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蛮文化":日本摄取西方文明的开端

　　自15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纷纷向其未知的地区开辟新航路，世界历史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和海外贸易。最早开始大航海的国家是南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就是本文所说的“南蛮”。当时日本受中国华夷思想影响，对这一时期来日本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称之为“南蛮人”，因为这些外来者大多是乘船绕过好望角、菲律宾从九州附近南面的海上来的。而这些不速之客所带来的西洋文化则被称为“南蛮文化”。

　　“铁炮”的传入
　　日本最早接触“南蛮文化”是在1543年。当时一艘中国远航暹罗（泰国）的帆船因遭遇台风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当地的官员立即赶来，并将此事报告该岛的领主时尧。船上有几个葡萄牙人，他们的相貌服饰与东方人完全不同，语言也不通，见者无不称奇。其中有两个葡萄牙人手里总是拿着件东西。这个东西“长二三尺，内部空心，外表笔直，显得很沉重。它的内部经常通着，底部需要密塞。旁有一孔，系通火的路。使用方法是将妙药（火药）放入其中，添以小铅弹，先在山边设置一小白点，然后将它拿起，摆正姿势瞄准，从一孔放火，立刻打中。放射时发出电光，声音如雷，闻者掩耳”。这就是当时被日本人称为“铁炮”的火枪。关于这次火枪的传入，《铁炮记》中记载：“船客百余人，其貌无类，语言不通，见者皆怪之。内有二人手执‘铁炮’，试之，果然异于凡响。该岛领主时尧，遂不惜重金，求为家珍。”
　　时尧以两千两白银的高价向葡萄牙人购得这两支“铁炮”，爱不释手，叹为稀世珍宝，并命家臣筱川小四郎学习“妙药”的配制方法。时尧自己朝夕把玩，苦练射击技术，不久已达到相当准确的地步。同时，时尧还让铁匠们试行仿造，很快就造出与原枪几可乱真的火枪，但就是不知道堵塞枪筒底部的方法。正巧第二年一艘葡萄牙船来种子岛，船上有个造枪工匠，时尧便命刀匠八板清定向这个工匠学习。后来由八板清定传授，种子岛的造枪技艺外传，有个叫堺的市镇发展成火枪生产的基地。
　　名将织田信长看出这种新武器的优越性，一次就订了500支枪，组建了一支使用火枪的军队。1575年5月的长筱之战，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的联军以火枪兵为主力对抗武田信玄的旧式骑兵，大获全胜。火枪的传入改变了日本传统的作战方法，作战方式由一骑单打变为以火枪为主的步兵（“足轻”）集团战术。

　　“东方使徒”沙勿略
　　当然“南蛮文化”的核心内涵并不是火枪这类技术文明的输入，而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基督教文化的传入。说到在日本天主教的初传时代，就不能不提及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就是最早去日本传教的方济各·沙勿略。
　　沙勿略1506年出生于西班牙纳瓦拉王国沙勿略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家乡度过少年时代后，于1525年来到法国求学，进入巴黎大学。在大学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耶稣会（沙勿略也参与了耶稣会的创建）会长的罗耀拉，受到罗耀拉灌输的“传教”“卫道”这些理念的影响，成为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当时葡萄牙开辟了新航路之后，在东方夺取了一些殖民地，希望有人去传教，沙勿略成为首选之人。
　　1542年2月，沙勿略随同葡萄牙新任果阿总督从里斯本起航去印度，于5月6日抵达印度果阿。他在那里的传教事业很成功，建立了一个个新教区。1545年，沙勿略从果阿乘船出海，穿越孟加拉湾，进入马六甲海峡，在附近地区传教。1547年，沙勿略在马六甲遇到了一件影响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事。这年12月7日，他在马六甲的圣母堂主持结婚仪式，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日本人。这人叫弥次郎，大约三十五岁，是萨摩藩的一个武士，因犯杀人罪而出国逃亡。沙勿略以前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听说有个叫日本的大岛，出产白银，就曾想过去那里传教。弥次郎说他来找沙勿略的目的是要坦白自己的罪，求得上帝赦免。沙勿略将他收入门下，改名保罗，送往果阿神学院培训，以担任自己传教的助手。弥次郎在神学院的学习很有成效，只用了8个月就能用葡萄牙文写信。看到弥次郎有这样大的进步，沙勿略深受感动，对日本人很有好感，决心亲自去日本传教。
