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际影响”：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与传播想像

秦艺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福特汉姆大学访问学者。

一

问题提出：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

旨在对《人民的选择》（People’s Choice）一书中提出的意见领袖的个人影响及“两级传播流”理论进行经验确认，1945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后称拉氏）及其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开展了迪凯特调查（The Decatur Study）。时隔十年，迪凯特调查的最终成果以《人际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为名出版。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知识史中，《人际影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备受争议的位置上，它通常被视为媒介效果从强大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转折点。不过，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各类学术话语中，《人际影响》的本来面目已经越发模糊了。然而，纵观以往对这段知识史的反思，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被忽视了。这个人就是查尔斯·米尔斯（C. Wright Mills）。对于传播研究领域而言，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对拉氏研究实践的批评并不令人陌生。不过，很少为人们注意到的是米尔斯此前在迪凯特调查中的研究主管身份。当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与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均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Geary，2009：77）。后来，由于与拉氏产生分歧，米尔斯被半路解雇。

米尔斯与拉氏的这段传播研究“往事”对于传播研究至关重要。2008年，在国际传播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第五十八届年会上，安德烈亚斯·科勒（Andreas Koller）提出，如果当时沿用了米尔斯的思路，不仅社会学不会抛弃传播研究，而且还可以规避传播研究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后所面临的约翰·彼得斯（John D. Peters）提出的“知识贫困”问题（Koller，2008：3）。科勒所说的，不仅仅是米尔斯对拉氏传播研究实践的反思与批评，更是米尔斯本人的传播想象。在科勒看来，米尔斯的传播思考与拉氏不同，它既是“历史性的传播哲学与理论”，也是“理论化的传播与媒介史”（Koller，2008：28）。科勒对米尔斯的赞誉并非没有道理。就后来实证主义传播研究遭遇的知识困境来看，米尔斯在50年代末的批评可以说是颇具预见性的。由此，重返迪凯特调查成为必要。

源于对结构问题的兴趣，米尔斯需要的是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影响结构。当时，受二战影响，米尔斯担心“集权社会结构”在美国兴起（Geary，2009：51）。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对韦伯（Max Weber）社会学的研究为他提供了基本的问题视野与方法论工具。由此，米尔斯主张对社会整体进行宏观结构分析，以考察不同阶级的“权力机会”（Gerth & Mills，1942）。在米尔斯到达研究局时，迪凯特研究的前期设计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不过，米尔斯并不太满意。对于迪凯特调查的前身《人民的选择》，米尔斯（Mills，1946a）毫不避讳地指出，它“不太结构化”，连调查地区的“权力系统或政治党派组织”都没有提及。就迪凯特调查而言，米尔斯想要探究的是“关于一座城市的影响结构图像或模型”（Mills，1946a）。由此，米尔斯为迪凯特调查增添了一个问题：影响流倾向于在每一阶层水平流动还是倾向于在不同阶层之间由上至下垂直流动。

不过，米尔斯起初一直致力于以微观方法来验证宏观方法，期望具体事务上的意见影响流能够与意见影响结构相互印证。然而，他很快发现，微观方法根本无法判断谁是意见领袖、谁是跟随者，因为即便某人承认他在某一具体事务上受别人影响，并且这个被提及的人也确认了影响的存在，但这仅仅只能说明两人卷入了一场意见交换中，这种意见交换可能再次发生，也可能仅仅发生一次（Mills，1946a）。换句话说，即这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并不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来保证影响者是意见领袖，被影响者是跟随者。而对于回答意见影响流的方向这一问题，米尔斯发现微观方法也是一场“悲剧”：一方面，具体的意见影响流没有足够多关于意见交换的案例用以作出可靠的分析；另一方面，具体的意见流不够长——每一意见流只涉及三个人（Mills，1946a）。依据宏观方法，他得出结论：政治领域的意见影响是垂直分布的。

