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步及其问题

摘 要: 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 导致了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变, 为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奠定了理 论基础。基于对现实主义解释力的不满和认知革命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领域, 如国际危机、和平与冲突解决、谈判 以及联盟政治等题域中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外交决策分析领域, 在其中, 认知因素既是自变量, 又是因变量。认知研究的兴起及其后社会认知研究的转向, 符合科学哲学中科学研究进步性的标准, 但认知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 应加强对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认知 研究。

关键词: 认知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 社会认知; 国际关系研究; 理论进步

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 在一战前后的 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已初见端倪。然而, 20世纪六、七 十年代以降,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政治心理学在国 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层面才得以广泛发展和运 用。囿于学科的不成熟性,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 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对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核心议题则为运用政治心理学 理论与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如此而言, 国际 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政治心理学, 进一步说, 则来源于心理学理论。

如上所述, 决定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进步性的 动力机制中, 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革新居于核心 地位。在实验心理学发展史中, 占主导地位的三种 元理论视角分别为: 内省主义、行为主义以及认知 心理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学元理论兴 起而掀起的认知革命, 不仅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实现 了一场 “ 范式转变” , 而且对政治心理学学科的诞 生及其在国内与国际层次的应用, 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有鉴于此, 本文在概述了国际政治认知心理 学的既有研究路径、变量关系以及理论进展等之 后, 力图对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 行理论评估, 明晰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内在 轨迹, 从而为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方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认知理论 研究的兴起: 背景与正当性

二战前后,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二战后 西方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范式。这是国际关系研究 中认知理论兴起与发展的理论背景。

1.认知研究兴起的背景

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 个体及个体的知觉、动机因素尽管很重要, 但由于 这些因素的 “ 不可观测”性, 因而应从他们的分析 架构中筛选出去。此外, 在肯尼思·沃尔兹所提出的 关于战争起源的三意象理论中, 个体层次的人性因 素也并不是他重点分析所在。同样, 在其他的体系 理论家那里, 个体及知觉、个性等因素也没有受到 重视。总之, 现实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并 没有给予个体及个体认知心理学理论足够的学术 研究重视。

实际上, 现实主义以及其他体系理论的主导地 位一直受到质疑。自20世纪50年代起, 国际关系学 对外政策分析子领域兴起, 并且知觉因素的作用开 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主要归因 于两方面: 对传统理论解释力的质疑以及相关学科 研究进展所带来的影响。具体言之, 对现实主义等体系理论的质疑主要包括权力单一变量解释 力的有限性、国家在特定情境中对于权力的追求偏 好不一等等。其次, 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 在决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理性假定是传统现实主义及体系理论的基本 逻辑分析起点, 在现实主义者眼中, 国家与人一样 都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基于此, 罗伯特·基欧汉将 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统称为 理性主义。理性假定以及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 研究中一直被奉为圭臬, 成为研究者的基本研究假 定。两个主要学科对理性作了定义, 首先是经济学 将理性定义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即实体理性, 其 次是心理学将理性定义为行为过程的理性, 即程序 理性。对传统理性假定最早的质疑来自认知 心理学对理性假定的重新定义。认知心理学认为, 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以及在信息不充分、 高度紧张压力等外部环境下, 个体在决策及问题解 决中往往并不是理性的统一体。基于此, 美国认知 心理学家西蒙提出了 “ 有限理性”概念, 以此 与实体理性、非理性相区分。由此,“ 传统理性行为 体的视角假定人是思想开明并适应环境的变化, 但 认知视角认为囿于信仰以及信息加工方式, 人更多 的是头脑禁锢因而拒绝适应环境的变化。由于人们 对环境的看法不一, 因此认知视角强调分析涉身于 决策过程的个体的重要性。”

综上, 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缘 起于如下背景: 首先, 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对占主 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的质疑, 从而产生了 对外政策分析这一国际关系研究子领域; 其次, 心 理学领域所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和认知革命, 为认 知心理变量的观测和操作化提供了技术和方法基 础; 再次, 二战前后, 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都涌现了大量探究心理因素作用的研究。

2.认知研究的理论正当性

那么,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 认知心理学 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呢?