　　1549年4月15日，沙勿略从果阿前往日本，弥次郎等人随行。途径马六甲时，当地政府为他雇了阿班船长的中国帆船。船在南中国海遇到风暴，阿班船长原本决定先将船开到中国，来年再去日本，但就在这时，风向变了，船驶入了通往日本的航道。8月15日到达鹿儿岛，沙勿略一行下船后先在弥次郎家住下，然后去找鹿儿岛的岛主岛津贵久会谈，贵久允许他们在当地传教。在自己家乡，弥次郎从过去的杀人犯变成熱心的传道人，他的父母妻子等许多人成了信徒，而且他还是称职的翻译。随行的西班牙传教士费尔南迪很有语言天分，他在船上向弥次郎学日语，这时也已能担当翻译。
　　之后，沙勿略又在山口等地传教。一路上他们经常步行，被小孩子当作“讨饭和尚”，投以石子。原来他们穿的是粗糙朴素的衣服，遭到日本人轻视。在欧洲，神职人员穿得越粗糙朴素越受尊敬，日本则完全相反。沙勿略由此发现了东西方习俗的差异。
　　在山口，沙勿略每天两次在街头朗读教理书，听众云集，许多人驻足倾听，并提出问题，由费尔南迪翻译解答。有一天，费尔南迪在十字路口布道，当他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许多人流泪，但有个武士从人群中挤出，耸着肩说：“假话就要结束了吧”，说完向费尔南迪吐唾沫。费尔南迪面不改色，取出手帕擦脸，继续讲下去。有个叫内田的人，看了这一幕很感动，于是就成了山口最早的教徒。
　　1551年1月，沙勿略一行到了天皇所在的京都，住在富商小西隆佐家。隆佐和他的儿子小西行长都成了热心的教徒，行长后来还是著名的天主教大名（地方领主）。住了一段时间，沙勿略没能见上天皇，只得再回山口。这次他吸取了教训，不再以清贫的传教士面目见人，而是穿着华贵，威仪堂堂，带着贵重的精美礼品——时钟、八音盒、火枪、缎子、雕花玻璃器、望远镜等去见山口领主。这些在日本都是稀罕物，领主对礼物很满意，要回赠金银，但沙勿略表示他什么都不要，只希望准许他在山口传教。领主立即同意，答应要在街上立告示牌，宣布当地百姓可以自由信教。领主还赐给沙勿略一座废弃的寺庙，供其居住。有领主的支持，又经大家努力，两个月时间就有500人受洗信教。这些人中有个年青和尚叫了西，他的一只眼失明了，另一只眼视力很差，终日云游，抱着琵琶立在人家门口，卖唱为生。可是他口才很好，人们听了他的吟诵会被感动得流泪。有一天，他听了沙勿略在街头的布道，决心不再卖唱，也做一个传教士。就是这个盲人法师，后来使数千人成了信徒，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有身份的城主。

　　在传教中，沙勿略发现，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有人告诉他：“日本久附中国，其教亦自中国传来。中国未曾信奉（天主教），日本不可擅更。”似乎是说，只有在中国人也信天主教的情况下日本人才会信。这让沙勿略感到，有必要去中国传教。1551年11月，他留下几名神父在日本守候，自己搭葡萄牙商船返回印度，筹划去中国传教的事。途中他路经中国广东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请人用中文翻译了一部教理书，做了去中国传教的初步准备。有人建议沙勿略跟随官方的使团去中国，沙勿略觉得有道理。在返回印度后，他说服总督派他作为佩雷拉使团的随员去中国。但在使团途径马六甲时，由于当地总督向佩雷拉借钱不成，就找了借口不让佩雷拉使团去中国。沙勿略只得带着几名助手离开马六甲，决心自己找机会去中国。1552年8月底，沙勿略到达葡萄牙人在广东的走私基地上川岛。他们在岛上的山坡搭建茅屋临时居住，几度请求走私商人带他们进入广州，但没人敢冒险。这使沙勿略极为失望，不久就染上疾病，于12月3日在上川岛去世。
　　沙勿略在日本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但他是最早在日本播下西方文化种子的人，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护教到禁教
　　继沙勿略之后来日本传教的人中比较有名的有维列拉和弗罗斯特。1559年9月，维列拉剃去胡子和头发，穿上粗布黑衣，一副当地僧人的打扮，去京都传教。他来日本已有三年半，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在京都租了一间小屋，在屋顶竖起十字架。起初来听道的人很少，由于他热心说教，后来听众渐渐多起来。不少僧人也来听道，听了便谩骂，造谣说维列拉是披着人皮的魔鬼，吃人肉，屋里死人骨头堆积如山，结果使得他被房东赶走。于是，维列拉改弦更张，决定将传教方式由主要在民众中布道变为争取上层人物支持。具体做法是先使地方大名受洗，然后通过大名的权力将其领地内的百姓收为信徒。这些天主教大名为了得到“南蛮人”的新奇东西，欢迎耶稣会士来传教。
　　1565年，传教士弗罗斯特来到京都，协助维列拉工作。不久爆发内乱，京都一片混乱。几年后，织田信长带兵攻入京都，恢复秩序。1569年，弗罗斯特有机会在濠桥上与织田信长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向信长赠送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地球仪。信长问他们来日本的动机，弗罗斯特回答：“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在日本说救世之道，除此之外，别无它望。为此神父们甘受辛苦，冒航海危险而来。”织田信长被说服了，授予耶稣会传教的许可，还在安土城给教会拨了地，让他们建教堂和学校。
