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宋代医官的生存状况

医官诊疗有功，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赐，其赏赐有转官、赐称号、赐服、赐钱物等。医人赵自化因为秦国长公主疗疾有功，“表为医学，再加尚药奉御”。医官刘翰、道士马志治愈了太宗的疾病，太祖将刘翰“转尚药奉御”，赐马志“玄秘大师”称号、通议大夫阶，并赐二人“银器、络钱、鞍勒马”。

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冯文智因治愈明德太后之疾，“加尚药奉御，赐金紫”。咸平中(998-1003年)，真宗对擅治箭伤的医官阎文显“赐排”、医学刘赞特赐“白金、迁医官”。景裕元年(1034年)，翰林医学许希用针刺法治愈仁宗疾病后，“命为翰林医官，赐排衣、银鱼及器币”；翰林医学钱乙治愈了皇子，神宗耀其为“太医垂，赐金紫。”元丰二年(1079年)，医官朱有章等因医治太后疾病有效，给予子孙迁官等推恩。

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因惊吓出现继发性阳疹，医人王继先“诊视有奇效，其后寝贵宠，世号王医师”。王继先官阶“至和安大夫、开州团练使致仕”，后“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既而特授荣州防御使。”高宗曾在宰执面前公开称赞王继先：“医官如王继先辈，恐难有继者”。高宗的宠幸，使王继先“估宠干法，富坪公室，子弟直延阁，通朝籍，姻戚党友，莫非贵游，撤民屋以广第舍，别业外努殆遍裴甸，数十年间，未有敢摇之者”。甚至权臣秦桧都不得不曲意迎奉，“使其夫人诣之，叙拜兄弟，表里引援”。

宫廷医官诊治无效，则受到不同方式的处罚。雍王赵元份病重，医官赵自化因“诊治无状”，被真宗降为副使。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蔡襄上奏请求加重责罚医官医术无效，其中就提到了对医官的处罚：“近宝和公主及邪国公主相继夭伤，供药医官以闻下开封府取勘者……豫王、鄂王莞时，医官亦是取勘，只降一两官，未旬月间，寻复牵复”。

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丁酉，哲宗“诏医官卓顺之等六人，医治皇子无效，并除名勒停。卓顺之送衡州，李士爽永州，张倚全州，王周道随州，李士爽徐州，胡宗唐州，并编管”。哲宗第四女赘宁公主三岁夭折，负责诊治的“翰林医官张永元追一官，勒停，石与龄、班公权并特勒停”。

真宗去世后，“医官宋安道等四人”因诊疗真宗无效，“降授诸州散官”。哲宗病逝后，“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徽宗下诏：“责诊视大行皇帝(哲宗)医官秦价、孔元、耿愚等，并除名、勒停、编管、夺官、罚金有差。”

淳熙十四年(1187年)，医官王径因为太上皇高宗诊治，“误用泻药，竟至大渐，孝宗欲谬之市朝，宪圣以为恐自此医者不敢进药，止命天府杖其背，黯海山”。

与前代相比，宋代不论是对常见病症的治疗，还是对疑难杂症的处理，都有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和治疗方法。宋代医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科技水平、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关系，但首先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分不开，统治阶级的重视与提倡，也激发了社会上更多人学医的热情。

宋代政府重视医学教育，成立专门的医学院校，且有科学的医学分科，对医学生规定其学习内容：“儒必读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方称学者。医者之经，《素问》、《灵枢》是也；史书，则诸家本草是也;诸子，《难经》、《甲乙》、《太素》、《中藏》是也;百家，《鬼遗》、《龙树》、《金锨刺要》、《明堂》、《幼幼新书》、《产科宝庆》等是也。”

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与社会上征召的医人，通过考试可以进入仕途，“国家以文武医入官”，是前代所没有的事情；医学的济世救人观与儒学的仁孝观相结合，也促使更多的人投身到学医的队伍中来，加入到钻研医术的行列中去。

道学家程颐就曾说过：“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有些宋人将“达则为贤相，穷则为良医”，作为人生座右铭。不仅儒生学医，僧、道亦加入到医人的队伍中来，社会上钻研医术的人群更加扩大，有利于皇帝在更大范围内选拨医生为其服务，社会上疾病治疗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宋代宫廷医疗水平的提高。

临近的高丽国王患病时也请求宋朝派太医治疗：熙宁中(1068-1077年)，“王徽病，诏医官马世长往治之”。元丰三年，高丽国王王徽“以疾表乞太医，朝廷遣阁门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国”。

既然宋代宫廷医官医术水平较高，为何为皇帝诊治的医官一再因“诊治无状”而受到处罚呢？其原因首先是皇帝所处的特殊地位使然，早在东汉时，名医郭玉对此就有深刻的认识。

郭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和帝)召玉谙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膝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

郭玉对贵者的心理状态分析的非常清楚，“自用意而不任臣”，医官怎能全力诊治。如哲宗“染疾咯血，而极讳病”，“国医诊视，不许言气虚弱，养成瘵疾，终不可治”。宁宗患痢疾，“召曾医入视。曾诊御毕，方奏病证，未有所处。慈明立御榻后，有旨呼：‘曾防御，官家噢得感应丸否?’曾连称：‘喫得，喫得。’慈明又谕：‘须是多把与官家噢。’曾乘教旨，对以须进二百丸”。“曾医”为宁宗诊病，亦受到干扰，不能按照诊断结果用药。

皇帝患病时，若频繁更换诊疗医官，也会影响治疗效果。如嘉裕八年(1063年)司马光批评仁宗皇帝用医不专，导致贻误病情。他说：“凡用医之道，在谨择其人，而专任之，然后良工得尽其术，而功效可见。今闻诊御脉者，常以十数，工拙相杂，是非混般，发言进药，更相倚，伏前跋后，棠左瞻右顾，虽有俞扁之术，将安所施软?”高宗在淳熙十四年“微中风”时，亦因医官刘确等和医官王径等用药不同，使高宗腹泻脱水，最后死亡。

当然，医官诊视无效，与医官人数太多，医术水平参差不齐也有关。故仁宗嘉裕五年(1060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疏请求“检束医官”，“风闻近口医官院多不整齐，其庸恶甚者秦宗一、甄立里二人，惟亲附北司，以求援引，出入内庭，曾无限节”，因此吕诲请求仁宗“指挥医官院，今后止令使、副与尚药奉御。令医、大方脉及内有应用数科，更递直宿。如遇宫禁使唤，并须兼一名有年齿、谙会方药者同共察脉，庶互相检束，治亦不至差谬”。宋高宗末年微中风，医官王径等却猛用泻药，导致高宗病情加重，最后一命呜呼就是又一证明。

医官诊视无效也有其自身原因，太医也好、御医也罢，在宫廷中久了，很可能会追名逐利而不再用心钻研医术，致使诊疗水平下降、医德低下。汉代张仲景就批评过有些医生“但竞逐荣势，企锤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焉附？”司马光曾言辞激烈地批评为仁宗诊治疾病时“但为身谋”的御医：“强者自专，弱者附会，比周共为诬圈，不顾圣体，但为身谋，俱云：‘脉气平和、脏府无疾。’然而旁侧众人窃观形证，岂得为安宁复旧，如医官所言哉！”

来稿/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