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民族说"——作为骑马民族的日本与民族神话

神话的构建需要上千年，崩溃一天就够了。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来到美国驻日大使馆，拜访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会谈中美国胜利者提出合影要求，天皇自然无法拒绝。那天裕仁穿着黑色西装，双手紧贴裤缝，背挺得笔直仍然矮了一个头，神情无比拘谨；高大的麦克阿瑟则气定神闲，目光如炬，他腼着肚子，双手随意地插在腰间。两人的体格、肢体语言是如此悬殊，以至于照片公布后日本举国震惊，众人忽然意识到天皇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不过七八十年前，日本天皇还是足不出御苑的“现御神”，很少有人见过其真容。明治天皇最早外出巡幸时，路上百姓不敢直视御车，因为怕被太阳灼伤双眼。但在1945年，大部分民族主义神话烟消云散，日本未被异族占领过的历史也宣告终结。之前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281年，蒙古、高丽、汉人联军渡海来袭，结果船队在海上遇到“神风”损失大半，残部勉强登陆，最终全军覆没。二战末期的日本本土保卫战中，自杀式“神风特攻队”想复制的就是这段历史，但这都无法阻挡第一批盟军在横滨登陆，以及七年漫长占领期的开始。

日本战败那年，东洋史学家江上波夫在东方文化学院任研究员。三十年代他曾作为留学生曾来到北京，在长城、蒙古一代做考古调查，积累了不少考古资料，著有《蒙古高原横断记》等。战后日本民众被限制出国，江上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内转，从东洋史偏向日本上古史。1948年他转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并与冈正雄、八幡一郎、石田英一郎举办座谈会，联合发表“骑马民族说=日本国家征服王朝论”，引发全社会的轩然大波。

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合影

如果用简洁但有些耸人听闻的话复述“骑马民族说”的大意就是：天皇的祖先不是日本人，而是渡海征服日本的韩国人。换句话说，日本列岛不是到1945年8月才第一次被美国人征服的，早在四至五世纪，欧亚大陆北方的骑马民族就曾征服过这里，并注入自己的血脉。所以天皇也不是什么“天照大神”的后代，而是大陆征服者的后裔。在被盟军托管的民主化时期，江上给了战前的皇国史观以沉重一击，进入前人无法涉足的学术禁区，引发的激烈的论战到九十年代末犹未平息。

日本学者素有写文库本的传统。经过了二十年潜心的研究，1967年江上波夫在中公文库出版《骑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研究》，将学术成果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此书比普通的文库本厚一倍，分上下两部，上半部讨论匈奴、突厥、鲜卑等骑马民族的历史，下半部讨论日本民族和天皇制度的起源。我在东京大学附近的旧书店买到的这册已经是1972年的第20版，算下来平均每三个月就得再版一次，毫无疑问是超级畅销书了。此书已有中文版，1988年由张承志译出。

江上波夫接续的东京大学北方民族史、西域史的传统，开山祖师为白鸟库吉。明治时代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弟子李斯（Ludwig Reiss）来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白鸟受其学。受德国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影响，白鸟率先以西方实证史学为工具，从西域语言学入手，凭借《匈奴民族考》《乌孙考》《东胡民族考》等论文，彻底颠覆了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在他的影响下，随后几十年东大东洋史学科对北方民族史的强调，甚至到了纠枉过正的地步。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

明史学者山根幸夫晚年回忆，1940年代他在姬路上高一时，白鸟库吉的学生小野田万寿也刚入职教中等东洋史。初出东大的小野田老师每次讲课，都大谈特谈匈奴、柔然、突厥，绝口不提汉、唐、宋，高中生们学得苦不堪言。到期末考试时，出的全部题目居然也都是关于北方民族问题的，导致班上几十个学生只有四人勉强及格。（《わが生い立ちの記》）书呆子气十足的小野田万寿固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很能说明当时东大的学风。在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汉人王朝也往往被描述为被动的、次要的，不是什么天下中心。

江上发现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原始游牧民族忽然抛弃了和平的牧民生活方式，蜕变成好战的骑马民族。这种转变背后有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复杂原因，简单而言，对南方农耕文明区武器、金银珠玉等物质的强烈冲动，驱使游牧民族自发组织起来，发展出先进的骑马战术，并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其深远意义，唯有一战时飞机、坦克的发明差可与之比拟。

农耕民族在面对北方骑马民族时，有若干天然劣势。首先是疆域内草场缺乏，战马不足，严重拖累战斗力。其次是农耕民族喜欢定居，骑马民族的进攻却迅如闪电，无法预测，不得不分散兵力，并时刻处于紧张的戒备中。当不堪压力的边民向内地迁移时，又会导致边疆生产凋敝，加大军事防御的困难，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汉人王朝的各项政策其实都是被骑马民族塑造的，比如春秋时代开始的胡服骑射，就是缩小双方差距的一种尝试。

但骑马民族也有痼疾，导致它们往往骤起骤衰。表面上这是各民族内部或相互间斗争的结果，但江上波夫认为关键是王位继承的问题。汉人王朝从西周初年便确立了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但骑马民族只规定领袖必须产生于核心家族，具体的继承顺序则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血缘世袭制度与民主决策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犹如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骑马民族政治上难有连续性，给了汉人王朝以可乘之机。