　　1582年5月，织田信长为救援被围困的丰臣秀吉，率几十名随从来到京都的本能寺。6月2日，本能寺被信长手下的叛臣明智光秀包围。当信长正在寺中漱洗时，被箭射中。他拔出箭持刀与来敌交战，手上又中枪弹，最后退入房中，切腹自杀。这件事被弗罗斯特知道后立即告知海外。丰臣秀吉得知本能寺事变后，迅速与对手讲和，然后以一天行军200里的速度赶来，打败明智光秀，控制了局面，统一了全国，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人。
　　作为织田信长的继承人，丰臣秀吉最初对天主教也是采取保护政策，后因看到天主教危及自己的统治，才开始禁教。1586年5月，丰臣秀吉在大阪城接见耶稣会神父，在场的有弗罗斯特等人。秀吉向他们表示要渡海征服朝鲜和中国，并请教会提供两艘洋式大帆船。他还说，如果征伐成功，就可以在中国各地建立教会，让中国人都信天主教。会谈之后，丰臣秀吉还亲自作向导，引领他们参观新建的大阪城。最后他按照教士的要求，特地下令制作了许可状，准许天主教在全国传教。这让在场的传教士非常高兴。没想到就在第二年，他一改对天主教的友好态度，突然下令驱逐神父出境。原来就在他征伐九州获胜后返回，路经福冈，在博多湾航行，无意中发现了一艘教会的武装船，船上有几门大炮。船上的传教士见到秀吉，慌忙把他迎到船上，以酒菜招待。在看到这艘战船的几天后，秀吉就发布了驱逐令，但他仍允许百姓信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可以来日本贸易，实行传教与贸易分离的政策。
　　1587年丰臣秀吉发布神父驱逐令后，军营和船上的十字旗被取下，各地教会都遭到破坏。但事情的处置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一个“南蛮”神父也没有离开，他们只是转入了地下。而丰臣秀吉本人仍是“南蛮文化”的爱好者。1593年，秀吉在名古屋的军营观看葡萄牙船上的黑人跳舞。他晚年在吉野赏樱，让陪同的大名们穿着“南蛮”服装出席。在京都，有人把自己亲眼看到的“南蛮人”乘船来日本贸易的场景画在大屏风上，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南蛮屏风”。
　　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這对耶稣会士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们赶忙向海外报告：“春天来了，因冬季严寒而萎缩即将枯死的原野上的花开了，对多年来苦于暴君迫害而萎缩的新生基督徒来说，他的死是可喜的春天来了。”的确如此，继丰臣秀吉之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采取温和的外交政策，日本向世界开放。德川家康让那些潜伏地下的传教士出来。他开放日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贸易，而对传教则采取默认的政策。当时西班牙对日本所希望的贸易置之不理，却陆续派传教士来，这让家康十分恼火。这时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1600年日本耶稣会的年度报告称：“去年4万人改宗，教会正在顺利发展；今年又有3万人改宗。”17世纪初，日本约有二三十万天主教徒，约占当时人口的百分之一。有些大名也信了天主教，并信仰坚定。前面提到的小西行长曾是丰臣秀吉任命的侵朝战争的大将。此人后率军与德川家康的东军作战，战败被俘。因为他信教，拒绝按武士的习俗剖腹自杀，还在临刑前取出耶稣画像向天祷告。

　　庆长殉教与岛原起义
　　17世纪前期，日本的天主教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的全过程。外来宗教与国家政权发生了严重冲突，同时西方殖民活动的侵略性给日本统治者带来了直接的威胁。一些突发事件也加剧了这一冲突。
　　1596年10月19日，西班牙商船“圣腓力”号在从马尼拉开往墨西哥的途中遇难，漂流到日本的土佐，船被拖进海湾。丰臣秀吉派奉行（官职）增田长盛去当地处理。增田长盛将船上的货物全部没收，还把船员关押起来。审讯时该船的航海长给增田长盛看世界地图说，西班牙非常强大，先派传教士来传教，然后派军队，有信徒作内应，可以全力征服日本。这话传到丰臣秀吉那里，他勃然大怒，下令逮捕传教士和信徒。第二年（庆长元年）元旦，被抓的人集中在京都的狱中，然后狱卒割去他们的耳朵，命他们由陆路徒步走到长崎，路上有两人主动加入，共计26人。2月5日，26名殉教者被押到长崎西坂的山岗，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所谓“庆长大殉教”。