针对政治领域的意见影响状况，米尔斯曾进行过大量的定性分析。与《人际影响》不同，米尔斯尤其强调政治领域意见影响机制与其他三个领域的区别。具体说来，米尔斯认为，与其他三个领域相比，政治领域意见形成与付诸行动之间的鸿沟更大，并且改变意见或做出决定所产生的后果也更为重要。正是基于上述特征，米尔斯认为政治领域的意见领袖不必是日常群体活动（group activity）中的成员，意见影响流也能够呈现出由较高阶层向较低阶层流动的垂直性特征。不过，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米尔斯发现，即便是较高阶层的人也普遍表现出了政治冷漠的社会情绪。在米尔斯看来，这显然不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对人们来说不重要——毕竟刚刚结束的二战、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政策在客观上的确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呢？米尔斯认为，由于人们在面对这些复杂而又严肃的事情时，形成的公共阐释通常是“混乱的”，并且也难以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便会感到“不安”和“焦虑”，并最后外化为冷漠（Mills，1946b）。与此同时，他发现，其他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也基本处于这一状态，他们“奉命行事，但很少真正有自我意识地行动”（Mills，1946b）。

对于米尔斯的上述分析，拉氏认为“非常失败”，并由此解雇了米尔斯（Horowitz，1983：80）。从《人际影响》来看，拉氏显然并不在意米尔斯对于以具体事务上的意见改变来确定意见影响关系这一方式提出的质疑。在确定何为意见影响、何为意见领袖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人际影响》就与米尔斯分道扬镳了——前者选择的正是以具体事务上的影响者作为意见领袖，即所谓的“特定影响者”（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151）。

在与拉氏分道扬镳以后，米尔斯开始对拉氏的研究实践提出批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将拉氏的传播研究判定为“贫乏的”（米尔斯，1959／2005：68），并着重从学理层面对这一论断进行了阐释。与此同时，米尔斯还将迪凯特调查的材料运用到了《白领》《权力精英》等著作中。根据库尔特·朗（Kurt Lang）和格拉迪斯·朗（Gladys Engel Lang）的叙述，米尔斯开展迪凯特研究的本意实际上是“通过人际关系网来追踪媒介影响流”，而不仅仅止于描述人际间的传播流（Lang & Lang，2006）。基于此，本文将从迪凯特调查重新出发，试图还原以下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其一，拉氏为何没有采用米尔斯的分析路径？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接近拉氏开展迪凯特研究的真实意图及其传播研究范式的实质。其二，从迪凯特调查到《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何以得出拉氏传播研究无法完成概化知识生产这一判断？这一知识／理论生产困境直接指向了传播研究的学科合法性问题，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萦绕在主流传播研究共同体心中的噩梦。其三，从迪凯特调查到《权力精英》，米尔斯是如何回应大众传播时代的民主危机这一传播研究的经典命题的？

二

被解雇的必然：

作为解谜活动的迪凯特研究

从表面上看，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与《人际影响》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政治领域意见影响结构的垂直性分布，后者则着重凸显了商业领域意见领袖的水平分布以及“两级传播流”理论。目前，大部分传播研究者在回顾这段分歧时，都倾向于认为米尔斯被解雇是因为他对政治领域意见流动的归纳无法满足迪凯特调查赞助者麦克凡登出版公司（Macfadden Publication Inc.）的需求。这一判断并非全无道理。

不过，作为一项学术生产活动，拉氏开展迪凯特调查的主观目的并不在于服务商业目标，米尔斯的失败也不仅仅是无法兑现商业承诺。更为根本地，米尔斯无法满足的是拉氏的知识兴趣与知识承诺。究其本质，迪凯特研究并非拉氏偶然的知识生产，而是在严格的谜题设定及理论、方法论目标下开展的范式“解谜活动”（库恩，1996／2003：32）。从表面上看，迪凯特调查的问题来源是研究人民投票行为的伊里县调查。不过，更为本质地说，伊里县调查与迪凯特调查都是为了探究个体短期态度改变这一谜题而开展的研究（Simonson，2006；罗杰斯，1997／2002：259-260）。

基于如上谜题，拉氏开展迪凯特调查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理论诉求，即从不同领域对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及“两级传播流”理论进行确证，从而扩大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除了客观上需要满足商业需求，源于对概化知识的追求，拉氏主观上也不见得愿意放弃这一假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拉氏更为直接地指出，对概化知识、“整合概念”的建构是经验研究获得合法性的必要步骤（Lazarsfeld，1969：283）。