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假定为: 个体 是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行为者, 人是理性 行为体, 而受认知能力和环境影响, 人的理性又是 有限的。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层 次分析法的问题。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理论, 强调体系结构的作用, 认为个体及国家只是“ 消极”的政策执行者, 并不是 “ 积极”施动者。这种体 系结构决定或制约论, 对于相同国际结构压力下 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与战略反应现象, 并不能提 供很好的解释。在 “ 假定相关其他变量不变”的情 况下, 个体认知变量与政策行为之间具有相关关 系。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中, 个体认知因素的作用并 不相同。如官僚体系与国内政治等环境制约压力 很大的情况下, 个体的认知变量所起的作用相应 减小; 反之, 个体的知觉、信念体系、个性等发挥的 作用则增大。如此, 我们可以得知: 个体在国际政 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探讨个体层次的生理、认 知心理因素的作用必须建立在对其他变量做出相 关假设的基础上。

对于知觉层次是否重要, 罗伯特·杰维斯在其 著作开篇之初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证。实验心 理学的分析对象经历了从意识/潜意识、行为至认 知过程分析的演变。相较于行为主义而言, 认知心 理学解决了同一刺激下行为不同的缘由问题, 即人 的知觉、信息加工过程的不同。如此而言, 知觉因素 构成了个体/组织判断和决策的基础, 尤其是在不 确定性的环境中, 由于不同的个性和情感, 形成不 同的知觉, 从而形成不同的判断和决策。现实主 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的权力和利益等核心概念, 它们在本质上也是认知 的。 “ 认知—— —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 因 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基础, 以及形成了 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

认知心理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 最常见的 批评是还原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沃尔兹对此进 行了集中的论述, 他认为心理学家对于战争原因 的解释并无贡献,“ 如果对一个毕生研习心理学 的人问道: 心理学对于人类最紧迫的问题的解决 有何贡献, 他耸耸肩并说贡献很小, 那是可以理解 的。” 之后, 他在 《 国际政治理论》中认为心理 学解释是一种还原论, 对建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 并无益处。

事实上,“ 行动者- 结构” 范畴在个体层次具 有特殊的意义。这一范畴在个体层次的表现为原 子论与整体论、遗传论与环境论之争。个体层次的 “ 个体- 体系”范畴中, 也存在着何者为先的问题。 在个体及群体、单位国家层次, 行为的制约因素包 括个体认知、行为环境( 心理环境以及操作环境)等。个体行为是由自身认知属性决定还是由行为 环境决定? 对此不同的回答, 形成了还原论与整体 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区分。个体认 知理论如何化解上述矛盾, 社会性因素的综合是 一个可选之途。如信念体系与社会因素的结合、社 会认知理论以及社会认同理论的应用等。

二、认知理论研究概述: 变量关系与问题领域

认知理论的变量关系包括两个层面: 首先, 个 体的认知因素与个体的决策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 即认知与政治行为的关系; 其次, 个体的个性、情绪 /情感、动机与经历等因素以及国家的政治社会文 化制度等对个体认知的影响作用。因此, 认知变量 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一般而言, 国际关系 中的认知研究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子变量: 操作码 (Operational Code)、认知图(Cognitive Map)、意象(Image)、信息加工 (Information Process) 以及历史类比 (Analogy)等。

研究问题在科学研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其基本路径 为在特定的问题领域进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解释、 分析与预测。这些问题领域集中于对外政策分析领 域, 大部分为高级政治的安全研究议题, 其中包括 战争原因分析、国际危机中的决策与政策选择、冲 突与和平的解决、恐怖主义、联盟政治研究等领 域。在这些问题领域, 重点分析相关个体层次以及 组织层次决策中的认知变量的影响。以下分别阐述 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与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

