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银商“三角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民国一起轰动上海滩的拍卖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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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锋华

1935年，荣氏企业所属的申新公司第七纺织厂（以下简称申七）被英国汇丰银行擅自拍卖、日本商人低价购买的商界风潮，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轰动。荣氏兄弟积极利用社会舆论请求政府、银行施援，银行界出于对自身生存和效益的考虑袖手旁观、唯求自保。

上周的推送以英国撤销拍卖，申新七厂暂时得以保全告一段落。本周将继续关注国民政府对国内银行业的彻底改组，对此次拍卖事件的深远影响作出思考。

艰难的的实业救国梦

申新纱厂创始人之一荣敬宗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对于中国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实业救国理想面对的最大威胁是享有治外法权庇护、生产效率较高的外资企业，尤其是日资企业。近代中国人自办之工业，“首推纱业，而中日工业竞争最烈者，亦莫如纱业”。进入1930年代后，中国棉纺织业市场由中、英、日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演变为中、日间的对抗。据统计，1931-1936年间，在日商蓄意倾轧下的中国棉纺织业，能始终维持营业而不经失败异动的华厂不到10家。荣宗敬不惜负债发展工业的目的，就是“杜侵略”、“抵外货”。

然而，1929年爆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逐渐波及中国。日本在华纱厂也趁机进一步加紧扩张。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和大水灾的影响，中国棉纺织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国内市场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纱价剧跌。至1934年，全国92家纱厂中，“每日亏本约6万元之巨，全年合计当在2500万元之巨”。进入1935年后，“一方面因棉花供给不足，同时美棉又告涨价，另一方面，纱价因现纱销路呆滞而大减，棉花与棉纱之间二者形成剪形之差率，致纱业濒于一蹶不振之境”。

荣氏纺织企业的情况也不例外。1931年及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申新品牌人钟42支纱“每包从325两跌到206两”，估计每个开工的纱厂平均“每年要赔蚀资本的四分之一”，并且产品质量越好赔累愈多，荣氏纺织从极盛时期的高峰走向低谷。1932年申新九厂因迁建厂房，向英商麦加利银行押借巨款，申新三厂也将全部厂产抵押于中国银行。1933年中国纺织业突发恐慌，纱布市价继续下跌，而申新四厂不幸毁于火灾，加上荣宗敬父子投机失败，申新的财务危机愈发严重，至次年，申新各厂几乎已抵押殆尽。

更糟糕的是，1934年3月，一向与申新公司来往密切的银钱业声言不再对其放款。至6月底，申新公司资产共值6800万余元，而负债逾6300万元，已是举步维艰，到期“应付500万元，银行方面已无物可押；十六家往来钱庄，谨防自己危险，不肯再放，危急存亡”，7月4日被迫搁浅。到申七拍卖前夕，申新公司九个厂已停其四。

荣氏兄弟实业报国之困，不仅在于经济危机，更在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发展经济的漠视。如法国学者白吉尔所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创立一种更加有利于私人企业发展的体制格局”。

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于棉纺业的保护效果本就“十分有限”，1934年7月实行新关税政策，对原料棉花和纺织机器的税率提高，对进口的棉产品反而减税，以致日货在中国大量倾销，国产纱价更加低落。10月开始加征棉纱统税，华资企业被逼入更为困苦的境地。1934年全年，上海工商业“改组1290家，闭歇366家”，经济之惨淡几乎无可复加。

负债经营危机重重

位于汉口路的申新第四纺织厂

荣氏企业陷入困境与其负债扩充的经营方式密切相关，其中包含着与金融业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对银行业而言，一战后兴起的棉纺织业是很好的业务对象，因为“中国纱厂比较发达，资金周转快，借款期限很短，容易收回”。1932年6月和1934年6月申新两次搁浅，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度挹注巨款助其度过难关，但随着经济形势逆转，企业经营步入低谷，银行也将贷款方针由信用放款转为抵押贷款，对纱厂放款更加小心谨慎。

荣氏兄弟以开钱庄起家，深谙个中门道，荣宗敬一直通过负债经营的方式维持运转、扩张企业。申新与中国银行建立借贷关系始于1923年，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关系尤为密切，贷款数目经常占到上海银行对纱厂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与银行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给荣氏的经营带来了方便和实惠，使其能够比一般民族企业发展得更快，但前提是工厂必须运转顺利，否则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

在经济萧条期间，以中国银行为首的银行团对申新经营状况愈益不满，急图加强监督与控制。1935年2月，申新一、二、五、八厂与银行团所订补充营运借款合同到期，中国银行等借机拒绝荣氏继续维持的请求，提出由银行团作为主体管理工厂。荣宗敬则极不情愿，认为银行团只能监督财务， 不能过问厂方的生产。双方僵持不下， 后来折中， 申新被迫接受由债权人组成的银行团的监督，“实际上丧失了一部分企业经营管理权”。当时申新各厂的财务都在银行团监督之下，总公司也无法调动资金和原料来使申新二、五厂开工，而两厂的停工造成5000余工人失业、生活无着。

荣氏企业“在资金、技术、原料等方面离不开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在发展过程中“又始终摆脱不掉被压迫被束缚的地位；而企业本身的盲目扩充，又加深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处境”。申七被汇丰银行拍卖事件，即是这种种矛盾的集中爆发。

事件之外

申新纺织公司合同

申七拍卖案，原本只是荣氏与汇丰之间的一个经济纠纷。汇丰方面，无力还贷就拍卖抵押品，这种想法并无大错，只是不经法院而擅自拍卖，实属狂悖无理；在荣氏方面，认为借贷好商量，做生意也要讲人情。然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决定企业命运的往往是更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从中凸显出企业、政府、银行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关系。

当破坏性极强的世界经济危机于1932年左右侵袭中国后，不少民族企业都遭遇了类似的悲惨命运。1935年3月17日，华北最大的天津裕元纱厂因遭债务本息共700余万元之压迫，最后被迫售与日商钟渊纺织会社。再如启东大生二厂，共欠中国、交通、上海三银行借款1109346元，1936年3月至4月共举行拍卖四次，始终无人投标，最后为防日人插手，只得由主要债权人中国、交通两银行接受。

国民政府尽管畏于社会压力表态挽救，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且内部蒋、汪两派一直暗中角力、互不买账，而并非以申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根本考虑。财政部孔祥熙还以金融界袖手旁观作为光明正大的借口，发动了对银行业的再次改组。

申新纺织公司栈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取得金融界的合作可谓一大关键，银行业一再被要求提供资金支持，但它们在业务经营上仍试图走独立发展道路，这点逐渐为官方所不悦，而荣氏对银行的不满和舆论对银行的问责，给国民政府提供难得的行动契机。

在申七事件的冲击下，国民政府开始从金融领域实施统制经济政策，1935年3、4月改组中国、交通两行，接着成立了农民银行，6月份控股“小三行”，标志着垄断金融体系完成建立，政府与银行逐渐融为一体。统制全国经济之意早在1932年就萌生，申七风潮无意中成为事实上的导火索，“虽然未及全面实施，但却为抗战爆发后国家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并进而实施全面统制经济做出了必要的准备”。荣氏等民族企业家的实业救国之梦，也因此而为国家和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东南沿海的大量工业纷纷内迁，为抗战胜利和国家民族的复兴保存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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