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著名摄影家，1962年生于北京。1985年至1989年在《民族画报》工作。1989年开始用15年时间完成了其恢宏如史诗般的“三部曲”：《被遗忘的人》、《在路上》和《四季》。2006年完成作品《缅北监狱》。
Joo Miguel Barros × Lu Nan
若昂·米盖尔·巴罗斯 对话 吕楠
Joo：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第一个项目是什么时候？
吕楠：我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自学摄影，1989年开始拍摄三部曲的第一部分《被遗忘的人》。
Joo：什么最大地激发启示了你？
吕楠：1985年，我在一本摄影杂志上，看到了几张西班牙女摄影师拍摄的精神病院的照片。当时我就决定，以后我也要拍摄这群人。1988年，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摄影书籍上，看到了玛丽·艾伦·马克（Mary Ellen Mark）和雷蒙·德巴东（Raymond Depardon）的介绍，其中，就有马克拍的《81号病房》（Ward 81）和德巴东拍的意大利精神病院的照片。
这些对我都有帮助，但我希望做得有所不同。一是我希望把精神病人的着重点放在“人”上，而不是“精神病”上；二是我希望把拍摄范围从医院扩大到患者家庭和流浪患者，形成更丰富完整的精神病人的世界。
在我的工作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和启示，例如《被遗忘的人》和《在路上》受了很多马丁·布伯的《我与你》（Martin Buber, <I and Thou>）的影响，《四季》主要受到歌德（JohannWolfgang Von Goethe）和巴赫（J·S Bach）的影响，而把三部曲形成一个整体则受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In Search of Lost Time>）的影响。
吕楠三部曲之《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1989 - 1990） 作品选登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04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04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09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11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12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19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22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29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32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39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41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No.47
Joo：你是怎么成功进入精神病医院的？
吕楠：我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为我提供了记者证，有了记者证就能进入医院。
Joo：你是怎么做到进入到天主教徒和四季农民的家里的？
吕楠：尊重人是前提。具体到天主教徒我和他们讲道理，用教徒的话说，我讲的教会道理比许多神父都讲得好，用神父的话说，我知道的教会道理比许多教友要多。对西藏农民，我免费给他们治病，每次去西藏前我都会用经费的十分之一给他们买好药，带过去为他们治病。天主教徒和西藏农民都信任我，因而进入他们的家庭很容易。
Joo：工作时用的什么相机？
吕楠：我主要使用Nikon FM2和Nikon F100相机。
Joo：照片拍摄完以后，选照片的关键和标准是什么？
吕楠：选择照片一是看能不能经受住长时间的观看，二是不能重复。
Joo：你是怎么准备工作以及怎样花这些年完成这些项目的？
吕楠：在中国，工作之前，这三个项目都无资料可查。只能靠预感，把力量使在刀刃上，然后边干边了解，最后积少成多，好在现实与我的预感是相符的。
Joo：为什么选择这些题材？
吕楠：对我选择的拍摄项目，必须符合两点，一是我感兴趣的，二是有助于我解决摄影存在的问题的。
1980年代之前，绝大部分摄影师都要靠接受杂志和报纸的委托才能生存。摄影师不仅很难拍摄自己真正喜欢的项目，也很难长时间深入地拍摄一个项目。当通过书籍或展览来展示摄影师的作品时，会发现题材和题材之间没有关联性，也看不出摄影师的统一的世界观。再加上摄影师对瞬间的迷恋，使作品成为一个偶然的片段而流于浅浮。因此，鲁多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写到，摄影虽然富有意义、引人注目并具有揭示性，却很少是深刻的。而艺术是以整体向世界说话的。照相机和感光材料的特性，决定了影像要在一瞬间完成，但并不意味着摄影师总要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心灵思考的是必然性，不是偶然性。我希望在我的工作中，能解决摄影不深刻的问题。在我工作之前，就做出了不接受委托只为自己工作的决定。
因此，我想用三部独立完整的作品来构建一个世界。这就是三部曲的由来。
简单的说，《被遗忘的人》是关于苦难的，《在路上》是关于救赎的，《四季》是关于人在大地上的庄严劳作和平静超然的生活的。
吕楠三部曲之《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1992 - 1996） 作品选登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1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3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11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15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16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18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21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24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25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51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54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No.57
Joo：你是怎么开始这些项目的工作以及如何构建三部曲的？
吕楠：《被遗忘的人》是从精神病院开始的。在医院里我了解到，患者的家庭特别是农村患者的家庭的困难处境，为了能更全面深刻地呈现精神病人的生存状况，从1990年开始，我把这个项目的拍摄范围从医院扩大到了家庭和街头流浪患者。