1.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

第一, 操作码。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操作码的运用 始于内森·莱特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研究 , 但直到 1969年亚历山大·乔治对操作码进行系统的阐述与 概念操作化之后, 才带来广泛的运用成果。 根据乔治的论述, 如何确定不同的个体信仰, 主要 取决于对十个不同的问题的回答, 即五个 “ 哲学信 仰”和五个 “ 工具信仰”。

哲学问题涉及对政治本质的看法, 而工具问题 与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紧密相关。个体的操作码与政 治决策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如哲学信仰有助于对 情境的判断, 而工具信仰则会影响行为选择的可能 性。在乔治所进行的操作码研究中, 最初只是对于 个体认知内容的分析, 而对操作码与政治行为之间所具有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论证不足。因为 “ 操作码的研究者似乎一致认为信仰应当对政治行 为具有影响: 信仰应当影响政策选择” 。在应用 层面, 斯蒂芬·沃克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操作码的 分析较为经典。沃克通过对基辛格的著作分析, 揭 示和抽象出其操作码, 以期建立基辛格与越南政府 谈判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

第二, 认知图。1970年代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 中应用的认知图, 主要是由罗伯特·艾克斯罗德等 学者所推动。操作码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方领导人, 而认知图一般则为对自身领导及团体的研究。在 《 决策的结构》一书中, 艾克斯罗德等集中论述 了认知图的基本理论、建构方法与步骤等。基于人 们面对问题时, 总是寻求因果信仰的认识, 认知图 理论将因果关系陈列为两种: 肯定原因和否定原 因。在建构认知图时, 一般遵循五个步骤: 扩大相关 的信仰变量, 寻找解释事件的已有研究, 确认可能 的结果, 确认可能的政策选择, 最后进行政策选择。

认知图通过对决策者对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特 定信仰的相互关系的直观描述, 具有简明清晰的优 势, 这使得认知图分析诞生后运用较多。如杰弗里· 哈特通过对拉美决策者认知图的分析, 认为认知图 在简约、通用性、描述力、解释力以及规范含义的丰 富性等五个标准上得分很高。但之后理论发 展较少, 艾克斯罗德也转向合作研究。

第三, 意象。关于意象理论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 国际冲突与战争研究领域。一般而言, 意象包括自 我意象及他者意象以及多主体意象, 实质为个体对 自我、他者以及他者对自我知觉的知觉过程。国际 关系研究中, 关于意象的研究包括 “ 敌人意象”以及 “ 镜像”等。奥利·霍尔斯蒂通过研究美国前国务卿 杜勒斯对苏联的意象, 说明民族意象存在刻板印象, 即杜勒斯对其所形成的 “ 苏联邪恶”意象很难改变, 而且自我证实, 拒绝一些新的信息等 。

关于敌人意象的研究, 进一步深入则发展为一种 “ 镜像”理论。这种理论对于解释美苏敌对双方的 知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即双方都存在一种“ 内在 邪恶的信念” 的知觉模式, 无论对方做出何种友好 举动, 都难以改变 “ 邪恶敌人”的固有意象 。 支持这种知觉过程的心理学理论主要为认知一致 理论、有选择性的注意、愿望性思维等。

第四, 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而言的认知心理学其实就是信息加工理 论。美国认知科学的重要代表人西蒙认为, 认知心 理学即信息加工心理学,“ 信息加工的认知模型为: 接受信息, 编码和存入记忆, 利用记忆材料作出决 定, 指导外部行动。” 在信息加工的连续谱 上, 注意、选择、编码、记忆和决策等连续认知活动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 的认知能力、偏好、个性、经历以及外部环境等都会 影响信息选择、记忆以及决策的过程。

在外交决策领域, 信息加工模型认为要制订有 效的外交政策, 必须保证在接受信息、分析信息以 及提供合理的建议的过程中, 遵循五个必要的步 骤。其一, 确保从环境中能获得充足的信息; 其二, 充分考虑影响政策的主要的价值和利益; 其三, 确 保搜寻尽可能宽裕的选择方案以及对各种可能的 后果给予评估; 其四, 评估各种选择实施可能带来 的问题; 其五, 提高对政策风险的承受能力以及培 养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 。