颇为隐蔽的是，迪凯特调查对《人民的选择》的延续不仅仅是问题、理论层面的，同时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对于迪凯特调查，拉氏还有着明确的方法目标。作为罗杰斯所说的“工具制造者”（罗杰斯，1997／2002：287），拉氏一直致力于对固定样本调查法（panel study）进行一般性确认。在《人民的选择》的第二版序言中，拉氏提出，未来研究应该迎接方法论性质带来的挑战，即“弄清固定样本方法的价值和局限性”（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2012：36-37）。拉氏暗示，研究就应该解决固定样本调查法在各种不同议题的研究中的应用（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2012：36-37）。而在第三版的序言中，他更是颇为得意地宣告，固定样本调查法已经成为了社会研究方法的“既定组成部分”（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2012：7）。

对于拉氏的固定样本调查法及后续访谈技术，米尔斯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它们也许能够成为“沟通起宏观研究路径与微观研究路径的桥梁”（Mills，1946a）。不过，从根本上来说，米尔斯更欣赏的是不依赖于固定样本而对各个阶层开展深入访谈的调查方法。他希望能够开展55个深度访谈来“建构一幅关于迪凯特市各个阶层的图景”，并在大量数据中植入对“人们是如何做决定的”这一问题的定性分析（转引自Geary，2009：90）。当时，米尔斯的确开展了45个开放性访谈。

对于米尔斯的这一行为，拉氏非常不满，这正是他后来对于解雇米尔斯一事给出的说辞：“米尔斯在从共同体的领袖——诸如报纸编辑、城市官员——那里收集有关迪凯特的共同体权力的资料的同时，忽略对于调查样本的技术监督”（罗杰斯，1997／2002：313）。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采用米尔斯后期的分析路径，固定样本调查法将失去其意义——米尔斯确定意见影响流及意见领袖的路径并不会对样本进行重复访问。

由此可见，不论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来看，米尔斯都不满足迪凯特调查的知识生产要求。如果说，拉氏解雇米尔斯是源于迪凯特调查的“解谜”本质的话，那么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米尔斯无法向拉氏妥协也是基于其根深蒂固的知识承诺。作为一个出身于实用主义哲学怀抱，后又深受曼海姆（Karl Mannheim）知识社会学、韦伯社会学熏陶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对于何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应该为何的界定要远比拉氏、甚至默顿等更为宽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杰瑞（Daniel Geary）认为，米尔斯与拉氏的根本分歧在于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关于社会科学边界及目标的想象。

三

方法论抑制：

断裂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知识的琐碎化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对《人民的选择》《人际影响》等一系列重要传播研究文本均进行了严肃检视。米尔斯（米尔斯，1959／2005：55）认为，这些研究的研究框架大都局限于“谁通过何种传媒告诉谁什么事，产生了什么结果”。在米尔斯看来，这一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框架是非常成问题的。首先，在这一框架下，对诸如“公众”“舆论”等核心研究对象的概念化及问题化方式脱离了其存在的历史序列与社会结构，因此根本无法抵达对舆论、大众传播效果的实质理解。其次，对政治动力机制的“正当性”的讨论在上述框架中也是缺席的。由此，米尔斯得出结论，上述关于不同个体受不同媒体影响的研究对广告业有用，但对于理解“大众传媒的社会意义的理论的发展”还构不成充分的基础（ 米尔斯，1959／2005：56）。

那么，拉氏及其研究局的传播研究何以如此呢？米尔斯将主要原因归纳为“方法论的抑制”，即在研究中以科学方法严格地限定研究问题的选择和对问题的表述方式（米尔斯，1959／2005：61）。如此一来，米尔斯发现，在受“方法论的抑制”的研究实践中，研究问题不仅仅由于需要适应量化统计的需要而抽象层次较低，更重要的是由于“固守于小规模的区域并且倾向于心理主义”，这些抽象层次较低的问题以及为此建构的变量并不是基于对社会进行系统考察、历史分析后得到的，因而根本不具备与结构问题的一致性（米尔斯，1959／2005：7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将拉氏的研究实践称为“抽象经验主义”。在米尔斯看来，由于对量化统计的狂热，拉氏的经验研究实际上已经被抽空了，因而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性。