1990年，中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是686元，而在一般的精神病院住一次院的费用就是1500元，这还不包括医药费、伙食费等其他费用。农村居住的人没有医疗保险，住院得自己花钱。因此，几乎所有的农村患者的家庭都是靠借钱和变卖财产来为患者筹集住院费。在照片的文字说明里，都有家庭送患者住过几次院的说明。
精神病不能治愈，只能康复。病人出院一段时间还会再犯病，病人家属就再次送患者入院治疗，直到家庭借不到钱和无财产可卖为止。农村患者的家庭，要么负债累累，要么倾家荡产，几乎没有例外。
最后，对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家庭就只能把患者关在屋里，或用链子锁住患者，因为家属怕患者去伤害别人或毁坏别的家庭的财产。对没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在中国，社会不仅歧视精神病人，也歧视精神病人的家庭，就连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被人瞧不起的。因此，农村患者的家庭不仅是农村最贫穷的家庭，也是被社会歧视的家庭。
1990年，《被遗忘的人》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在一座农村天主教教堂里拍的。当时，一个主教正在为一个患精神病的教友祝福。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第二个项目必须是天主教，第三个项目必须是西藏。
如果说我主动选择了《精神病人》这个项目，那么为了让三部作品形成一件大作品，后面的天主教和西藏的项目，就是它们选择了我。因为，只有这三个项目才能构建一个有内在关联的大作品。
18世纪中叶之前，绘画题材大多集中在古希腊的神话、罗马的英雄故事、一些阐述某个真理的寓言画，而宗教题材的绘画大多是《圣经》故事和圣徒们的传说。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一境况得以彻底改变。艺术家感觉到，任何题材都可以入画，而宗教题材也被彻底的边缘化。
虽然之后的“前拉斐尔兄弟会”（pre-Raphelite Brotherhood），想让绘画返回到拉斐尔之前的“信仰时代”，即只考虑上帝的光荣，不考虑世俗的光荣，但这些抱负在维多利亚经济剧变的时代是自相矛盾的，是注定走不通的死胡同。
摄影术发明之后，虽然有大量的宗教题材的照片，但大多集中于教堂、教堂里的活动及教堂外的庆典，很少有反映教友在家里的宗教生活的照片。因此，在拍《在路上》之前，我就决定把拍摄重点放在教友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宗教信仰的。
在中国，天主教友超过一千万。1950年代初期，政府驱除了所有的外国神父和修女。在“文革”（1966-1976）期间，更是全面禁止了宗教。198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解禁天主教。我们知道，任何宗教在解禁的初期，教友的宗教热情都是最高的。那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开始，经济发展还没有冲击教友践行宗教信仰的方式。那时，神父和教友提倡“生活基督化，基督生活化”，他们的确做到了“前拉斐尔兄弟会”所提倡的，只考虑上帝的光荣，不考虑世俗的光荣，他们生活在“信仰时代”。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1996年我完成《在路上》之后，虽然教友依然虔诚，但他们迫于生存压力，纷纷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留在农村的只是老人、病人和妇女儿童。《在路上》里的场景再也看不到了。
虽然，中国教友在只考虑上帝的光荣不考虑世俗的光荣的“信仰时代”只生活了几年，但拉斐尔之前的“信仰时代”，摄影术还未发明，中国教友作为“信仰时代”的活化石被用摄影的方式呈现出来，本身就是对天主教会的贡献。
吕楠三部曲之《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1996 - 2004） 作品选登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04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05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10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13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14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38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42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46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52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63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073
《四季 - 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No.109
西藏人口的85%是农民。这些农民的大部分在生活方式上与他们的祖辈没有本质的区别。
农民犁地用牛马，收割用镰刀，扬麦靠自然风。在这些没有机器的劳动中，听到的是赶牲口的吆喝声，收割中女人们的歌声，收割后人们高声感谢神赐予收成的感恩声和脱粒的哗哗声。此外，一切便沉浸在自然界的宁静中。
农民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像辣椒这类便宜的调味品，在他们的生活中属于奢侈品。日常所需的衣服，被子和鞋大多自己制作。男人负责缝纫，女人负责纺织。人们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从事着自己的工作，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融洽和谐的关系。因此，幸福与贫富无关，而是与心灵的宁静有关。
1994年，伟大的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写道：“20世纪后半期最显著的、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变化，也是把我们与过去世界永远分开的变化，就是农民的衰弱。”
20世纪末期，全球已有一半的人口成为了城市的工资劳动者。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我们已成为城市物种。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此前一万年的大部分时间，它塑造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正逐步衰弱。
西藏农民，在一个相对广阔的地域里面，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没受任何干扰、从容不迫地生活着的人群。因此，这7年，我并不是在拍“西藏农民”，我是在拍“人的生活”，我们也经历过的，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逐渐消失的人类健康质朴的生活。
三部曲关注的是人，我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人的基本的和持久的东西。
选自：蜂巢艺术
推荐阅读
35位马格南摄影师：如何拍摄一张好照片？
刘香成：我一直觉得摄影不能说，只能看
新中国新闻摄影造假史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