第五, 历史类比。从历史中学习与类比的立论 假定为历史能重复或历史能复制。不同的个体 学习和类比历史的方式与手段不一, 但总体而言他 们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 如通常很自信, 并广泛采 取各种形式以运用历史等。这些直觉的历史学家, 依赖大量的历史事实, 并求助于归纳、评价、分析、 推理、判断以及解释等各种方式改造历史事实的方 法, 所有这些认知活动都依赖于编码、储存以及再 现事实时有意识、无意识的技术。

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 以及外在环境对人 的理性的限制, 如信息的不充分、时间紧迫、高度紧 张的决策压力等, 历史学习和类比存在谬误之处。 最近发生的事件对于决策者进行历史学习的影响 很大, 例如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中, 以及艾森 豪威尔在印度尼西亚危机中错误估计了中国领导 人的操作码和中国的力量和能力, 而随后由于吸取 了前两任政府的历史教训, 肯尼迪政府则在老挝危 机中采取了正确的战略行动。对于如何避免 历史类比错误, 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 如 避免即时类比、换位思考、以其他专业历史学家做 参照等。

2.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

对于第二组变量关系, 实质上为个体认知因素 的来源及机制问题, 即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 其自身的变化发展的机制为何? 哪些变量对个体的认 知内容和过程产生影响? 在相同的认知客体面前, 为什么每个人的认知过程与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基本的层次分析法, 可以将影响个体认知 的变量分为个体、组织以及体系层次的因素。个体 层面的动机、情感、经历以及个性等都对人的认知内 容与过程产生影响。比如, 情感影响信息接受过程, 由此产生有选择性注意倾向。同理,“ 9·11”恐怖袭 击事件的发生, 让人思考着恐怖主义行动的动机的 问题, 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美国? 仇恨从何而来? 仇恨 对知觉有什么影响? 等等 。

社会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 推动了操作码 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趋向于社会认知研究。在关于 领导人操作码研究的理论演进中, 第二代为个性理 论, 强调动机、个性风格对领导人信仰的影响作用, 第三代为热认知理论, 突出情感在图式中的重要 性。在组织层次, 官僚体系的压力与社会文化、制度 因素对个体的认知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塑造作用。由 此观之, 在个性理论、情感理论与认知过程中间架 起一座相互作用的桥梁, 对于认知研究将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 个性通过建构 一种官僚渠道, 借此决策者接受或管理信息与意 见, 从而对认知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从某种意 义上说, 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分析, 核心议题为 政治对个体心理学之作用关系。议题当中, 还须探 讨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以及官僚组织等因素。

因此, 如果不考虑个性、情感以及社会制度与 文化对认知过程的作用, 单纯认知变量的解释力将 受到很大局限。因为相同的信仰体系经常滋生了完 全不同的政治行为与后果, 不同的信仰体系却产生 了相同的政治行为与后果。这种研究难题的解决, 需要综合考虑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因素。

三、认知理论研究的发展: 核心议题的演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国际关系认知心理 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 70年代之前 为第一阶段, 之后至冷战结束前后为第二个阶段, 接下来便为第三阶段。关于研究进展的梳理主要为 第二、三阶段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

总体而言, 自80年代以降, 认知理论研究中经 验研究日渐增多, 具体表现为, 之前建立的一些基 本分析范式如操作码、认知图、意象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证研究增多, 产生了大量的经验性成果。 而且, 一些著作也对上述几种认知变量分析路径 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如关于敌人意象的研究, 之后 又发展成三种意象: 从敌人意象产生出一种防御 性的外交政策模式, 从退化者意象产生出一种扩 张式的外交政策模式, 从小孩意象产生出一种帝 国主义式的外交政策模式等 。冷战后, 关 于意象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细化, 发展成 五种战略互动意象: 敌人、盟友、退化者、帝国主义 者和殖民地。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 这种超越单 一敌人意象的知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综合 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而成的新理论 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补充。

