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蔡文姬故里新考！

《蔡邕、蔡文姬故里新考》

尉氏县蔡氏文化研究学会理事

李文建撰文

我在参与编纂《华夏人物·尉氏先贤·蔡邕、蔡文姬研究》一书后，这几年纵观横览典籍史料，总感觉杞县在与尉氏争夺蔡邕、蔡文姬故里的文辞中，有些望文生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嫌疑。

今年五月份，我在“尉氏网站”发表《定故里对比史志、论籍贯考察古迹》一文后，抱着找线索、寻根据、论是非、解谜团的好奇心态，又仔细研读了《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世家》、《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以及清朝乾隆版《新郑县志》和宣统版《陈留县志》，还真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充分验证了我的感觉是有道理的。现在，我把这些零碎的“历史记忆”，梳理捋顺，以飨读者，并殷切希望这些史料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国内外有志于探究蔡邕、蔡文姬故里的专家、学者们有所启发和帮助，祝愿你们有幸在此方面做出自己新的贡献！

一、“圉地”是打开蔡邕故里之门的“金钥匙”

毋庸置疑，蔡邕故里之说，出自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398-445）的《后汉书·蔡邕传》：“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时期陈留郡圉地人。”关于这个“圉”字，杞县人说指的是圉城（今圉镇），尉氏人说指的是圉乡（今蔡庄镇）。既然争论的焦点是“圉”，就得追溯一下“圉”的历史渊源。

不能否认，范晔的这句话出自蔡邕《琅琊王傅蔡朗碑》：“公族分迁，氏家于圉。”这句话的意思是：“公元前447年，蔡国（都今安徽下蔡县）被楚国灭亡后，王公贵族为了躲避楚国的追杀和迫害，因而四处分别迁徙，蔡氏宗族的一支（即蔡邕的祖先）逃亡到了圉地安家定居下来。”

敢于肯定，蔡邕所说的这个“圉”，出自郑国国君郑庄公之语：“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之所以让你们处在此地，不只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姑且巩固我郑国的边疆呀。”可见这个“圉”，指的是边疆地区或养马场区。在交待清楚郑庄公说这句话的历史背景之前，得先简要介绍一下郑国、陈留、杞县、尉氏的来历和演变。

题任仁发出圉图

上驷出星阑，圉人袖手看，

性惟贵神逸，色岂系骓驔，

讵可执鞭督，当从寓意观，

天闲多肉胀，今古致同叹。

（乾隆御制诗）

郑国的始封君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同母弟姬友，史称郑桓公（公元前806年—前771年在位），最初被封在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期，郑桓公见西周将亡，就带领部族、家属连同商人离开旧郑东迁，后来落脚到留（今开封市东南陈留镇）。公元前771年，西部的犬戎族进攻西周，郑桓公率领部卒营救周幽王，不幸同时遇害。这时，陈国乘机攻占了留邑。郑武公（公元前770—前744年在位）父死师丧，无力抵抗陈国的进攻，只好放弃留邑这一带，退到洧水北岸的郐邑（今河南新郑市）重建国都，称为新郑。

陈留这个地方，春秋初期以前叫留邑，公元前771年被陈国吞并后，改名为陈留。此时的陈留邑充其量也就是个辖境方圆数十里的小城邑，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说给郑国没有了任何关系。直到汉朝成立陈留县，又成为陈留郡的治所，才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但这时管辖十七个县、方圆数百里的陈留郡，仍然不包括现在的杞县圉镇。

杞县这个地方，在春秋初期属于杞国国都。公元前740年，杞国东迁淳于（今山东安丘县东北）后，此城改名雍丘邑（辖区仅有今天杞县北部）。雍丘邑，在春秋时期属于宋国（都今商丘），在战国时期属于魏国（都今开封），与郑国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杞县南部地区，在春秋时期属于陈国（都今淮阳），在战国时期属于魏国。在《春秋·三传》、《国语》和《战国策》中，都没有关于宋国“圉”和陈国“圉”的记载，可见今天的“圉镇”这个名字，最早是在汉朝时才“诞生”的。由此推论，今天杞县圉镇与当年郑国的“圉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清朝乾隆版《新郑县志·疆域志》记载得非常清楚：“春秋郑国疆域：北至于廪延（今河南延津县），南至于氾（今河南襄城县南），东至于匡（杜预注：匡在颍川郡新汲县东北。姚培谦云：今河南开封府扶沟县西有匡城），西至于颍谷（今河南登封县）。战国韩国（都新郑）疆域：北连上党（今山西长子县北），南尽南阳之地，东以马陵（即新郑县东部的马陵岗）为界，东南抵汝南，西至长阪（今陕西商县东南）。”

尉氏这个地方，在春秋时期为郑国别狱，是郑国大夫尉止先祖的封地，称为尉邑或尉氏邑。公元前563年，尉止等人造反，杀害执政大臣子驷、子国（子产之父）等。子产率兵杀死尉止，并将其子尉翩剁成了肉酱，家族被灭，封地被夺。之后，尉氏邑改称蓬池。公元前237年，尉氏三贤之首的尉缭出任秦始皇的国尉（掌全国军政）之后，又将这里封为尉缭的食邑，仍改称尉邑。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郡县制，改尉邑为尉氏县。尉氏县自古至今，南与扶沟县、鄢陵县为邻，西与新郑县接壤，与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名副其实的郑国边疆，一直到曹魏时期，这里仍是曹操的屯田重地和养马场区。

