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丨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如何治校长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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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回溯百年，在那个时期，校长如何治校，名师如何教学、做学问？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位大师的育人观，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教育理念精髓和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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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虽逢乱世，却涌现出许多潜心育人的大师，也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回溯百年，在那个时期，校长如何治校，名师如何教学、做学问？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位大师的育人观，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教育理念精髓和创新实践。

蔡元培，字鹤卿，浙江绍兴人。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开北大“学术”与“自由”之风，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不仅率先招收女生进入大学读书，还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兼容并包形成五育并举

蔡元培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在他看来，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

他的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这个原则不仅体现在教育教学方面，更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他以“学诣为主”，招聘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

在教师队伍中，既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他们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使得当时的北大校园里，学术之风盛行，《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1912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五育并举的思想。

其中，在实利主义教育方面，他认为，应该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他则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

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在当时极具理论实践创新，使北京大学成为各种学术新思想的发源地。

梅贻琦，字月涵，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出任清华校长期间，梅贻琦为清华大学师资人才培养、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不可泯灭的贡献。

“从游论”提倡师德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1931年到1948年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融入到治校管理当中，不仅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还为清华大学发展特色教育奠定了基础。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教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贻琦说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

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胜固大佳，败亦无愧”。梅贻琦认为，体育教育的精神不在于胜负输赢，而在于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意志品格和合作精神。

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大学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但他在教育理念方面，有很多创新思维。

他曾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过一篇《大学一解》，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因此，他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

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先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回国后，他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以其对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探索出南开教育体系。

“三个一”塑造完全人格

张伯苓主持南开学校达40年之久，在办学育人的过程中，他形成了其独特的“三个一”教育法，值得人们思考借鉴。

首先是一次演说。创立学校不久后，张伯苓便推行每周一次的课后“修身班校长演讲”，演讲面向全校师生，演讲人不只有校长，还邀请过梁启超、陶行知等知名大家。张伯苓常常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育人思想、出访见闻融入在演讲当中，与师生分享，教育效果非常好。

其次是一面镜子。在南开学校，师生每天进出校门时必须面对一面大镜子。镜子旁镌刻着40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关于悬挂镜子和“镜箴”的目的，张伯苓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此镜所以备学生出入时，与此自行修整姿态，不特衣履可免失度，即腰驼背曲可戒警于无形，其用意深远如此，而事轻易举……较之教师危言色厉以施训练者，感化甚易，而收效出于自然……”

由此可见，张伯苓对于治校育人，更注重让学生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良好的习惯，这种重养成、重实效，轻形式主义的教育理念，耐人寻味。

最后是一枚竹签。教育不只有引导和示范，还应该有鞭策与警醒。对犯错的学生，张伯苓最初的办法是给予悬牌记过，再后来又发明了一种改过法，即把学生犯的错误记录在一枚竹签上，叫做“立志改过签”，学生需随身携带，坐卧不离，直到学生改正后，方可取消竹签“销案”。

而张伯苓“三个一”教育法的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人格，既有外在的约束力，也让受教育者的心中时时有一枚“无形的竹签”，这才是他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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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教育报

|编辑：校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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