此外, 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演变主要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由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20世纪50年代, 心理学领域认知一致理论兴 起, 具体包括认知失调理论、认知一致理论等。这种 统称为寻求认知一致的理论假定人们倾向于维持 自己已有的认知, 当新的刺激与已有的认知不一致 时, 个体的认知就会产生失调。而个体内在要求保 持认知的平衡或一致, 就会采取不同的机制维持认 知一致, 主要为 “ 改变一个行为的认知元素、改变一 个环境的认知元素、增加新的认知元素”等。 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 寻求认知一致的理论成为主 要的认知理论基石, 其中, 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对 苏联意象的研究可为代表。

此后不久, 认知革命的风暴便席卷社会心理学 领域, 由此产生了认知社会心理学或社会认知理 论。社会认知研究具有四个特征: 信奉认知主义和 研究认知过程, 即认知元素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得以 变化; 社会认知介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之 间; 社会认知注重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 。 “ 认 知心理学毕竟相对更多地研究关于无生命物体和 抽象概念的信息加工, 而社会心理学更多研究人和 社会的信息加工, ” 这种区别决定了信仰和图 式在人们认识人和物中的重要性。

从80年代开始, 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出 现了一种 “ 社会转向” , 即社会认知的相关理论开 始得到运用, 如自我知觉理论、社会归因理论、态度 改变理论、社会图式和社会推理理论等。1985年, 拉 森出版的 《 遏制的起源: 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即为代表。在概述了既有的阐述美国遏制政策起源的 各种理论解说及不足的基础上, 她提出了综合各种 社会认知理论以及个体、组织和体系层次的因素, 对遏制的起源重新给予解释。

2. 由认知内容研究到认知过程研究

认知研究的两种途径为: 认知内容研究和认知 过程研究。认知内容是指个体所相信, 或所确认的知 识, 而认知过程则指这种知识是如何有意识和无意 识地使用。作为自变量的各种认知因素, 如操作 码、认知图、意象等都是个体政策制订者的认知内 容。如“ 操作码强调的是政策制订者对于政治的信 仰; 他者的意象集中于政策制订者对世界政治中相 关的特定行为体的知觉与信仰; 认知图倾向于阐述 政策制订者对于特定题域的对外政策信仰” 。

事实上, 对于上述认知变量的研究, 早期的成 果大部分集中于对领导人操作码、认知图以及对 他者意象内容的分析, 并没有探讨个体的认知过 程以及认知变量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 社会认知研究进入国际关系分析领域之后, 关于 态度与态度改变的研究, 开始体现出对认知过程 的追踪, 具体表现为分析态度改变的 过程, 以及信息加工处理各个不同的阶段的制约变 量与变化等。20世纪80年代, 关于遏制起源与卡特 政府决策者的信仰体系的研究, 就是应用认知社会 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态度改变过程的例子。由于社会 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量应用, 其注重过程 分析的特点在研究中也日渐彰显, 认知研究的总体 趋势为从静态( 内容) 到动态( 过程与机制) 研究。

3.由冷认知研究到热认知研究

冷认知与热认知研究划分的标准之一为是否 注重动机与情绪相互作用并对个体认知的影响, 即 前文所述的第二组变量关系。大多数已有的认知理 论研究, 都是集中探讨 “ 什么样的认知在什么样的 情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行为, 以及国家互 动及国际进程”。这种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为个体 的认知是常量, 而非变量。由此观之, 这是冷认知研 究的范畴。

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情绪既以社会认知为基 础, 情绪也对认知和认知过程产生影响。 “ 特殊而 言, 心境影响记忆和判断; 一般而言, 情感影响认知 过程。”这种研究所假设的基本过程为: 如果色彩相 似的材料倾向于在记忆中联结在一起, 那么激活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项目会自动地导致其他积极的 或消极的项目的激活。从而, 消极和积极的心境会 导致决策过程的不同变化 。

