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离奇“轮奸”杀人案：被害者处女膜完好，现场足迹与被告相差五码

一起2000年发生的“轮奸”杀人案，没有指纹、没有血迹、没有精液，受害者尸检显示处女膜无红肿无出血，也没有明显破裂；现场两行足迹为45码，两被告人的鞋码分别是39码和40码。

这起诡异的“轮奸”杀人案发生在安徽省涡阳县，虽曾被安徽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两次发回重审，最后还是于2004年终审判决两被告人车超、李勇有罪，分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

本案最初被认定是一起四人参与的“轮奸”杀人案，同案犯还有车超的哥哥车雪峰，以及车雪峰的战友荆献柱，一审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2004年改判无罪。

重获自由后的车雪峰一直为弟弟鸣冤，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用来定罪的证据除了和两人鞋码明显不符的足迹外，主要是他们的有罪供述，都是警方刑讯逼供的结果。

“开始不承认，他们就打，最后只能按照他们的说。怎么口供一直说是四人作案，前面两次也是判的四个人，最后又放了两个呢？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假的。要是我们做的，我全家不得好死。”车雪峰说。

车雪峰手指当年的案发现场，十八年后，这里已经盖起了房子，看不到当时的样子。

2017年，安徽省检察院接到被告人申诉后，委托合肥市肥西区检察院复查此案。目前复查已经结束，至于是否正式立案，通过抗诉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让案件重审，截至记者发稿，检察机关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被杀害的少女

导致车超和李勇入狱的案件，发生在18年前。

2000年1月18日清晨6时许，涡阳县城关镇朱楼村的村民朱福林发现，她婆婆锅屋门前有一个女孩的尸体，下身赤裸、裤子扒到膝盖以下，身上都是霜，上身的两件毛衣从下拉过头顶套着头，于是找到时任朱楼居委会书记的王福军，向他汇报。

王福军随即打电话报警，并派人保护现场，禁止他人进入，等待警方前来。后来得知，死者是同村王继华的女儿王玲，当时才16岁，在涡阳三中读书。

勘查显示，案发现场地面有盘蹬痕迹和向东的拖痕。拖痕两侧有两行足迹，沿途另有三处盘痕，脚印途中还依次遗留有一本作业本、一只手套和一只女鞋。

鞋子向南10米处是一东西向的水渠。在水渠南侧，朱福林婆婆菜园东边的玉米秸处，有向西压倒的痕迹，向南有拖痕15米到其房南边为尸体位置。

经鉴定，王玲的死亡原因是钝器作用造成的颅脑损伤，现场砖头上的血迹血型与她本人相同。推测死亡时间为晚上八九点钟。

事发之后，警方专门组建了“1·17”专案组，在全村摸底排查。以现场提取的足迹为嗅源，令警犬追踪，还收集了全村18-46岁男子的鞋子或鞋垫，都没什么效果，案子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

大约7个月后，警方重新成立了专案组，锁定了家住王玲家西南方向的同村村民车超。这一年他刚刚22岁，结婚不久，妻子正在孕中。

车超

1月17日案发时，车超尚未举行婚礼，自己在新房睡，哥哥车雪峰和父母同住。据其本人介绍，傍晚他在同村的车永进家打牌，一共四个人，结束后就回家睡觉了。车永进等人也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了这一点，称车超是在牌局结束后才走的，由于隔得太久，离开的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估计在八九点钟，甚至十点也有可能。

但据检方指控，当天傍晚，车雪峰的战友荆献柱和表弟李勇过来他家喝酒，将车超从牌局上中途叫走。约8时许时李勇要回家，车超出来送行时两人聊到女人，正巧遇到放学回家的王玲，便将其拦截后挟持。

这时，荆献柱和车雪峰正好从村里出来，便也加入了犯罪。车雪峰放风，其他三人先后对王玲实施了奸淫，然后将其杀害，随后四人逃离现场。

2001年12月，亳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检方指控成立，据此将车超和荆献柱判处死刑，李勇则由于案发时尚未成年被判死缓，车雪峰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勇

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后，2002年3月，案件被安徽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中最明显的疑点在于，检方指控除车雪峰以外的三人都实施了奸淫，但法医尸检时发现，王玲的处女膜竟然没有明显破裂。

两次发回重审

2003年4月，亳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前一次基本相同，还是四人作案，一人望风、三人实施奸淫。只在量刑上出现些许差异，将荆献柱由死刑改为死缓。

