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闽粤贛边区史（连载二）

中共闽粤贛边区史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 著林天乙 主编(连载二)

第一编 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章　中共闽粤赣边区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一节　第一次大革命和中共闽粤赣边区地方组织的建立

一、马克思主义在边区的传播

闽粤赣边区包括福建省的闽西、闽南地区，广东省的潮汕、梅州地区，江西省的赣南地区。这几个地区不仅在地理上相互毗连，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历来十分密切。闽粤赣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创建并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域，是个特定的概念。

闽粤赣边区境内，山地与丘陵居多，东南滨海有漳州、汕头平原;汀江、九龙江、韩江、东江、赣江川流其间，分别注入东海和南海。边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暖多雨，物产和矿藏丰富，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华民族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矛盾———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在闽粤赣边区也表现得十分尖锐与突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闽粤赣边区人民，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在边区此起彼伏，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曾在边区掀起轩然大波。但是，由于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历次的革命运动最后都归于失败。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后，经过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论战，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的批判，马克思主义逐渐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众多的进步青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地成为一股时代潮流。闽粤赣边区成了当时全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

在粤东(亦称“东江”)的潮梅地区，1920年1月，潮安青年图书社即开始销售《新青年》《新潮》《新生活》《新妇女》《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独秀文存》等数十种进步书刊。同年2月，华侨青年姚维殷、廖质生从新加坡将《共产主义浅说》《社会主义史略》等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2000多册带回潮安，交给潮安青年图书社销售。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潮安及其邻近的汕头、澄海、揭阳、潮阳等县市传播。青年图书社及其后来开设的青年书店，是潮汕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后，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先后在汕头、揭阳、普宁、饶平等地建立了支社，一批进步社团相继成立，出版报刊，宣传新思想。1924年12月以后，随着《向导》和《中国青年》在潮汕地区的扩大发行，马克思主义在潮汕的传播也进一步深入。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宣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代表性刊物及书籍也不断传到梅州地区。

在闽西南地区，漳州是孙中山“闽南护法区”的政治中心，厦门是闽西南的主要出海口和华南的重要海港城市，它们与上海、广州、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漳州、厦门及其邻近的泉州、龙岩等县市逐步得到传播，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与中心。1919年12月1日在漳州创刊的《闽星》半周刊，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用大量的篇幅发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现状的文章，先后连载《现代俄罗斯的研究》《俄罗斯宪法评译》等文。《闽星》成了当时福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同年年底在漳州成立的“新闽学书店”，专门销售《新青年》《新潮》等书刊。1922年至1923年间，一批受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进步教师，先后应聘来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他们在课堂上讲解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思潮，给学生以启蒙性的极大影响。1923年4月，集美学校图书馆在《集美学校周刊》上发表通告，向学生推荐图书馆近年来购藏的《新俄游记》《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社会主义与进化》等有关苏联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同年6月，进步教员蔡斗垣把自己收集到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讨论集》《阶级斗争》《前锋》《向导》《哲学问题》等一批书刊赠送给集美学校图书馆，以供师生阅读和研究。在十分活跃的学习与研究气氛中，不少集美学校的师生，特别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师范部学生，逐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一期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也开始传播到闽西地区。

在赣南地区，五四运动后，一些在北京、上海、广州、南昌、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读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赣南籍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回到家乡，建立进步的学生组织青年学会等，创办进步刊物《寻邬杂志》等，在地方上传播马克思主义。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闽粤赣边区的传播，各地的一批进步分子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逐步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动领导的工人运动高潮中，特别是1924年1月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广州成为国共两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政治中心之后，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洪流，迅速波及闽粤赣边区。在这种新形势下，各地涌现出来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积极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和创办各种革命刊物。他们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到各地的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地区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边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建党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为取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关于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进程中的重大进步。中共“四大”的召开，还大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由于闽粤赣边区靠近当时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中心广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比较迅速，并涌现出一大批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他们之中的先进人物相继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闽粤赣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较早建立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边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发展过程中，一般都是先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后建立共产党的支部组织。

在东江潮梅地区，1925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部队。东征军先后攻占淡水、海丰、揭阳、汕头、潮安、兴宁、梅县等地，于同年3月底击溃陈炯明所部主力。在第一次东征之前，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即中共广东区委，亦称中共两广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即已经派遣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东江地区开展工农运动。第一次东征期间，根据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关于要加紧建立潮汕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意见与部署，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带领中共党员杨石魂、廖其清(已在汕头)、宋青到汕头开展建立党、团工作，于3月中旬在汕头成立了共青团汕头支部(特别支部)，由廖其清任书记，杨石魂任宣传兼农工干事，宋青任学生兼妇运干事。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汕头特别支部，书记杨石魂。当时，汕头的党、团组织尚处于“混合”状态中。此外，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彭湃，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指示，于同年3月在海丰县成立中共海陆丰支部，书记彭湃。4月间，中共海陆丰支部改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书记郑志云，党员10人左右。同时成立共青团海陆丰特别支部。

1925年3月，在汕头由廖其清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赖释然被派回大埔县高陂发展党员，从事建党活动，于5月间成立了中共大埔支部。同年7月，奉派从汕头回到五华县开展建党工作的宋青，在安流成立了中共五华支部。到11月间，五华全县已有党员20余人。

1925年5月21日，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时，周恩来指示在东征军中的共产党员鲁易等人留在潮汕，与廖其清、杨石魂、宋青、赖炎光、方临川等人一起继续领导工农运动和开展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到7月初，共青团汕头特支已发展到32人。于是共青团广东区委即决定成立共青团汕头地委。8月13日，共青团汕头地委正式成立，书记廖其清、宣传兼农工委员杨石魂、学生委员伍治之。下辖3个团支部和1个团小组，团员共39人。在此前后，潮安、揭阳、普宁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共青团支部组织，海丰县建立了共青团特别支部。