社会认知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关于 热认知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情绪/情感与认知之间 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成为前沿课题。 冷战期间, 杰维斯就分析了愿望思维的两种机理: 情感的和认知的。冷战结束后, 乔纳森·默瑟关注 情绪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问题, 并进行了系列的研 究 。他集中分析仇恨与信任等情感在国际 关系的作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认同产生情绪, 情 绪有助于信任的建立。由此还导致了群体内外之间 的差别, 这也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相互竞争的来 源。

4. 由有限理性到理性与认知相结合

正如前文所述, 心理学首先对社会科学研究领 域的理性假定( 经济学的 “ 实体理性”假定) 发起 了挑战, 指出行为体并非始终是理性的。基于有限 理性的假定, 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一直将有限理 性、非理性行为, 如信息不充分、高度压力和紧张等 条件下的产生的非理性判断和决策行为作为自身 的解释对象。认知心理学认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 境中行为不同, 即使是在相同情境中相似的人的行 为也不一。这种研究偏好从知觉研究的现状略见一 斑, 知觉研究实质为错误知觉研究, 其内容主要涉 及错误知觉的内容、产生机理以及规避措施等 。 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理论与心理学学科中的有 限理性论是两种不同的理性假定: 实体理性与程序 理性。从经济学科演绎而出的理性选择模型, 在国 际关系学科内走向了结构与体系层次理论建构, 即 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 。

而新近研究的焦点逐渐转为理性主义是否应 从心理学研究中脱离出去。如果确认心理学只解释 错误行为的话, 那么将导致三种结果, 即理性解释 与心理学无关, 心理学的解释需要一种理性的基 线, 以及心理学并不能解释正确的决策与判断 。 默瑟认为神经科学家运用情绪解释理性行为, 政治 心理学家运用归因理论解释声望的形成, 他则运用 情绪在信任与认同中的作用, 去解决集体行动的问 题。这种将理性主义与心理学解释相融合的努力, 表明了社会认知理论对于联盟选择与形成具有解 释力, 同时, 情绪与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 构成了心理学理论的理性假定基石。理性主义与认知研究至 少存在两种综合的可能: 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偏好是 给定和固定的, 而心理学模型有助于解释偏好和利 益的形成; 在不同的问题领域, 理性选择与心理模 型的适用性不同 。

四、认知研究评估: 进步及其问题

科学研究进步性的评判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 评价的标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或科学研究而言, 评价的标准可分为两类: 在元理论层次评价或运用 科学哲学理论评价。鉴于国际关系元理论的缺失, 笔者将采用科学哲学层次的评价标准对认知心理 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性和进步率进行初步 评估。

1.科学研究进步之标准

笔者选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进步标 准和劳丹的科学进步观。拉卡托斯在批判吸收波普 的证伪主义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精致的方法论证 伪主义。他认为精致的证伪主义在接受规则( 划界 标准) 和证伪或淘汰规则两个方面, 与波普的朴素 证伪主义不同。 “ 对精致的证伪主义者来说, 一个理 论只有当它确证其经验内容已超过其前者( 或竞争 者) 时, 即只有当它导致新事实的发现时, 才是 ‘ 可 接受的’或 ‘ 科学的’。” 接着, 他进一步从理 论进步和经验进步两个层次论述理论的进步性: “ 我们排一个系列理论, T1, T2, T3, 这里每一 个后续理论都是由前一个理论加上一些辅助句子 ( 或加上一些语义学上的重新解释) , 以便调整某 些反常, 每一个理论都至少有如它的前者那样多的 未被驳倒的内容。我们就说, 如果每个新理论具有 比它前者超量的经验内容, 即如果它预言某些新 的、迄今未被预见的事实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理论 系列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某些这种超量的 经验内容也被确证, 即, 如果每个新理论使我们导 致对某个新事实的实际发现, 那么我们说, 一个理 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也是经验上的进步最后, 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 我们就称它是进步的, 如果不是这样, 就称之为退 步的。” 由此可见, 拉卡托斯的理论进步观主要 在于新理论是否导致发现了新的事实。此后, 科学哲 学家劳丹在波普、库恩和拉卡托斯研究的基础上, 反 对实证主义的累积科学进步观及真理观, 提出科学的进步在于对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解答。劳丹认 为,“ 一般来说, 自然界中使我们感到惊奇或需要说 明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构成一个经验问题。”而 科学进步发生于理论解决经验问题和减少内部的概 念问题和反常。劳丹将经验问题分为三类:“