作为一种娱乐项目存在的日本甲胄骑马

骑马民族的这一命门导致除了少数族群外，乌孙、康居、月氏、柔然、回鹘等一度如日中天的骑马民族都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国家，它们或是从此消失，或是离开欧亚大陆的舞台中心，向边缘地带迁徙。江上波夫提醒我们，由于大海的天然阻隔，之前的学者都遗忘了岛国日本也可以是骑马民族的落脚地。

由于文献资料的短缺，日本上古史晦暗不明，学界根据考古遗迹将它分为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弥生起于公元前300年，终于公元250年，是原始社会的末尾；古坟起于公元250年，终于公元592年，是大和朝廷的建立期。江上波夫挑战了这种传统分期法，指出所谓的弥生时代后期与古坟时代前期存在很多延续性，反而是古坟时代前期、后期差距巨大——多种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三至四世纪之间，日本忽然从宁静型的农耕文明转变为战斗型的骑马民族文明。

农耕文明的特点是保守稳定，短时间里不可能自发完成变革，所以这必然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从前期古坟文化的倭人的立场看，他们不会主动地接受骑马民族的大陆北方系文化，改变农耕民的文明，所以应该存在从大陆经由朝鲜半岛直接入侵日本，征服、统治倭人的有力的骑马民族。征服民族将大陆北方系的文化带到了日本，加以普及。只有这种解释才是合理的。”

江上举出的证据是日本各地出土的文物，比如大阪高井田古坟壁画上的武人造型，就与中国大陆出土的北魏武人俑几乎一致。还有最近出土的骑马民族风格马具、带钩、金银饰、战马图案等，也非农耕民所能想见。考虑到朝鲜半岛离日本最近，所以很有可能“骑马民族通过先进的武器和马匹，经过朝鲜半岛，从北九州或者本州西端一带入侵，于公元四世纪侵入到畿内，接着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建立大和朝廷，达成了在日本建设统一国家的成就。”

流镝马祭神仪式

然而这种解释存在漏洞：日本也可能是在抵抗骑马民族入侵的过程中，开始引进大陆先进的作战方式，这种可能性如何排除？除此之外，农耕民必然拒斥变革的预设也多少有些武断，何况这种变革很可能早就开始演进，只是到了古坟时代中期才在丧葬中得以体现而已。或许是听到到了这些的反对声音，江上进一步以语言学为工具强化自己的论断。

首先是“任那日本府”问题。任那位于今天朝鲜半岛的最南端，最早出现于吉林集安的《广开王土碑》上，也在中国史料《宋书》《梁书》、朝鲜史料《三国史记》中出现。京城帝国大学教授末松保和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任那日本府”是四至六世纪日本曾统治南朝鲜的直接证据，即所谓的“任那经营论”。末松不一定有为二十世纪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辩护的意思，然而他1949年出版的《任那兴亡史》却日本右翼中却大受欢迎。

江上波夫承认“任那日本府”的确存在，但却赋予了新的解释。根据鲇贝房之进的研究，任那的日语发音mimana是朝鲜语nimra的转音，nimra是“主君之国”的意思。江上据此阐发道，任那其实是是当年骑马民族侵入日本时的基地和前哨站，因为曾由日本开国天皇神武天皇直辖，才被命名为“日本府”，其确切含义应该是“日本发源之府”，而不是 “朝鲜境内日本统治之府”。就这样江上波夫用几乎相同的史料，得出了与末松保和完全相反的结论。

日本仁德天皇皇陵，世界上最大的皇陵

“骑马民族说”对天皇神圣性的解构尚不止于此。在由《古事记》《日本书记》《驾洛国记》等古籍所构建的日本神道教体系之中，从天上降临的“天神”与地上本来就有的“国神”相互融合，共同缔造了日本大和朝廷。在江上看来，所谓的“天神”不过是渡海来袭、与本土贵族通婚的骑马民族集团罢了。骑马民族的很多印记已经渗入日本民俗之中，比如崇尚白衣，以火净化污秽，以及活人殉葬的传统，就在明治维新之前，武士以剖腹为大名殉葬还被尊为美德。

征服者的遗迹也体现在日本的贵族姓氏中，留下了并行的双轨系统：即以葛城、吉备、出云为代表的地名系统，和以大伴、服部、中臣、犬饲等为代表的官职系统。前者即日本被征服前的岛国土著，后者则是跟随大陆征服者而来的家臣。江上指出这种外来种族和本土氏族联姻、形成国家二元支配体系的情况，同样见于北魏等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中。

近年来受美国学界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抛弃汉族中心主义，致力于发掘中国史的内亚性。其实从明治时代的白鸟库吉，到战后的田村实造，日本学者们早就开始这么做了。江上波夫则将这个传统推到了极致，且反求诸其身，赋予了日本史以内亚性。坦白说，他的理论在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怎么受欢迎，但这主要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战后的日本人虽能接受天皇是人这一事实，却难以相信他竟然是韩国人的后代。

从根本上来说，民族的起源问题往往是历史观中最顽固、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天皇是不是大陆征服民族的后裔？中国文化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还是西来的？对于这类敏感问题，即使有再充足的史料，组织起再严密的论证，普通人对之恐怕还是要不停摇头。尽管如此，江上波夫至少在战后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一针强力解毒剂，其药效虽短，也已完成了历史学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