半年后，安徽省高级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还是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重审。

为了让第三次的一审开庭能够经得起质疑，亳州中院向检察院发函要求补充侦查，具体列出了七项疑点。

包括警犬鉴定问题、足迹鉴定问题、死亡时间问题、处女膜检验问题，以及刑讯逼供、诱供问题等。其中部分问题第二次开庭前已经要求检察机关补充侦查，但法院对其补充的证据或解释并不满意。

例如，“警犬鉴定意见书”的落款时间是2000年8月，距离案发已经7个多月。涡阳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称，这是因为时任公安局有关领导未向专案组拨付经费，所以未能及时领取鉴定意见书。

对此，法院提出质疑，三次足迹气味鉴定时，送检的公安人员均在现场，应当立即知道鉴定结果，无须等待7个月且要拨付经费后才能索要结果。再者，该鉴定意见书并不复杂，很难相信警犬支队要待如此之久并且收取费用后才出具意见。且鉴定意见书也应该签署鉴定的日期，而非领取的日期。

更重要的，关于处女膜检验，涡阳县公安局法医事后出具了一份材料进行说明，称“被害人处女膜5点至7点处各有一浅裂痕呈锯齿状，当时认为是处女膜的本来形状，不认为是破裂，因为处女膜无红肿无出血”。

这一情况却未被原鉴定书所记载，法院要求检察机关说明原因，并就处女膜究竟破裂与否请有关专家分析论证并作出确切结论。

足迹鉴定也存在疑问，因为现场遗留的足迹很大，但被告人车超和李勇的脚都偏小。

鉴定人王清举出具的说明称，鞋码尺寸不影响对人的个体认定，因为其研发的“识别系统”的最大特点，是针对犯罪分子作案以后销毁鞋的一门足迹鉴定新技术，无论犯罪嫌疑人穿什么鞋子，都可以与现场足迹进行对比检验。

法院则反问，既然鞋码尺寸不影响对人的个体认定，那为什么警方还为搜寻与作案现场类似的鞋子而费尽周折？

由于被告人开庭期间都不承认自己犯罪，称认罪的口供是刑讯逼供所致，法院也曾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核实。对此，多名公安人员出具了说明，称办案过程中无刑讯逼供。

这次的致函中，法院再次要求提供补充证明。因为庭审时，车超、荆献柱、车雪峰和车超的母亲谢广英均被鉴定为轻微伤，检方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另外，有关材料反映李勇也被做过伤情鉴定，但在案卷当中，这份鉴定结论却没有出现。

除此以外，被害人王玲遇难前的活动也存在着一定的空白，其父亲证明她当天中午吃的是面条和馍，身上也没有钱在外面吃晚饭，但尸检结果显示，她在被害前3小时左右食用了肉类食物。

王玲是在何时、何地与何人一起吃的晚饭，最后依然是个谜。

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发现了上述问题，亳州中院第三次的一审判决还是没有将四名被告人全部宣告无罪。车雪峰和荆献柱被认为犯罪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车超和李勇还是分别判了死刑和无期。

这一次认定的事实中，李勇因为没有性经验，所以没能实施奸淫，最后成功了的只有车超一个。

最终，安徽高院没有再次将案件发回，只是调整了量刑，认为“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对车超可以不判死刑，改成了死缓。但没有具体说明，究竟是什么具体情况。

“迷信”定案？

出狱后的车雪峰一直为弟弟申冤，可惜十多年过去了，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最近两年，他才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中看到了希望。

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念斌、张氏叔侄……每个案件的平反过程，车雪峰都在密切关注，特别是同样发生在涡阳的五周杀人案，几个月前再审宣判无罪，让车雪峰除了信心以外，也收集到了新的证据。

1997年，周继坤等五人被当作同村一起伤害、杀人案的凶手被警方抓获。虽然疑点重重、存在严重刑讯逼供，最终还是被认定为有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到死缓不等。（详见本刊第651期：迟到二十年的无罪判决——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前后）

周继坤结束了在监狱的服刑、改判无罪后，车雪峰才知道，当年他和车超竟然曾经被关在看守所的同一个监室。周继坤愿意作证，车超确实曾被刑讯逼供，希望这项新的证据能够帮助启动案件的再审。

