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江：追寻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的学术脉络

有史以来，影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从未如当代一般无远弗届。从中国民众视摄像机为高级、昂贵且象征特定身份地位的影像“权柄”，到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拍摄一段影像并上传到某个视频网站与友人分享，也不过是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一影像纷繁浮躁的时代，回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的学术脉络，或可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百年变迁提供另一道凝视的目光。

民族志电影有两种解释之义。狭义的民族志电影专指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动态影像作品，也就是基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创作的影像民族志，侧重于学术表达，是一种供学界内部展示、分享与讨论的研究成果。广义的民族志电影则包容更多符合大众观赏习惯、具有公共文化价值的影片，主要以族群或区域的社会结构、文化生态、生计模式、宗教信仰等人生事象为拍摄对象，意在用视听语言深描与阐释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民族志电影都与主要追求艺术与娱乐价值的主流电影有所不同。民族志电影更强调作品的文献性、传承性与学术性，更多体现电影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承载体的视听媒介属性，特别是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电影特征。

正因身处学科边缘，民族志电影长期面临研究薄弱的学术困境。电影学界通常将民族志电影视为纪录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倾向于探讨其艺术形式、审美价值或叙事机制，较少关注其人类学理论背景与民族志调查及创作方法。人类学界虽设有影视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但囿于从业者较少、学术力量单薄，对民族志电影的研究多止于经验性总结或方法性归纳，未能建构出一套分支完整、史论完备的学科体系，特别是有关中国民族志电影近百年的发展史的研究存在诸多空白点，如无细致的梳理，难以夯实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中国民族志电影发轫至今，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清末，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最早在中国从事带有民族志意义的电影拍摄者多为旅华的外国人士，如外交官、探险家、传教士或学者。目前确知的第一位系统拍摄中国社会民俗与文化风貌者，为法国驻昆明总领事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为方苏雅）。他曾于1903—1904年在云南拍摄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影资料，内容广泛，蔚为可观。此外，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27—1928年拍摄其在中国内蒙古、甘肃、新疆沿线的科考见闻；英国人类学者艾瑟尔·林格伦于1929—1931年摄制有关大兴安岭诸民族——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的电影素材；德国学者恩斯特·塞弗尔领导的考察团于1938—1939年在西藏拍摄了4.4万英尺有关高原自然生态与藏族社会生活的电影胶片；挪威传教士卡尔·莫特森也在1947年摄制了一部带有陕西地方特色的彩色纪录片《安康》，记录这座小城的日常生活与基督教传播活动。这些以外来者视角注视和记录的活动影像，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非常罕见且富于民族志价值的历史文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业界与学者在民族志电影领域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两位教授与摄影师勇士衡合作，在1933年赴湘西进行苗族、瑶族调查以及1934年赴云南考察傣、彝、纳西、哈尼诸民族时，特地拍摄纪录电影，“正所以求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孙明经专长于电影教学与创作，在抗战初期随校西迁成都之后，拍摄了《西康》系列电影，展示这一地区的自然物产、民众生计与民族宗教等内容，是中国电影学人独立制作的里程碑式民族志影片。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则在1939—1941年间辗转川、甘、宁、青诸省，拍摄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及其支援抗战之行动，完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纪录电影《民族万岁》，公映后曾获得广泛赞誉。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志电影存世寥寥，能够在当代获得的早期影像资料都堪称宝贵，力所能及地填补空白，是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

1950—1978年，中国民族志电影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基于国家民族调查工作与民族识别政策开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影像记录。自1956年开始，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担任出品单位，协同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等电影生产部门，先后摄制了16部反映黎族、藏族、纳西族、赫哲族等多个民族概况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如郭净言，“这种以‘少数民族’为对象，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纪录片，尽管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却已具备‘民族志电影’的基本特性，应当归属于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早期形态”。由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其学术价值长期被低估，在当代的研究视域中，应将其纳入国际民族志电影史的整体学术框架当中，运用口述史与影像文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新评价其学科贡献与历史文献价值。

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年，是中国民族志电影从冷僻到繁荣、从自发到自觉的崭新阶段。随着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舶来与本土化建设，民族志电影逐渐获得了可以依托和不断拓展的理论框架以及更为广阔的创作与展示空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纪录电影作者选择了民族志影像工作方法，如长时期的在地观察与跟踪拍摄、建立合作式的创作关系、对某一文化主题的细致描摹，实现影片的深度表述；另一方面，人文社科知识群体也开始掌握影像工具，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创作出带有学理阐释与文化深描性质的“学者电影”。特别是在数字影像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民族志电影也进入了一个创作主体多元、形式内容多样的新时期，展现学术价值、促进文化保护以及传承影音文献，构成了民族志电影的基石。

中国民族志电影作为电影的分支类型，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重要的研究价值。追寻其历史脉络，既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上的华彩篇章。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大格局中，中国民族志电影的过往虽曲折多舛，其发展前景却光明可期，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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