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最辉煌的时期，可惜已成为历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正式的足球管理组织，没有经验丰富的外籍教练，没有职业的运动员，没有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国足球在亚洲却几乎无人能敌。

从清末留着大辫子踢球、民国年代校园足球的兴旺、学校的普及、老百姓踢球的自如，都值得今天学习。民国年间北京足球确实落后，没有一支专业队，整个中国也没有专业队，但在亚洲和世界的排名，却远远胜过今天。

民国足球的重视及成就

参加1936年奥运会国足队员合影。大名单共22人，其中有“亚洲球王”李惠堂和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这是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赛前，为筹集资金，也为提高技术水平，足球队员提前两月出发，先到东南亚踢了27场球，筹得资金5万元。

清末，拖着长辫的广东岭南学堂学生与河南（珠江南岸）小学学生进行足球比赛。岭南学堂较早地引进了西方近代运动项目。

当岭南学堂在澳门办理时，就在课外开展足球、棒球等球类运动，并与当地中葡人士进行足球比赛。1904年迁校广州河南康乐村后，在校内开辟了足球场。

1917年－1919年，福州市基督教青年会大院里,穿长衫的青年在踢球。中国的现代足球运动引进跟西方人的进入有非常大的关系，西方人所到之处，都会有足球的影子。中国足球文化的传播，首先是在香港、澳门、上海、福州等东南沿海，然后才进入内地。

1924年，纽丝仑（今译新西兰）学生足球联合会欢迎南华足球队来访的海报。南华足球队成立于1908年，是香港首支华人足球队。1921年，16岁的李惠堂加入，很快成为中国足坛的神话。征澳洲、打日本、进南洋，一路披荆斩棘，为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8年－1919年，德国、奥匈战俘在北京西苑俘虏收容所新所的足球场上踢球。一战于1918年11月结束，刚刚参战一年的中华民国作为协约国的一份子，取得胜利。在中国共建立了六所俘虏收容所，关押同盟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以及士兵。俘虏们的文体活动丰富。

上世纪初期，兰开夏队与法商队在打比赛。上海的外国侨民在1867年成立了“上海足球会”，起初只有外国侨民参加。中国人称之为“西联会”，成员主要有西商队、西捕队、法商队、英国驻沪军队等。1926年起，中国人开始参与“西联会”的比赛。

1911年4月，威海卫国王饭店运动场上举行的足球赛。1898年,清政府将威海租给了英国。从此，威海成了英国在中国的第二块殖民地。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越来越多殖民地的占领，英国也将足球运动带到世界各地。

1924年，纽约当地学生足球联合会欢迎南华足球队来访的宣传海报。南华足球队成立于1908年，是香港首支华人足球队。

1928年，“亚洲球王”李惠堂和他获得的奖杯。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1922年入选南华足球队，开始足球生涯。1923年入选中国国家队，分别于1923年、1925年、1930年、1934年参加了第六、七、九和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四次均夺冠。

1921年，16岁的李惠堂加入，很快成为中国足坛的神话。征澳洲、打日本、进南洋，一路披荆斩棘，为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8年，“亚洲球王”李惠堂和他获得的奖杯。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1922年入选南华足球队，开始足球生涯。

1923年入选中国国家队，分别于1923年、1925年、1930年、1934年参加了第六、七、九和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四次均夺冠。1929年,华北足球队员合影。华北足球队是由清华、汇文和协和三校的学生组成的球队。

从1913年－1917年，三所学校每年一度的三角对抗赛中，都有足球比赛。华北足球队曾在191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亚军。

辅仁大学生足球人才辈出

1929年，辅仁大学足球队在校园（涛贝勒府）花园亭前合影。民国时对北京足球贡献最大的当属辅仁大学。30年代末，辅仁大学成立“紫星”队，讲究球技，注重球风。后来在我国足坛享有盛誉的李凤楼就是“紫星”成员。辅仁大学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国家队和北京队队员。

要说民国时代对北京足球贡献最大的当属北京辅仁大学。当时辅仁大学足球运动刚刚兴起，在30年代初辅仁大学足球队叫“友谊”队，不久改名“辅友”队。

到了30年代末，辅大教育、史学等系的一些同学，在学校外籍教师赞助下，以“辅友”队为基础，组成了“紫星”足球队。球队的宗旨是发展足球运动，以球会友，切磋球艺。

平时主要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在训练和比赛中讲究球技，注重球风。作为主力队员的李凤楼先生，这时已声震华北，他和叶德禄、唐国梁、张之桢等人，各怀绝技，屡屡战败其他球队。

