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砚端砚尽关情，梁启超对菊花砚一直念念不忘

湖南浏阳在近代可谓人杰地灵，先后死于戊戌政变与庚子自立军之役的谭嗣同与唐才常，人称“浏阳二杰”；其地生产的菊花石砚，也有名于时。就中唐才常赠梁启超的一方砚，又不全是砚以人传，算来只有套用《水浒传》中“人境合杰灵之美”的赞语才合适。

据梁启超回忆，这方菊花砚是他1897年去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后，唐才常送给他的。其时，湖南聚集了一大批维新干才，上有巡抚陈宝箴、代理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实力推导，下有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陈三立、熊希龄等鼎力襄助，作为戊戌变法试点的湖南新政办得很有声势唐才常此时与梁启超初识，订交之际，赠其菊花砚一方以为纪念。谭嗣同因是二人交友的介绍人，于是为石砚题铭曰：

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前偈起众信。
任公（按：梁别号）之研佛尘（按：唐之字）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首句用佛家语解砚上的菊花纹，既非真花，故曰“空华”，下句承上而来，“偈”均为佛教文体，分指散文与韵语，“起众信”此处指开通民智，全句意为希望梁启超用此砚写出足以转移人心的启蒙文章。

如此表述，乃是当时维新人士竞喜谈佛的时风的表露。恰好江标离任前一日去梁启超寓所辞行，见砚与铭，便乘兴为之刻石。至此，这一方刻有铭文的砚石已不是普通的菊花砚，它因缘时会，于一时间荟萃四位风云人物的心力，凝聚着同道者的真挚友情，同时，它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这段不寻常时期的珍贵纪念物。

这就难怪梁启超对此砚一直念念不忘。1902年，已经流亡到日本数年的梁启超开始发表《饮冰室诗话》，不过三则，便迫不及待地讲到这方菊花砚的来历。起首即云：“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使梁氏魂牵梦绕的这方砚，又是独无二、不可复制的绝作，它偶然出现于世间，又如电光一闪，转瞬即逝，这更令梁启超感叹不已：“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沈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人间的遇合就是这般可遇而不可求。

不想，载有这则诗话的《新民丛报》传递到远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乡居的黄遵宪手中，又生出另一段佳话。从他这一时期写给梁启超的信，以及梁氏后来的回忆中，可大概钧稽出此事的来龙去脉。

这时，因参与维新变法而被放还乡的黄遵宪，又与留居日本的梁启超恢复了联系，见其不能忘情于菊花砚，且为之伤感不已，心有所动，遂作书告之曰：

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令公释憾。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万全之价值。仆于近日，既用巨灵擘山之力，具孟子超海之能，歌楚辞送神之曲，缄滕什袭，设帐祖饯，复张长帆，碾疾轮，遣巨舶，载之以行矣！（光绪廿八年八月廿八日）

如此能令梁氏大悲大喜，并以隆重礼仪送出的宝物，当时想必也让他大费心思猜测，等得心痒难熬。黄遵宪先勾起老友的神思遐想，却也不把关子卖得太久，过劳其神，很快便揭破谜底，宣称已作蔺相如，将梁启超梦寐以求的菊花砚“完璧归赵”欲其先睹为快，故提前寄去自己为此砚新补的铭文拓片：

杀汝亡壁，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
还君明珠，为汝泪漓。石到磨穿，花终得实。

尾联关合谭嗣同原铭中“空华”语，显示一种以文章觉世、功到必成的信心。其时，石砚尚未带到，梁启超未暇细味“衔石补天”之意，只为砚之再现人世、会合有时而“狂喜几忘寝餐”为记此一段盛事，因决意以新铭拓本向友朋征诗，并询及黄遵宪。黄氏极表赞成，以为“此砚之赠者、受者、铭者，会合之奇，遭之艰，乃古所未有。吾谓将来有千金万金之价值者，此也”既料定其必为绝无仅有的传世之作，故不妨有意隐约其，增加扑朔迷离的神奇效果。黄遵宪嘱咐梁启超自序中“但云由武昌或京师不知为何如人寄来，殆古之伤心人也；再过二三年乃实征之，更有味也”（光绪廿八年十一月一日），即是此意梁启超亦邀他作歌为记，黄遵宪也满口答应，只是说“不能立限须俟兴到时为之耳”（光绪廿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此歌终于未作。不久，梁启超出游美洲，一去十月，与黄氏消息阻隔，固然是一重要原因；更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此菊砚不是彼菊砚，梁启超不免兴致大减。1905年黄遵宪去世后，他在《饮冰室诗话》中好几次念及黄君，也曾感慨万端地提到黄氏补寄的菊花砚：

及砚至，则一端砚，先生所补赠者也。当时颇失望。今则此砚亦一瑰宝矣。自是人间有两莉花砚。

这一次，梁启超总算是大彻大悟。谭嗣同“空华了无真实相”的话竟如谶语一般，花为空花，砚非原砚。然而无论是广东的砚也好，湖南的菊花砚也好，都是至友相交的信物，原不该生区别心，且都应铭以“子孙永宝”的字样。

黄遵宪补赠的端砚应该还在人间，只不知唐才常赠送的菊花砚是否真的湮没尘海。即使不幸双砚并随人去，留下这些文字缘以见生死情，亦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