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悲剧发生了：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施以“宫刑”。说实在的，历代皇帝在收拾文人的时候大都不会手软，什么残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过，但把一个整天埋头于简牍中，忙于阅读、整理历史文献的文人施以宫刑者，汉武帝刘彻却是独一份。那么，汉武帝为何会突发奇想、挖空心思地这样对待司马迁呢？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是一个典型的关西硬汉，具有明显的刚强正直气概。他只不过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引起了汉武帝的恼羞成怒。其他官员趁机弹劾司马迁，说他执意为叛徒李陵开脱，又有诬罔皇亲李广利之嫌，按照汉朝律令，罪当至死。可汉武帝特别却不想让司马迁这么痛快淋漓地死去，尤其是看到他被判死刑的瞬间竟然面无惧色时，在一种强烈变态心理的支配下，决定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为了能让司马迁顺利接受“宫刑”，汉武帝还特别提醒负责此案的酷吏杜周说：“这人性烈，不要让他在受刑前死掉。”他还特意让杜周把可以免除“宫刑”的赎金提高到50万两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并派人密切注视那些准备掏钱为司马迁赎罪的人的动向，看谁敢与皇命抗衡，看谁敢与自己叫劲。有钱的人不肯相救，肯救的人却没有钱，况且皇帝也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有人来救司马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司马迁也只有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那年，汉武帝刘彻59岁，司马迁47岁。
不能否认，汉武帝在“宫”司马迁的时候，心情确实很糟糕。李广利的兵败，李陵的投敌，大汉朝颜面的扫地，匈奴军得胜后的欢呼，都让汉武帝感到窝火。最重要的是，由于历年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使大汉朝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依旧、轰轰烈烈，但“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那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的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更让汉武帝心情郁闷、心理扭曲。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脸上无光的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顺从，不需要别人指责他的武略方针，更不愿意看到别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这个时候，不懂军事的文人司马迁却跳出来口无遮拦地针砭时弊，也只有挨“宫”的份了。
真正促使汉武帝把司马迁推上断根“手术台”的，还是那句“文人相轻”的千古至理名言。汉武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他能吟得了诗、唱得了赋，在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以文人自居的。毛泽东《沁园春》词中就曾写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试想，一个杰出的拔尖文人是不屑于同一个水平比自己低的文人叫劲的，但问题就出现在了“略输文采”上。诗词歌赋都能来两下子的汉武帝，尽管在“文采”上“略输”，但他动辄以文人自居，自诩文采不凡。各个阶层的文人之间大都会较真，会叫板，会妒忌，会诋毁，上流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位足以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坛领袖，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文人汉武帝，如果发起狠来，更是不择手段。
司马迁被“宫”了以后，汉武帝还是觉得不够解恨。他把身体残缺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令的位置上，可谓用心险恶。因为太史令一职自创立以来，皆由太监担任，司马迁被“宫”后，干这个差事正合适。汉武帝对司马迁这种刻意的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标榜，同时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司马迁坐在太史令的办公室里，承受这份天大的羞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当时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孤独地感受到。
一部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足以使司马迁名垂青史，流芳万古。《史记》的文风虽然被公认为求真务实、严谨不苟，但司马迁在对汉武帝刘彻及其父汉景帝刘启的记述中，还是扎扎实实地掺杂进去了自己的恩怨情仇，这是不能否认的。在做汉景帝本纪时，司马迁所用的笔墨极少，篇幅也极短，寥寥数语便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位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著名皇帝。在做汉武帝本纪时，司马迁则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而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一生伟业，反倒成了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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