1933年辅大的李凤楼先生和其他8人，被选为北平代表队队员，参加旧中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足球比赛。当时北平队队员有：王与民、徐裴民、李凤楼、杨约翰、熊大缜、杨普智、张国成、林松发、张之桢、武贵成、谢继先、唐国梁、房歌春、左登金、叶德禄等。

30年代北平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社会上业余队之间的联赛和辅仁、清华、燕京、师大、北大五大学足球联赛等传统比赛。每年赛事颇旺，观众如潮。辅大紫星队在两大联赛中，以它的纯熟球技和优良球风，多次夺冠，享誉北平。

1936年8月6日，柏林奥运会上，经过舟车劳顿的中国足球队与强大的英国队进行比赛，最终以0:2败北。此前，中国足球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得九次冠军，国人对中国足球给予热望，看台上的中国啦啦队有五六百人。

谈辅仁足球，不能不提李凤楼先生，2012年恰逢其百岁华诞（1912年），凤楼先生是通县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先后在辅仁中学、辅仁大学任教。1944年开始任辅仁大学体育部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

凤楼先生自幼酷爱体育，尤其是足球运动。青年时代曾参加北方著名的“北华”、“北宁”、“紫星”等足球队，辗转国内外进行比赛，以他的高超球技、良好球风、高尚的体育道德修养，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受到了广大足球爱好者的热爱，在我国足坛享有盛誉。

在当时，南方有球王李惠堂，北方有球王李凤楼，被冠以“南李”、“北李”的美称。 40年代至50年代初，李凤楼先生不仅率队参加一系列的传统比赛，还积极带队参加每年秋季为冬季救济贫苦民众在北平举行的各种义赛。

他还多次率队应邀赴天津、青岛参加这种性质的比赛，为劳苦大众募捐，而球队在李凤楼先生以身作则的带动下，所有队员从不计较物质报酬。

那时，紫星队常在辅仁大学足球场与利华、师大、燕友（由在京的朝鲜足球员组成）等队进行角逐，吸引了众多球迷。

紫星队由辅仁大学师生组成，文化高，悟性好，能用脑子踢球。紫星队拥有技艺精湛的第二梯队，即辅仁中学（今北京十三中）的紫光足球队，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国家队队员的曹桂明就是由紫光到紫星的。

辅仁大学足球队的成功在于，学校不仅产生了后来第一批国家队和北京队队员，而且在各自专业都学有所成。

1936年8月31日，英国阿森纳队球员泰德·德雷克正在给一个中国球员签名。柏林奥运会失利后，中国足球队受欧洲各国的观摩邀请，开始欧洲之旅，共踢了八场友谊赛。在伦敦，他们与伊斯灵顿的一支球队比赛。

鄂伯尔1943年考入辅仁大学教育系就被选进辅仁大学足球队任守门员，1942年入选华北队，1951年入选西南区代表队，1952年调中央体训班足球队(即国家队)为守门员，成为国家足球队第一代守门员。

后来著有《怎样踢足球》、《中等足球技术》、《足球发展简史》及与人合著《足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分析》。

中国足球体育界人士用“下得球场，上得讲台，入得书房”来形容鄂伯尔一点也不过分。

刘国斌是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当时是学校足球、篮球、排球、垒球、乒乓球五项球类队队员，同时还是象棋校队的队员，这样全面的大学生运动员恐怕很难再找到了。

1953年他代表北京青年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青年足球比赛，从此被选入了中央体训班足球队（国家队前身）。

解放初期守门出色，直到30多年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运筹与健康”桥牌赛中，他与国家体委四司司长李葳搭档合作（刘国斌的桥牌也是专业水平），比赛中，他们遇到了邓小平、丁关根。

当丁关根介绍“刘国斌”的名字时，邓小平说：“哦，我知道，很好的守门员嘛！”那时候学校足球不脱离学业，走的是真正体教结合的路子。

足球走向老百姓的生活

民国时期，上海大众书局印制发行《足球成功法》封面。英国人亨塔著、林长茂翻译。书中主要介绍足球基本练习法以及作战策略。全书分6章，包括球员须知、守门、后卫、前锋与中坚等。

学校先行，社会紧随。此后足球运动从学校逐步走向社会，在部分职工中也有所开展。像东单就是民间足球欢乐的海洋。一些企业的足球队如平汉铁路局队、邮政局队、电车公司钢轮足球队等也在北京有一定声望。

那时也没有足球的管理和推广机构，一些热衷足球的民间人士承担起责任。由宋心灯等倡导的在意大利兵场(位于现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对面路南一带)举行的夏令公开足球赛。

这个赛事逐年举行，从3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每年都吸引不少足球队参加，成为北平足球界的重要赛事。20年代和30年代，北京知名的足球队有中央、震寰、三育、平汉铁路局等，这些业余运动员因踢一脚好球也成为名将。