　　德川幕府对天主教的态度也经历了由宽容到禁止的过程。1614年，德川家康正式颁布禁教令，将传教士集中到长崎。拒绝改宗的教徒受到迫害。在京都，有的教徒被捆在草席或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甚至被倒吊处死。在长崎，几百名传教士和教徒上街游行。有人背负十字架，有人将小刀插入股和腕，或高声祷告，用鞭子抽打自己。这些行为在官方看来已是暴动的前兆。约有三分之一的传教士和上百名信徒被流放到国外，去了中国澳门和菲律宾马尼拉。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有两年多时间教会重新活跃起来。但第二代的将军德川秀忠继续在全国严禁信教，凡窝藏传教士者要用火刑处死，后来发展到藏有天主教用品也要处死。幕府还采用以踩踏圣母像的方式（踏绘）来测验人们是否信教。虽然大多数人被迫改宗，但信仰坚定而殉教者仍屡见不鲜。
　　日本幕府政权与国内天主教徒冲突最为严重的事件是岛原起义。岛原是日本天主教的根据地，这里本是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的领地，在禁教时百姓受到迫害。当地农民生活困苦，加之天灾与领主的苛政，终于在1637年10月揭竿而起。起义者推举16岁的天草时贞为“天童”（首领），号召农民武装起义。起义军以《圣体赞仰天使图》为军旗，聚集了3万多人。幕府对这次起义极为重视，调集了12万兵力镇压，甚至勾结荷兰人调动战舰炮击岛原城。据守岛原城的起义军骨干大多是武士，并使用了当地生产的火枪，战斗力很强，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予幕府军以重创。次年2月底，起义军终于弹尽粮绝而失败。起义最后的一天，一万多残存的教徒高唱赞美天主的圣歌，向城外敌人发动最后的攻击。天草时贞战死，起义军无论男女老幼都遭到屠杀，景象十分凄惨。这次起义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从而使日本彻底走上闭关锁国之路。
　　尽管“南蛮文化”源自于天主教的传入所带来的异域文化，其核心当然是基督教文化，但它并不限于宗教。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也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绘画、音乐、建筑等等。“南蛮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学艺、教育、科技到风俗习惯，内容广泛。就以绘画为例，当时西方的油画、版画等技法传入日本，产生了日本早期的洋画，其风格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但部分背景使用了日本画技法，如《圣母子像》等。过去日本画大多取材于花鸟风月，而这时面向世界，描绘“南蛮人”以及“南蛮”船带来的物品，完全是写实的。另外，传教士为了传教，也会向民众灌输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正如沙勿略所说：“日本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不知道何谓太阳轨道，他们对流星、闪电、雨雪等自然现象提出种种疑问。由于我们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得到他们的信任。”此时欧洲的天文学传来，打破了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和佛教的须弥山天界说，为日本近代的天文学奠定了基础。西洋的测量术被称作“南蛮流”，涉及几何学知识。冶金方面的“南蛮吹”，是将铅加入含银的粗铜，利用铜和铅的比重不同，分离含银的铅，再从中炼银。欧洲的帽子称为“南蛮笠”，欧洲的铠甲称为“南蛮甲”，食物中有“南蛮糕点”（面包、饼干）和“南蛮酒”（葡萄酒）。這些都是“南蛮文化”影响的结果。
　　虽然说起来，与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新教文化相比，传入日本的“南蛮文化”在当时的欧洲并不是最先进的文化，带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对处于封建时代后期的日本来说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由它传入的火枪等新式兵器有利于日本的统一，由它影响的海外贸易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由它传入的科学文化虽因锁国体制几度遭扼杀，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为日本以后的近代化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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