不在的力量将“市场的模式传播到所有的领域和活动中”。它“将人类毫无例外地设定为市场参与者，使得人们永远都是经济人”。政治、协商、公共行为都在争取为自我赢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地位的无情压力下被统统消解。国家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公司，大学变成了工厂，个人则变成了有价格标签的物品。新自由主义的第一种含义和第三种含义或许会在政治上受到挑战，第二种含义可能在经济学术研讨会上受到排斥。第四种含义则概括了最令人悲哀、也最全面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所有其他的含义和目的都退避三舍并屈从于市场资本主义。

三、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

尽管我们很容易发现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使用中的某些综合性观点，即对国家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怀疑、对塑造人类行为的激励力量的尊重以及对市场的信心，但是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别很大，也很重要。它们在命名客体、列举因果关系以及揭露脆弱性方面都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政治策略上也有所不同。

许多撰文严厉抨击新自由主义的人都注意到了其所描述的现象中的无序。哈维指出，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一系列反复和混乱的试验跌跌撞撞地迈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杰米·派克(Jamie Peck)宣称，新自由主义挣扎于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中。布朗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是“无常的”和“易变的”，永远具有可重构性。它是“无常的、易变的、不系统的、自相矛盾的、不纯粹的”，是“任性的”，是“内部存在不统一和不一致的”。上述修饰语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都可以追溯至哈耶克”的说法仍然可以在某些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叙事中听到。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其阶段的转变和重构呢？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过度延伸“新自由主义”词汇含义的结果呢？

每种现象都有一个现成的名称：第一种含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第二种含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三种含义是“灾难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政策”；第四种含义是“商品化自我与商品化社会想象的普遍文化”。这些名称或许并不恰当，但是它们指向真实的机构、真实世界的替代选择以及可实现的政治。现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威力和脆弱性，使得底层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和上层社会严重的财富积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都在呼吁更为严厉的监督和更为有效的抵抗行动。现代的、以数学武装起来的效用最大化范式和市场效率范式融入到经济行业中，成为分析人类行为的通用工具，这是一个需要批判和替代的独立问题。在危机推动的政策背后，企业友好型建议需要更多的调查、分析和公众参与。通往一个“尊重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将政治重新想象为一个协商领域而非由广告推动的消费选择领域”的社会的道路，需要进步主义者们将一切政治工作和想象汇聚在一起。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任务，但在这些预先存在的术语中，分析与行动之间的联系是明确而直接的。将所有这些现象集中概括在一个词汇中可以阐明我们的政治任务吗？或者，这是否会让我们更加难以明确我们的阻力、行动策略并创造替代的可能性？

在极端的情况下，将困扰我们的所有问题集中在一起会加剧“绝望”的情绪。布朗认为，这种可能性在我们面前正变得越来越大。她为“支配当今世界的过于庞大的、快速的、复杂的、不可避免的、看似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带来的无力感而担忧。对那些认为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姗姗来迟的丧钟的人来说，只要看到现有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结构比以往更加强大，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很难被忽视。布朗本人是当今主要的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之一，在她的著作中体现了坚韧的勇气，但悲观主义的用词——“精疲力竭”、“坍塌”、可能性和目标的普遍萎缩——也贯穿于其中。或许这就是一个如此彻底地在市场秩序下组织起来的社会所产生的东西。又或者是不断膨胀的范畴使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察觉。

当前，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现实主义语言，而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又有什么用呢？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学术界和左翼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词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从来不把它用于描述其自身的计划或他们自身。在进步的学术杂志和研讨会中，新自由主义已经迅速地作为一种虚拟货币而发挥作用，它甚至便携到可以被左翼知识分子用于几乎任何学术讨论中，成本低而回报清晰。

但是，不断扩张的词汇很少能维持在最初的边界之内。新自由主义已经越界进入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对那些试图弄清楚特朗普是如何从竞选小丑当选为总统的人来说，2016年的灾难就是选民们对希拉里·克林顿所支持的温和新自由主义的报复行为。对其他人来说，特朗普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赢得了选举。在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承诺背后，更快的资本积累或许一开始就是他的最终目标。

不过，在2016年的选举中，语言政治也发挥了其自身的作用。在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大部分公众的普遍质疑、而基于专家经验的真理主张却遭到无情攻击的年代，词汇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选民——即使是那些投特朗普反对票的人——来说，特朗普最明显的吸引力就在于他用简单的语言(当然是粗俗的、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具有煽动性的)来演讲，这在选民们听起来是直截了当的口语。即使特朗普撒谎或者夸大表述，他的话也带有坦率的气息。其他的政治家都含糊其词，而特朗普则直言不讳。这就是进步人士不敢采用的语言现实主义。

如果进步人士带着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抗争的论调参加2018年的选举，他们可能会希望扩大公共讨论的范围。但是，如果继续强化这种精英不同其他阶层交流的观念，那么他们顶多只能获得一些来自大学院系的某些选民的支持。

本文原载《异议》杂志(Dissent Magazine)2018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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