( 1) 未 解决问题—— —任何理论都未能予以充分解决的经验 问题;

( 2) 已解决问题—— —由一个理论所充分解决 的经验问题;

( 3) 反常问题—— —某一理论虽然未能 解决, 但却已为此理论的一个或多个相竞争理论解 决的经验问题。”

他认为,“ 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 之一是将反常问题和未解决问题转变成为已解决 问题。” 从这种立场出发, 劳丹提出问题解决 为导向的科学进步观:“ 那么当且仅当任何领域中 的前后相随的科学理论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解题有 效性时, 才会发生科学进步那么每当对一理论 作出修正或以另一个理论取代它之时, 并且仅当后 继理论比之先行理论是一个更有效( 在上述定义的 意义上) 的问题解决者时, 这一变化( 修正或取代) 才是进步的。”

2. 认知研究的进步性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两个评价 研究进步的标准: 导致新的事实的产生、概念和经 验问题的解决。以此为基础, 我们接下来对认知心 理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进行进步性评价: 认知理 论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的进步性如何, 以及 认知理论研究传统的内部进步性如何。

首先, 在经典现实主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 则中, 人性的假定居于首位。这种个体内部动机 和认知的假定反映了国际关系认知研究的可能性。 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中所出现的经验和概念问 题反常, 认知研究对现实主义的“ 内核” ( 理性假 定) 进行了修正。

国际关系认知研究的兴起, 在微观层次上发展或 “ 替代”了人性概念。人性善恶的假定是一种伦理 标准, 认知理论的研究将其发展为一种科学、可观测 的认知及过程研究, 这对于微观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认知理论在个体层次研究的有效性和减少国际关系 理论内部的概念问题和反常等方面, 符合劳丹的科 学进步标准。此外,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核心概 念, 如权力与利益、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等, 从本质 上说, 都是建立在个体的认知基础之上。权力 与利益、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界定并不是一种客观的过程, 而是一种主观认知的过程, 且动机因素 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 在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谱系中, 作为一 种研究纲领的认知理论是一种理论和经验的进步。 认知理论依据有限理性假定, 探讨个体决策者的有 限理性与决策、判断之间的关系, 能够解释或预测 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或预测的事实与经验问题。如 理性假定下期望效用理论, 无法解释行为体的风险 决策行为, 而这正是认知心理学中的前景理论所解 决的问题。同时, 在解决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方面, 认知研究在国家对外行为与政策选择以及国家战 略互动领域表现出比现实主义等体系理论更大的 解题有效率。

其次, 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认知研究的进步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领域认知研究兴起至 今, 对于各种不同的路径与变量的研究已历经了三 个时期。其中, 认知革命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广泛 影响, 导致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产生。认知研究中 操作码的各种理论, 从认知一致理论T1, 到个性认 知研究T2和热认知研究T3连续谱的演进, 进 步性主要表现为: 理论解释力增大, 解释范围扩大, 理论系列中后一理论都是对前一理论辅助假定的 修正。关于知觉研究, 早期的成果集中于知觉因素 对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对战争等的影响, 此 后知觉研究逐渐扩大至分析预期、个性以及动机等 对知觉的影响。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逐渐拓 展至常态决策行为分析领域。

关于意象的研究, 也从单一的敌人意象, 扩展 至对自我意象、他者意象以及多主体认知( 自我关 于他者对自我意象的意象等) 的相结合。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 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图式在信仰体系中 逐渐运用, 包括自我图式、他者图式、角色图式和剧 本等四个方面 。这些发展, 都只是对认知研 究的辅助假定进行修改, 并未涉及核心假定的修 正。