米尔斯的批评不无道理。基于“个体是如何做决定的”与固定样本调查法这两个互为对照的问题与方法，《人际影响》提出，大众媒介研究最重要的旨趣是“探究大众媒介在短期内影响（通常是改变）意见或态度的有效性”（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17），大众媒介研究的知识发展历程则被操作化地描述为“不断在大众媒介和受众之间引入中介因素的过程”（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41），而迪凯特调查即是一项旨在对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新的中介变量进行验证的研究。在这一视野下，不论是前期对影响问题的处置方式，还是后期关于人际影响的理论建构，《人际影响》都显示出了极为狭隘的“刺激-反应”传播观。对于《人际影响》来说，人际关系介入大众传播过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既可以直接屏蔽来自大众媒介的信息，也可以充当与大众媒介一样的刺激，在群体内部直接引发反应。

很明显，《人际影响》与其暗示的民主意义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彼得斯提出，“两级传播流”理论看似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关于民主社会的想象，但实际上《人际影响》却没有对“共同体讨论为何重要”这一问题作出任何解释（Peters，1989）。在彼得斯看来，《人际影响》所说的人际间的交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讨论，而只是充当了媒介流的“渠道”（channel）（Peters，1989）。在这一问题上，米尔斯本人的解释就极为不同了。基于迪凯特调查，米尔斯在1950年写过《大众媒介与公共舆论》（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一文。由于当时还尚未与拉氏“彻底决裂”（Mills，K. & Mills，P.，2000：172），米尔斯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了对人际影响的极大妥协——承认初级群体讨论在美国社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从表面上看，米尔斯得出了与《人际影响》一致的结论，但实则不然。在米尔斯这里，媒介接触与人际交谈存在着两个重要区别：其一，与“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相比，人际交谈具有较小的自主选择性：受众可以通过关掉广播或放下杂志来拒绝不喜欢的大众媒介内容，但这在人际交谈中却并非易事；其二，与大众传播相比，在人际交谈中，谈话者能够更加容易地进行“反驳”，也即存在不同意见的“互动”（give and take）（Mills，1963c：595-596）。如此一来，尽管意见领袖更多地接触媒介并试图将其意见传输给群体内的成员，但由于这些成员能够接触到持有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因此便能够对不同意见进行对比，从而形成对大众媒介信息的有效抵制。由此，初级群体间的讨论才具备了意义。

那么，如此一来，“抽象经验主义”将走向何方呢？米尔斯注意到，精确性通常是这类研究的辩护依据。不过，尽管赞同研究者应该在研究中尽可能地保持精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米尔斯提醒我们，精确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在迪凯特调查中，米尔斯曾发现量化操作中的概念界定对于研究结论有着重要影响。更何况，精确性与真相更是相隔甚远。

除了精确性，概化知识生产是“抽象经验主义”的另一个知识承诺。对此，米尔斯更是给出了否定性的判断。米尔斯看到，以研究方法为先，“抽象经验主义”对经验资料与理论均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就前者而言，由于缺乏历史的、结构性的视野，所谓经验资料大都变成了“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因而根本难以触及经验材料的实质（米尔斯，1959／2005：70）。就后者而言，米尔斯更是发现，“抽象经验主义”的理论建构通常是在经验材料搜集好甚至“修润”好以后“炮制”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在认真研究的前提下用以指导研究实践本身的（米尔斯，1959／2005：73）。在此情况下，理论也就沦为了“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而失去了理论本身之于研究的意义（米尔斯，1959／2005：73）。基于上述分析，米尔斯认为，尽管“抽象经验主义”看似赋予了研究以历史性、结构性意义，但在其一般性理论与统计事实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

在《公共舆论研究》这篇文章中，贝雷尔森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趋势下勾勒了公共舆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简言之，即以行为科学为特征，美国化了。与米尔斯颇为一致，贝雷尔森当时也认为这一科学化趋势是由研究者赋予研究方法“支配地位”造成的（Berelson，1956：313）。对此，贝雷尔森表现出了颇为折衷的立场——他说，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这种现象既可以被“赞许”，也可以被“谴责”（Berelson，1956：313）。不过，在这一表面的折衷主义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贝雷尔森对研究科学化趋势下理论创造力问题的焦虑。由此，贝雷尔森才反复呼吁舆论研究不应该抛弃政治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