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车超被带送到监室的时候，浑身都是血，已经没法自己走路，是被人抬进去的。由于嘴肿得厉害，根本没法进食。就连打车超打得最卖力的办案人员，也是曾经打过自己的那一个。这让他相信，车超应该也和自己一样，是无辜的。

“我知道他们的手段，也知道他们有破案压力（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不管是不是你干的，就往你身上安。”周继坤说。

同样相信车超无辜的还有赵楼村的村民们，对于警方当年的办案方式，他们是亲身经历者。

据围观过现场勘验的很多村民回忆，警犬一直往村东跑，从来没有往车超家所在的村西去过。专案组最初锁定的目标也是家住村东的王小四和王福海。

村民车健介绍，当时专案组就设在大队部里，他经常过去玩儿，听说现场脚印深浅不一，怀疑是个瘸子，就抓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王福海。两个人被抓去关了几天，没查出来什么问题，最后没给任何手续，由时任村主任的王福军保了出来。

王福军记得，当时是警方主动通知他去作保的，大概觉得抓错了人，主动放的话比较尴尬。

两人出来后都带着伤，称遭遇了刑讯逼供。他们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办案人员把他铐在派出所里面，拳打脚踢，还用皮带和鞋底抽，一边打一边骂。

王福海记得，警方还给他看死者的照片，说就是他们两个干的，还咋呼说王小四已经招了。除此以外，他还被要求全身赤裸着在派出所里走来走去，但是似乎没有收集脚印，不知是否因为他的鞋是39码，比现场所留明显偏小。

“他们就是欺负老实人嘛，好像听谁提过，要是破不了案就抓个憨子来顶，结果抓了一个瞎子（王小四有眼疾）一个瘸子。车超也是老实人。”车健说。

村民郑琴认为，后来抓车超的原因可能跟算命有关。她记得当时王玲家的人为一直没法破案而发愁，说想找个算命的算下。她嘴快，说认识闸北一个算得准的，就陪王玲的婶婶一起去了。

当时算命先生说得很模糊，没提具体的人，只说凶手在她家西南方向。王玲的婶婶说下次再来，但后来再也没叫郑琴一起，也不知道是不是和王玲的母亲又去了一次。

随后就有了车超被抓的事，他家的位置，恰好就在王玲家西南。最初的罪名也不是杀人，而是无证驾驶，行政拘留了7天以后，改为监视居住。

蹊跷的是，就在拘留期间，车超“主动”交待了自己强奸杀人的事，虽然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拘留不属于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并没有权力在这时对他讯问。

“定成铁案”

车超最初被抓的原因是否因为算命，目前尚无充分证据。可以确认的是，有了这个突破口，警方的一切行动便有了方向，不再广泛摸排和撒网。不久，李勇、车雪峰和荆献柱也先后被抓。

据李勇的父亲李士明回忆，儿子被抓大概是因为一个偶然。案发的第二天，李勇正好要去车超家附近看人摸彩票，中途自行车坏了，到车超家修车，正赶上警方在勘查现场，于是成了摸排对象。

最开始问了下话，知道当天晚上在家后就放了。半年多后，第二个专案组抓了车超，李勇随后也被牵连进去。虽然家里人都能证明当天他确实在家看电视，警方却不采信。

根据车超和李勇的申诉材料，办案人员对他们除了拳打脚踢以外，还用矿泉水瓶子砸脚踝、用电棍电生殖器，不给饭吃、不让睡觉、让其受冻等。有些伤痕甚至留到了现在，导致李勇两只胳膊粗细不一，现在头上还有伤口。

除了刑讯，车超还遭遇了诱供，一位中年女警察认他做干儿子，每天给他送饭，说会对他像亲儿子一样，只要他招供，她去花钱找人摆平，判个五六年就能出去。甚至还给他买了新的衣服和鞋子，托人带回给了车超的家人。

随着衣服和鞋一起送回去的还有一封信，叮嘱家人们承认案发的晚上四人在一起喝酒了，这样才能救他们，自己认了个干妈，对他很好，让家里人放心，能花钱就花钱，干妈很有钱。

后来，这位女警察还专门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称是办案人员让她这样做的，因为口供不稳定，希望她能让车超承认是他作案，不再翻供。当时她并不知道车超犯的是什么事，觉得还是个孩子，以为真的五六年就能出来，自己是在帮助他。