3.认知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认知理论所取得的进步的同时, 我们必 须承认认知理论在解释力和范围、分析问题领域以 及内部自身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关于认知理论的解释力问题。从层次分 析法来看, 认知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个体、组织 以及战略互动层次, 而在单位国家以及国际体系层次的应用很少。造成这种应用局限的一个主要原因 为认知变量的主体为个体, 因此认知理论的主要理 论假定为个体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 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对个体认知因素的探讨。对 于不同层次之间的转移问题, 即个体的认知如何转 化为群体、组织、国家以及体系层次的认知变量, 这 个理论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所以, 目前的研究现状仍局限于微观层次。结 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等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属于国际体系理论。尽管认 知理论能够建立起整体主义的体系理论( 这是 “ 个 体- 体系”范畴在微观层次的应用), 但如何 在国际体系层次应用认知理论尚未解决。不过, 默 瑟对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也表明, 社会认同理论等 认知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应用, 有助于解决认知变量 的分析层次的转移问题, 即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相 结合, 可以解决层次分析问题, 也可避免本体论与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还原论批评。

其次, 关于认知理论应用的问题领域。如前所 述, 既有的应用问题领域大多属于高级政治的安全 研究领域, 如国际危机中的政策决策过程、战略 互动、国际谈判、恐怖主义等。这些领域均为对外政 策分析, 其基本假定为个体在环境的压力下, 认知 能力受到限制, 往往形成错误知觉, 从而导致非理 性或有限理性的判断与决策。这一基本假定导致了 这种后果: 即如上文所述,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只限 制于研究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结果, 而与理性行为 无关, 这似乎使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 “ 非常态”心理学。所以, 认知理论的应用问题领 域应该加以拓展, 即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扩展, 从有限理性行为向理性行为解释扩展。

第三, 关于认知理论自身理论体系建构中的问 题。从前文所述之变量关系来看, 作为自变量的认 知因素成为早期认知研究的主题。20世纪七、八十 年代, 认知革命兴起并影响至社会心理学领域, 由 此产生了冷认知向热认知研究的转向。从变 量关系来看, 具体为认知因素从自变量向因变量转 化, 关于动机、个性与情绪等对认知过程的影响的 探讨兴起。但从研究现状观之, 关于热认知的研究 仍较薄弱。

此外, 尚无系统的认知心理学的 “ 元理论”的 研究。因为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 即为运用现有的认知心理学成果, 分析国际关 系的实践。这种现状造成了认知研究理论发展与创 新的迟滞, 由此导致大部分工作局限于理论分析工 具的借鉴与实证研究的开展。而对于个体认知的来 源机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知与政治行为之间的 因果关系论证等却重视不够。所以, 对于认知内容 和认知过程的基本理论探讨为数不多。

五、结 语

认知心理学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这一课题仍 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很多有待发掘的空间。冷战结 束后, 杰维斯认为信仰与心理过程在后冷战时代 更加重要, 因为与冷战时期相比, 外在的结构性制 约因素的影响相对减小, 而政策自主空间相应增 加。其实, 与冷战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的 “ 社会学转向”相比, 认知研究早于20世纪七、八 十年代已实现了社会认知研究的转向。新世纪以 来, 认知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演进为有限理性与情 绪理性相结合。

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研究中应加强关注施动者 偏好、信仰等因素的作用, 而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 者对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中, 也强调了认知、信仰之 于战略互动过程的解释力 。这表明冷战后国际体 系理论研究正向微观层次回归: 综合社会认知、社会 认同以及个体认知与偏好变量。当然, 正如劳丹对科 学研究所定义的 “ 理论联合体”一样, 国际关系认知 心理学的研究也应综合结构、制度与施动者等多个 层次的变量。 “ 科学史一直是, 也应当是研究纲领相 互竞争的历史, 而不是, 也肯定不会成为连续的常规 科学的历史: 竞争开始得越早, 进步就越快。 ‘ 理论多 元论’比 ‘ 理论一元论’要好。

来源：外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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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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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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