以后来的知识史之见，米尔斯关于拉氏传播研究知识琐碎化及其根源的判断是颇为中肯的。汉诺·哈特（Hanno Hardt）认为，拉氏等相信“对事实的操纵最终能够导致理论的发现”实际上是“对方法论的痴迷”产生的“幻觉”（哈特，1992／2008：18）。不过，如果说拉氏的传播研究只是一种个人或学术团体的选择的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却在建制层面上将“非经验性反思与真正的社会科学几乎毫无关系”这一思想固定下来（Peters，1986）。历史证明，这一建制方式付出了重大的知识代价。从50年代到80年代，传播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呼吁更多的理论”的诉求中（哈特，1992／2008：99）。直到1983年，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专刊《领域的躁动》（Ferment in the Field）的出版，才使得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霸权、价值立场及其知识后果在建制层面上得到正式检视（王金礼，秦艺丹，2016）。此时，连施拉姆本人也对传播研究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核心命题而感到失望：“传播学发展成了一门学科。但它是否产生了一系列核心的、互相关联的理论以使其实践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建构统一其思想呢？”（Schramm，1983）

四

从大众媒介到文化机器：

公共领域的转型与民主的可能性

延续在迪凯特研究中的阐释框架，米尔斯在后来的《权力精英》中形成了与《人际影响》截然不同的传播想象。科勒提醒我们，大部分围绕《权力精英》的讨论都集中于“权力精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这一“描述性问题”，但是却忽略了米尔斯对“为何会出现权力精英”这一问题所作的“因果解释”（koller，2008：1-2）。科勒将后者概括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后来在60年代才提出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科勒的这一归纳是切中肯綮的。与哈贝马斯相同，米尔斯也尤其强调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于公共领域及民主的影响。在米尔斯看来，大众媒介显然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传播方式，因而必须对其进行认真考察。上文提到的米尔斯在《大众媒介与公共舆论》中关于意见领袖个人影响的论述，实际上只是他向拉氏妥协而进行的一种伦理想象。

对于大众媒介之于民主社会建构的意义，米尔斯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颇为悲观的情绪。在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等早期媒介观察家看来，大众媒介“无限地扩大了思想之间的竞争”，增进了“经典民主的交流活力”，并由此带来了“个体理性及自由的增长”。与这一颇为乐观的论断相反，米尔斯认为，彼时的大众媒介并没有担任起“扩大”或“激活”公众的角色，而是“消灭”了公众（Mills，1963d：362）。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首先是因为米尔斯看到了大众传播固有的区别于人际传播的传播特征对于公众讨论的不利影响。他（1956／2004：394-397）看到，大众媒介不仅为观者提供了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和意义框架，还作为“自我形象的观察镜”将“读者、听众、观察者带进更大的、更高的参考群体视野”，从而塑造了观者的“本体意识”。不过，当对大众媒体的内容进行检视时，米尔斯（1956／2004：394-397）发现，这些内容不论是对外部世界的呈现，还是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塑造，都是非常失败的，因为它们无法使个体以理性的方式来理解周围的世界及其自身，并由此给个体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茫然”。

由此，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才说，冷漠、焦虑的大众正在取代自由、理性的公众成为社会主要的人格类型，大众-权力精英的社会结构正在美国兴起。一言以蔽之，即美国的公共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民主由此成为问题。基于这一想法，他在50年代后半期开展了另一项研究项目，即“文化机器”（cultural apparatus）研究。对于文化机器，米尔斯给出的定义是“包含艺术、知识及科学工作得以进行的所有组织、环境，以及小群体、公众、大众使用这些工作的渠道”（Mills，1963e：406）。与对大众媒介的论述几乎一致，米尔斯也强调文化机器作为社会“观察哨”（observation posts）、“阐释中心”（interpretation centers）、“表征装置”（presentation depots）对于人的意识及其存在的中介角色。在文化机器研究中，米尔斯（1963e：407）更为清晰地指出，文化机器在人的“理性”（reason）、“感知”（sensibility）等“最包容万象的”领域以及“科学技术”等“最专业化的”领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此，文化机器成为人类与社会的“文明座位”（the seat of civilization）（Mills，1963e：407）。