1936年8月1日，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进驻奥运村时，“亚洲球王”李惠堂为旗手。这届运动会，中国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6个大项的比赛,还进行了武术表演。

其中，拥有黄振熏、黄志民、黄中孚、尹商屏、赵锡田、谭福祯的震寰队实力最强。这些队除定期参加夏令公开足球赛、友谊赛、表演赛之外，还经常进行平津两地的互访比赛。

民国年代也有国际比赛，只是多与当时在北平的英、意、法等国驻军的足球队进行比赛。30年代后期一次在辅仁大学足球场，紫星队与意大利水兵队比赛，当比赛进行到下半时近结束时，踢中锋的李凤楼接到右边锋传中球。

正要准备起脚射门时，被意水兵队两后卫“关门”封住了球进路线，此时李凤楼突然用脚后跟一磕把球弹击起来，在观众的喝彩声中球飞入球门的右上角，终以1比0胜了意大利水兵队。这个球射的神奇，射的漂亮，使对方目瞪口呆，激起全场观众抛帽拍掌，

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北平足球运动涌现出一批足球技术和意识都较好的年轻运动员，如鄂秉信、邵先凯、李朝贵、王陆、史万春、曹桂明、年维泗等，40年代后期除传统强队育英、汇文、志成等中学继续保持足球优势外，又涌现出西燕、北光和兄弟等成人队，成为北平足球的劲旅。

20世纪40年代，上海，马来西亚联华足球队与西侨白鹰足球队比赛，以4：0大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足球队常去东南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参加比赛，东南亚球队也经常受邀到上海参加比赛。

民国期间有两位人物不仅当时活跃，也在后来为新中国和北京足球运动作出突出的贡献。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届国家队主教练的李凤楼是其中一位。

还有一位是从饭店服务生到新中国第一任国家队队长的史万春。这位国足队长少年时代没进过一天体校，因为民国年代可没有什么专业队，哪怕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会，也是临时组队，那时候的国家队员都有自己的职业，赛完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

史万春1926年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六人，他是独子，一家8口都依仗父亲的微博工资。那时踢球是很奢侈的运动，一双球鞋就让家里犯愁，为了减轻负担，他和另一个小伙伴商定，到天桥旧货摊买一双球鞋各穿一只，即使这样每当该换球鞋他都难以向父亲开口。

史万春的功夫没白下，他常常在一场比赛中独中数球，对方好几个人看他，他总用逼真的假动作一下连过几人。看他踢球的成年人说这孩子就是踢前锋的材料。

因球技出众，到了十三四岁史万春可以打成年人的比赛了，那时比赛地点在天安门东侧如今是中国博物馆的消防队球场或东长安街的意大利驻军球场，小孩与大人交手常常不吃亏，也让一些球队注意上了他。

1947年6月，北平，清华大学足球队与在中国的韩国侨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开学，在办学之初，清华学堂学生就成立了自己的足球队。30年代初，北平五大学(清华、北大、师大、燕京、辅仁)的体育竞赛会，都将足球列为竞赛项目，赢得了很多观众。

40年代北京最好的饭店是北京饭店，由于饭店经常接待外国人，所以踢足球的风气很浓，也是北京的一个著名球队。他们看上了史万春，希望他加盟增强球队实力，但史万春已经上了初中，还想多学些知识。

然而父亲突然去世让他别无选择，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小小年纪的他和在家中做手工的姐姐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北京饭店的侍者也分三六九等，16岁的他只能穿下等侍者的白大褂，要听穿坎肩的指使，有的时候挨训很不是滋味。

但不久他在饭店里也受到与其它下等侍者不一样的待遇，因为北京饭店的足球队全指着他来取胜呢。他不仅是绝对主力，而且是球队的灵魂，他因此在饭店的地位大大提高，踢球成了他保住饭碗的依托。

在为北京饭店效力的同时，他还与北京有名的足球高手梁振声、赵长兴组成了“兄弟队”，由李凤楼亲自指导，这个“兄弟队”是北京足球远近闻名的劲旅。

“兄弟队”比李凤楼为首的紫星足球队、以孙鸿年为首的利华足球队成立稍晚，这几个队代表了40年代后期北京足球的最高水平。

这些民间的、业余的球队跑遍了北京，那时基本没有公共汽车，大多连自行车也买不起，都是步行到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或辅仁大学比赛，这些北京的球队也多次与外地球队交锋。

正是这些民间业余球队，后来为发展北京市的足球做出不小的贡献，他们大部分在解放后成为体育教师或厂矿企业的体育骨干，而史万春成了新中国第一任国家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