在此分析一下《春秋左传》上两次出现郑国“圉”的情况：

其一：公元前712年7月，鲁隐公会同齐僖公和郑庄公攻占了许国地盘，并交郑国管理。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叔（许庄公之弟，后为许穆公）居住在许国的东部，并对他们说：“寡人之使吾子（你们）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许国旧都在今许昌市东北三十六里，离尉氏县城只有六十多里，而且地界与尉氏邑宋楼镇（今洧川镇）相连。此时，尉氏邑是郑国东部边疆、别狱所在地。由此可见，郑庄公所说的这个“圉”，指的就是今天长葛、鄢陵、扶沟、尉氏四县交界处这一带，绝对不可能是今天杞县圉镇这一带，因为这时郑国与陈国之间还隔着赖国和鄢国哩。如果有人硬说这个“圉”包括今天的杞县圉镇，那就是有点儿诡言巧辩了。

其二：公元前537年，“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韩起返，郑伯劳诸圉。”这段话的意思是：“晋平公的女儿出嫁，执政大臣韩起（宣是谥号，子是尊称）担任正使前往楚国送女，叔向作为副使赞礼。去时走西边，路过郑国地界时，郑国大夫子皮（即罕虎）、子大叔（即游吉，今洧川镇南人）在索氏邑（在今河南荥阳市）慰劳致贺。回来时走东边，郑简公在圉地设宴慰问韩起一行。”这个“圉”指的就是今天尉氏县蔡庄镇一带。理由有四：第一，根据清朝《新郑县志》记载，春秋时期郑国的疆界，东边到今天的扶沟、鄢陵、尉氏、朱仙镇南北一线。第二，今许昌、洧川、尉氏、开封一线，自古就是南北陆路的交通要道。从《春秋·三传》记载来看，不论是楚国到晋国，还是晋国到楚国，使臣们西路走的都是荥阳、郑州一带，东路走的都是许昌、开封一线。第三，洧水（今双洎河）在古代是东西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洧水发源于密县，绕过郑国都城南三里，向东南流，经过今天尉氏县的洧川镇南、蔡庄镇南，进入鄢陵、扶沟境内，最后向东南流注入颍河。洧水自古就是帝王将相巡视、游玩的景区。《穆天子传·卷五》记载：“周穆王（公元前947年—前928年在位）见许男（男是许国国君的爵位）洧上。天子饮许男于洧上。癸亥，天子乘鸟舟龙卒浮于大沼（泽名，在洧川城西。大沼捧莲是洧川八景之一）。”等等。当年，郑简公慰劳韩起一行，很有可能是在今蔡庄镇南洧水渡口登岸的，因为这里是水、陆要冲交汇处。第四，今天杞县圉镇这一带，当年属于陈国。郑简公无论如何，也绝对不会到交通不便、偏僻遥远的陈国地盘搞慰问活动。如果有人非说这个“圉”指的就是今天的杞县圉镇，那就未免有点儿史盲文瞽了。

由此可见，蔡邕在《琅琊王傅蔡朗碑》中所说的“公族分迁，氏家于圉”，这个“圉”地，指的就是今天尉氏县南圉村和蔡庄村这一带。理由有二：第一，陈国是公元前479年被楚国吞并的，占有了今天杞县圉镇这一带；而蔡国是公元前447年被楚国所灭的。蔡国被楚国消灭后，王公贵族四处迁徙，就是为了躲避楚国的追杀、迫害和统治。蔡邕的祖先绝对不会自投罗网，逃亡到已被楚国统治32年的今天杞县圉镇安家定居。第二，蔡国与郑国都是周文王后裔，均为姬姓，在血缘上是同族，在亲情上是兄弟，迁往郑国尉氏邑定居可以得到保护，安全系数大得多。

通过以上史料分析，可以说杞县与尉氏县争蔡邕故里，在理论上乃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所以说明清时期《河南总志》、《开封府志》和《四库全书》等重要书籍，都记载“蔡邕宅在尉氏县南三十五里”或“蔡家庄在尉氏县南三十五里。汉蔡邕宅并其先世之墓皆在此”，是很有道理的。