在文化机器研究中，米尔斯确定了现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一，文化机器始于赞助体系，受众基本上由其赞助者构成；其二，文化机器变成受市场驱动的企业，文化工作者成为企业家，受众由此变成“资产阶级公众”；其三，文化机器既受政治动机影响，也受商业利益驱使，受众成为“乐于接受的大众”（Mills，1963e：411-413）。米尔斯看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产业都存在着上述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机器。无一例外地，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阶层都致力于对文化机器进行吸纳，从而建构出有利于其权力运作的话语体系。

基于此，米尔斯（1963f：232）呼吁，文化工作者要“收回”（repossess）“文化机器”以服务于自身的社会目标。米尔斯说，只有当文化工作者重新掌握“文化机器”时，才能够明白“社会中普遍的政治冷漠究竟是现代社会的通病，还是源于文化工作者的缺陷及其在政治领域的缺席”（Geary，2009：195）。可以说，从知识分子到大众媒介再到文化机器，实际上是米尔斯对思想／知识及其传播之于社会的构成性角色的不断确认。在《无力的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一文中，米尔斯（1963h：299）呼吁，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利用“传播机器”，打碎“现代传播建立起来的关于观念与知识的刻板印象”，推进对重要社会议题的话语建构及社会辩论，从而创造出“新鲜的感知”。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确认为文化工作者以后，民主社会具体应该如何才能构建起来呢？这一问题事实上也出现在米尔斯早期关于“真相的政治”（politics of truth）的阐述中。“真相的政治”是米尔斯用以表述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核心概念。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揭示权威对公众理解社会现实进行操纵的权力；其二，质疑、挑战官方对社会现实的界定。

本文以为，尽管米尔斯论述民主社会的起点是古典民主理论，但他最后并没有完全回归到古典民主理论来通过公共舆论实现政府形式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仅仅将落点放在了个体身上。在论述何为民主时，以汉斯·斯培尔（Hans Speier）的定义为参照，米尔斯（1963h：578）说，“只有当非政府部门的公众要求就政治意见进行自由、公开的表达并以此来决定或影响政府的决策及行动时，才能说公共舆论是存在的。”以公共舆论为标准，米尔斯建构了作为民主社会的“公众共同体”与作为非民主社会的“大众社会”这两个极端社会类型（米尔斯，1956／2004：38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尔斯这里，不仅“大众社会”在当时的美国还不是现实，“公众共同体”更不具备存在的可能。米尔斯（1956／2004：382）将后者称为一种“迷人的神话”、“对理想的追求”。

不过，米尔斯并未因此宣告民主的幻灭。面对一个非全体民主的社会，米尔斯（1959／2005：205）主张“以民主的方式行事”，通过这种做法来“努力消泯‘仿佛’，努力使社会更加民主”。不过，米尔斯在这里说的民主并非政府形式意义上的民主，而更多的是个体层面的自我实现。

至此，基于同一份经验调查，米尔斯与拉氏最终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拉氏在《人际影响》中声称，意见领袖具有重要的人际影响，其暗含的是美国自由多元主义民主；米尔斯则在《权力精英》、文化机器研究中提醒我们警惕权力对大众媒介、文化机器的涉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体意识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人格类型、社会结构的影响。不过，正如彼得斯（1989）所言，《人际影响》究其本质只是用来抵制大众社会噩梦的“武器”。蒂莫西·格兰德（Timothy Glander）则更为尖锐地指出，“两级传播流”理论并不是理解大众媒介之于个体或社会影响的理论，而是被宣传家用来制造统一的“实践工具”（Glander，2000：219）。面对《人际影响》与其暗示的民主意义之间的断裂，彼得斯（1989）曾感叹，“如果早期美国传播研究对政治性叙事没有那么严格的抑制的话，我们得到的理论在政治性-理论性承诺上就要远比今天的更加连贯（coherent）”，而这实际上正是米尔斯在50年代努力践行的。超越《人际影响》，将“公众共同体”与“大众社会”作为两种“理想类型”，米尔斯对大众媒介、文化机器的论述在比较的、历史的视野下，沟通起了“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理”“历史时代”与“个人境遇”，在对权力问题保持高度自觉的同时，又在其中发掘出了变革的可能性（Glander，2000：226）。可以说，米尔斯的传播想象是一名知识分子为解决彼时美国民主危机做出的个人努力，与此同时这种努力也为传播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即对公共传播进行“比较性-历史性”的研究（Koller，2008：1）。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8期。

本期执编 / 孟旭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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