1925年6月，在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杨叛乱期间，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焖明残部趁机卷土重来，于9月重新占领东江地区。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于10月上句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得到东江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迅速地在11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并收复了东江地区。在第二次东征胜利和广东全省获得统一的有利形势下，东江地区的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迅速得到发展，陆丰、紫金、惠阳、潮安、澄海、五华、大埔、梅县、兴宁、丰顺等县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特别支部、支部和党小组的组织。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于10月29日成立了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彭湃、组织委员郑志云、宣传委员李国珍，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接着，周恩来根据当时潮梅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致电中共广东区委，建议迅速调派干部到汕头，以加快潮梅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工作。12月5日，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委派赖玉润(赖先声)等人前往潮梅地区开展党的工作。随后，在汕头正式成立了中共潮梅特委，书记赖玉润、组织部长刘锦汉、宣传部长丁愿、农运部长彭湃、工运部长杨石魂、妇运部长邓颖超、委员郭瘦真(兼管潮安县党的工作)。此时，共青团汕头地委书记为伍治之。1926年初，潮梅地区的十几个县市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特别支部和支部组织。到1926年冬，汕头市和潮汕各县共有党员2000人左右；海丰、陆丰县共有党员700人。

1926年3月，中共潮梅特委改称为中共汕头地委，仍由赖玉润任书记。3月底至5、6月间，赖玉润一度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由杨石魂代理其地委书记职务。同年9月，广东区委指派罗明接任汕头地委书记，常委有杨石魂、彭湃、丁愿、饶卫华等，他们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工作。中共海陆丰地委、潮梅特委和汕头地委的相继成立，大大地促进了东江地区各县党、团组织的发展，加强了统一领导。

1926年8月，共青团广东区委组织部长黄居仁、委员谢蔚然奉派到梅县，主持召开梅州地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共青团梅县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梅县、兴宁、蕉岭、平远和赣南寻邬、闽西武平等县团组织，书记谢蔚然，组织部长陈劲军、宣传部长李仁华、学生部长卢其新、妇女部长蓝柏章。同年9月，谢蔚然奉调回广州工作，由陈劲军任共青团梅县地委书记，同时增加肖向荣为团地委秘书。

1926年11月和12月间，中共广东区委先后决定成立中共大埔县部委和中共梅县部委，领导大埔、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寻邬、武平等县的共产党组织，并指派刘标灵为梅县部委书记，张维为组织部长，吴健民为宣传部长(后杨广存)。

在闽西南地区，1924年底，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进步学生李觉民经团中央批准，被吸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6月，正当“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席卷厦门时，共青团广东区委指派的广东团区委候补委员蓝裕业，以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的身份来到厦门指导学生运动并开展建团活动。他根据李觉民的介绍，在集美学校吸收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学生罗扬才、邱泮林、刘端生等6人加入共青团，成立了共青团厦门支部，由李觉民任支部书记。这是厦门地区的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同年11月，根据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指示，共青团厦门支部改为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

1925年11月，从集美学校毕业后升入厦门大学读书的罗扬才，在广州出席两广地区学生代表大会期间，经罗明和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杨善集的介绍，由学代会的中共支部吸收加入共产党。翌年1月间，李觉民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经罗明、杨善集的介绍，由国民党“二大”的中共支部吸收加入共产党。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快中共厦门地方组织的建立，决定广东大学学生、中共党员罗秋天转入厦门大学读书，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26年2月间，罗明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指派，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的双重身份来到厦门，一面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一面帮助整顿和发展厦门的党、团组织。到3月间，厦门地区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18人，共青团员发展到25人，并成立了党团合一的厦门特别支部干事会，由阮山任干事会书记，李觉民任组织委员，刘大业任宣传委员，罗扬才任干事会所属“学委”委员;罗明以特派员身份参加干事会领导工作。厦门特支干事会成立后，根据厦门地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人数迅速增加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开展组织生活和日常斗争，又及时决定对原共青团厦门特支所属的厦岛、集美两个支部重新进行组合，共成立了7个党团合一的支部组织，即厦门大学支部、集美学校小学部支部、集美学校师范部支部、厦门中山中学支部、厦门“育清”(育民小学和清河小学)支部、厦门大中街支部、禾山农村支部。这7个支部，均直属于厦门特支干事会的领导之下。与此同时，罗明在厦门党团组织的配合下，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录取了9名学员，并在厦门送他们上船去广州学习。罗明于4月间才返回广州。

1926年4月至5月间，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关于各地共青团组织实行“党团分化”的指示精神，厦门特支干事会实行党、团分开，并正式成立了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干事会，书记阮山、宣传兼组织委员刘大业、学运委员罗扬才、农运委员严子辉、工运委员柯子鸿，下辖厦门大学等4个党支部。同时，重新改组了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书记罗扬才(兼)、组织委员黄清淮、宣传委员陈祖华、学运委员庄醒民。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和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分别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

中共厦门特别支部成立后，一面在厦门地区积极发动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进一步发展党组织，一面陆续派出党员骨干分子分赴闽西、泉州、漳州地区开展建党活动。7月间，奉派到闽西的阮山、林心尧，在永定县上湖雷羊头村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为闽西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由阮山任书记。同月,奉派到漳州地区的胡穷我、罗扬才,在石码建立了中共石码支部,由胡穷我任书记。(未完待续)（摘自《红色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