二、双洎河畔是孕育大文豪蔡邕的摇篮

公元189年，蔡邕被权臣董卓强召进京任职，在很短时间内历任三台高官，拜将封侯，职务相当于宰相，家乡人深感荣耀，就将“圉乡”改名为“蔡相乡”。“蔡相乡”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立后，于1955年11月改称“蔡庄乡”。由于从东汉末年开始，“圉乡”这个名字被“蔡相乡”代替了，所以“圉乡”之称也就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外，慢慢淡化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另外，让人迷惑而易产生误解的还有蔡邕被封为“高阳乡侯”。纵观中国《二十四史》，秦汉以后各个王朝的封爵与春秋战国以前的封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春秋战国以前是实封，即在封地内建立城邑，受封者派个家臣充当邑宰，管理周围村庄的土地和人民，收取租税和提供劳役，叫做“食邑”，但也有后代子孙在食邑安家落户的。汉朝以后是虚封，即除“非同姓不封王”外，其他封号（如县侯、乡侯、亭侯等）只是一种身份高低的标志，并没有实际的封地和民户，更不能解理成所封的某某地方就是某人的故里或家乡。例如：蔡邕的好朋友曹操是今安徽亳县人，曾被封为武平侯，不能说曹操就是武平县（今河南鹿邑县）人吧？他的儿子曹峻被封陈留王，不能说曹峻就是陈留郡人吧？曹操的谋士荀彧是今许昌市人，被封为万岁亭侯，新郑县有万岁乡万岁里，不能说他是新郑县人吧？东晋大臣华恒是今山东禹城县西南人，被封为苑陵县公，新郑县东北有大苑陵城，尉氏县西南有小苑陵城遗址（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能说他是新郑县或尉氏县人吧？阮咸的儿子阮孚被封为南安县侯，不能说他是福建省南安县人吧？等等，不胜枚举。旧地方志都有《藩封》或《爵典》等卷，某人封号为某县地名，将其名字记载在《县志》里很正常，也是体例要求，但并不表示某人故里或家乡就是在该县。蔡邕于公元190年在长安时被封为“高阳乡侯”。蔡邕《让高阳侯印绶符策》：“制诏：左中郎将蔡邕：今封邕陈留雍丘高阳乡侯，下印绶符策，假限食五百户，岁五十万谷。”高阳是雍丘县的乡名，那时“杞县”之名还没“诞生”；乡侯是爵号等级，在县侯之下，亭侯之上。蔡邕作为陈留郡人，封到陈留郡雍丘县高阳也是很正常的。蔡邕在公元192年入狱被杀，根本就没有到过封地，也不能算是他的故里呀？假如蔡邕不死，后来退休到封地高阳安家，也只能算“第二故乡”吧！即便蔡邕在今天杞县高阳镇安家，那么蔡邕故里也应该是高阳镇呀？为啥现在改头换面反而嫁接到圉镇身上了呢？

由此可见，所谓的“蔡邕故里在杞县圉镇”的说法，是某些文人精心刻意将“圉”与“高阳”巧妙拼凑的结果。这种偷换概念、牵强附会的做法对世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就连大文豪、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都犯了“按图索圉”的错误，更何况那些平庸的专家、学者，也只会鹦鹉学舌般地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了。

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杞县人打着郭沫若这块红色招牌，在官场这个保护伞的庇佑下，一手对“蔡邕故里尉氏说”进行打压，一手利用垄断报刊杂志的优势大肆宣传“蔡邕故里杞县说”，逐步编造成了一个“蔡氏文化迷魂阵”，使世人不知不觉进入了这个“蔡氏文化怪圈”。难怪当今史学界泰斗、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绍侯先生在《要把尉氏县蔡邕、蔡琰文化研究会办成全国蔡氏文化研究中心》一文中感叹地说：“如果论证蔡邕、蔡文姬是尉氏人，这可能会在史学界引起一场大的震动。”

由此看来，近些年来，开封市史学界前辈李村人、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和河南省图书馆馆长马怀云等国内知名人士顶着重重压力，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精辟地论证“蔡邕、蔡文姬故里在尉氏县蔡家庄”，还是非常英明、非常有胆识的！

三、尉氏县宋楼镇是蔡文姬美满婚姻的归宿地

公元207年，曹操用重金将蔡文姬从南匈奴赎回后，亲自保媒把蔡文姬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蔡文姬与董祀在宋楼镇成婚之后，二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享受着美好新婚的温馨生活。不久，董祀犯法判了死刑，押往刑场执行。蔡文姬闻讯后，蓬首步行四十多里，从宋楼镇赶到许都丞相府，晋见曹操为丈夫求情。曹操赦免董祀之后，蔡文姬深感官场的险恶，世态的炎凉，就劝丈夫辞官隐居。二人从此离开了宋楼镇，来到陕西蓝田县，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至于今天所谓的“蔡文姬故里在杞县圉镇”，这只不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杞县某些文人新编的“寓言故事”，只能聊作笑谈而已。

综上所述，如今之所以会出现杞县与尉氏争夺“蔡邕、蔡文姬故里”这样一个混乱局面：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专家的失察；既是沧桑的变迁，也是人为的造孽；既是学界的悲哀，也是蔡氏的不幸；既是杞县的冲动，也是尉氏的嗟叹！

钟不敲不鸣，理不辩不明。鄙人才疏学浅，职微言轻，井蛙之见，难以服众，借此机会，谨请国内外有志于“蔡邕、蔡文姬故里”考证的专家、学者们，不啬赐教，批评驳正；恭候杞县同仁提出自己的高见卓识，共同切磋探讨。

2018年8月8日

书于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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