“那天晚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喝酒，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你想啊，要是真的四个人作案，车超被抓后，我们怎么不跑呢？过了一段时间才抓的我们。最开始抓我的罪名竟然是妨碍公务，因为我弟弟被抓后，一直没有手续，我过去让他们给个说法，什么时候能出来。”车雪峰说。

除了妨碍公务，他们的母亲谢广英也因伪证罪被抓，只因为坚称那天晚上四个人没有在一起喝酒，后来判了两年。车超和李勇的父亲也分别被抓过，但都没有手续，一段时间后放了出来。

这种形势下，证人们也就不敢再如实作证了，按照警方的口径提供了有罪证词。

案件到法院开庭的时候，车永进出具了一份书面证词，说车超中途没有离开回家吃饭，法院没有采纳。

他的太太程玲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村民们都怕得很，甚至因为车超的姐姐曾经打电话给她，问孩子的奶粉还够不够，警方差点儿也要抓她，还是村委会书记王福军给拦了下来。

李士明记得，办案人员当时一直说，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但他很不理解，漏洞这么多，怎么能算铁案。

“鞋码差了那么多，说是为了逃避侦查、故意小脚穿的大鞋。但是作案动机又说是酒后临时起意，临时起意怎么能故意穿大鞋呢，哪儿找来的？”李士明说。

他在会见儿子后得知，最后用来去和现场比对的脚印，是警方让他们两个穿上塞了东西的大鞋，让人扶着，在沙子地上走了几天后取的样，这么多脚印，总能从里面挑出来和现场相似的。

车超和李勇的申诉律师也发现，王清举的那套“识别系统”并不可靠，目前，他们已经找到了两个不同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因为其错误的足迹鉴定被判有罪，后来成功平反并取得了国家赔偿。

破碎的家庭

这起案件让车超的家庭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用车雪峰的话讲，“害了我们一家三代人”。当时车超的孩子刚刚出生，妻子王侠被娘家接了回去。全家几乎都被抓进去后，只剩下车超的姐姐车秀丽照顾这个孩子。那时她还没有做过母亲，完全不会照顾，很多事情都要邻居帮忙。

有一次，办案人员到村里办事，看到了她在带孩子，也要过来抓车秀丽，幸亏邻居提醒，才把孩子放下即时跑掉。此后的一个月，她也没敢回自己租的房子，到朋友家躲了起来，警方去车秀丽的住处扑了个空。抓人的理由，据说是辱骂办案人员。

“完全没有的事，就是找个借口，想把人控制起来防止闹事，我哪里敢骂他们啊，吓得躲都来不及。在外面那一个多月，孩子都是邻居帮忙带的。几天后我给程玲打电话，问孩子的奶粉还够不，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又要抓程玲，说她通风报信，简直就不想让这个孩子活。”车秀丽愤愤地说。

为救家人，她做主将车超的婚房卖了，找关系疏通。结果碰到了骗子，花光了钱也没效果。

同样因为案件受到影响的还有他们独居的奶奶，由于没人照顾，两三天后才被邻居发现已经在家死去。具体死因已经无法确定，村民们猜测，大概是伤心过度导致的疾病，也有可能是因为饥饿。

由于车超家当时没人在家，又是村民们凑钱把她安葬。至于车超的小孩，如今已经17岁了，在外地读书，懂事之后，变得不爱说话。

无罪后的车雪峰也留下了些后遗症，这位曾经参加过1998年抗洪的退伍军人，现在夜里经常性头疼，头脑也变得有些木讷。从妨碍公务、到强奸杀人、再到无罪释放，那几年的经历让他感到非常可笑。

倒是一度判了死刑的荆献柱看得开些，他跟车雪峰说，这都是命。自己因为车超无辜受牵连时也怨气很重，后来想想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如果他们不是一开始非要弄四个人，只抓车超和李勇两个人的话，漏洞没有这么明显，可能后来就不会反复这么多次，直接就把人杀了。我们两个进去几年，至少保住他一条命。”荆献柱说。

截至记者发稿，安徽省检察院还没有作出决定，是否要对案件重新立案。车雪峰打算近期再去合肥打听。现在，为“五周案”的平反呼吁了多年的一位前人大代表也关注到了这起案件，答应帮忙反映，他觉得，还受冤者的清白大概也不远了。

(为保护未成年人和被采访对象，本文“王玲”、“车健”、“郑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