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摆脱经济困境？这是你从未听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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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有关部门应该大力加强有关商团经济的研究，争取推出系统化的、战略性的政策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批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中国商团。

来源 | ANBOUND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作者 | 贺军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

“商团”也可称为“财团”。按一般定义，财团是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垄断集团，通常包括少数大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为数较多的实体企业。

实际上，财团就是商团，在中国的环境下，商团是是一种以产业资本为龙头，以金融、技术和供应链为纽带，以管理合作和互相监督为杠杆，鼓励技术创新的产业性社会组织。

发展商团，就是构建有实力、有品牌、有地位的实业经济集团。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商团经济存在的时间不短，尤其是在日本，商团经济对日本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为什么现在安邦建议中国发展商团经济？对中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有何重要性？

要指出的是，安邦的智库学者再次强调发展商团经济，与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发展形势有重要关系。

在2013年，在中国经济从快速发展进入转型期，我们曾提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可借鉴“商团经济”模式。

在2015年，当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进入L型通道时，我们建议，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商团经济”来推动经济增长。

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显著恶化、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之时，我们再度建议中国大力发展“商团经济”，集聚社会资本，活化市场金融资源，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

我们反复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是，在国际国内诸多压力下，中国经济已进入一种压力丛生的环境，尤其是实体经济面临困局、债务风险显著加剧，削弱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基础。而发展商团经济，则为中国摆脱经济困境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运用得当，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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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来看，商团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能够扮演积极的角色，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能够起到有效作用。具体来说，这些作用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商团是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系统。商团作为一个有内在资本关系、股权关联的企业团体，其重要作用之一是扮演产业组织者和协调者。

从各国商团的发展来看，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金融资本是核心，财团内企业间交叉持股，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是主要实体。

日本的商团更加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求发展，共享资源，共同抵御外部竞争。

产业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宏观层面的产业组织和布局。即根据不同市场形势，鼓励旗下众多公司在多个产业领域发展，形成多元化发展的产业体系，保证在不同时代、不同市场，商团旗下企业都能在有成长性的产业领域中发展。

二是在微观企业层面帮助旗下企业寻找市场机会、配置金融资源、提供配套中介服务、提供人才支援等，帮助旗下企业在目标市场顺利完成“播种”、“发芽”、“成长”。

中国经常出现政府控制相关产业的情况，其结果就是，政府要控制产业，就要扮演产业组织者、产业投入者的角色，最终的产业政策失误和成本也必然要由政府来承担。

如果换一个思路，政府只是以政策体系管理商团，而让民营商团去具体决定产业发展，这些压力、责任和资金负担就会变成民营商团自己的事，同时也解决了政策缺位的问题。

第二，商团可以成为重要的经济情报中枢。商团要对数量众多的企业及投资机构进行管理和协调，必须要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服务于财团体系复杂的决策、管理和资源调度。

日本和韩国商团发展的案例显示，面对庞大的情报需求，日韩商团在现实中发展出了强大的情报能力——信息收集、整合、分送和分析能力。

比如，三井商团的信息研究领域覆盖：（1）经济及产业领域；（2）社会及地区领域；（3）科学技术研究领域；（4）情报系统研究领域。该所的研究业务都是以受委托方式进行，并经常从大学聘请研究者共同研究。

中国企业的信息能力还比较初步。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普遍缺乏系统的信息能力——在信息机构、信息体制、信息收集、信息分析等方面都明显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

要彻底改变中国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根本上还是需要发展中国自己的企业财团，系统培育和提升企业财团的信息能力，构建企业财团的经济情报中枢。

第三，商团是健康政商关系的架构者。在现代社会，政商关系是每个企业都难以回避的现实，区别只在健康与否。

政治与商业总是存在着利益交换，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商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同。

在亚洲国家，尤其是在东亚的文化背景上，政商关系表现得与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多不同，它更复杂、更微妙、更渗透到商业文化之中。日本历史上就有“政商”的传统；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红顶商人”，这一传统持续至今仍有表现。

随着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提升，东亚国家的政商关系也在逐渐发展和“进步”。政商关系从对政治家的个人私利交换为主，逐步转向对政府的“公利”交换；政商利益交换从完全不透明，逐步转向机制规范下呈现一定的透明度。

在中国，政商关系亟需要在政治文明提升的背景下健康发展，中国企业和企业商团需要与政府构建一种相对文明、健康的政商关系，民企商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政府则应该大力支持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鼓励中国发展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民企商团，为国民经济提供稳定和有活力的支撑。

因此，在未来中国民企财团的发展过程中，构建立足于制度的政商关系非常重要。

第四，商团能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有效推动者。日本财团和韩国财团对于发展本国制造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日本和韩国的商团大多以制造业起家，旗下企业有很多企业从事制造业，可以说发展强大的制造业是商团的重要使命。基于缺少资源的禀赋条件，日本很早即提出“贸易立国”和“制造立国”的战略方向。

“贸易立国”的关键是掌控与贸易相关的国际化的商权，掌握了商权就是把住了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制造立国”则以发展出强大的制造业为目标，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来实现日本的工业化。

在日本商团的大力推动和实践之下，日本在二战之后即实现了“贸易立国”和“制造立国”的目标，并逐渐形成“技术立国”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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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几年出现了制造业发展低迷、资本脱离制造业的现象。大部分国内制造业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摆脱困境，但如果在企业商团之中，制造业企业将有可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产业链布局的支持、金融资源支持、信息支持、相互协作支持等。

第五，商团是金融资源的整合者。各国商团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掌握一部分金融资源。

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般都是做制造业起家，搞实体产业的企业发起成立银行的难度极大，直至1996年才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

迟至2015年，中国银监会才发布《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民营企业创立民营银行打开了正常的渠道。

虽然民营企业参与金融业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进展，但民间资本在中国金融产业中的影响力及所拥有的金融资源还远远不够，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格局：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是民营企业，而中国金融体系由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控制地位。

由产业资本建立的金融企业，天然带有“产业基因”，对于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对于实体产业所处的市场机遇和风险，都会比纯金融机构有更深的理解。

至于有些人担心的民营产业资本搞金融业的风险管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监管制度的设计来加以防范。

第六，商团是市场空间的开拓者。商团是以资本为纽带、以股权关系相连接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从商团经济之下，企业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往往比单打独斗更有竞争力。

可以认为，商团是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空间的重要开拓者。尤其是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商团为企业提供的帮助和服务至关重要。

比如，三井财团旗下的三井物产，一直在全球钢铁领域扮演一个“跨境的供需组织者”的角色。在控制核心流通企业的同时，三井物产还着力打通生产链条上的各个辅助环节，以保证自己对整个上游资源领域的驾驭。

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商团体制，对日本制造业提升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七，商团是科技研发的推动者。科技研发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一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利润压力之下，很难拥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当中，规模限制在科技研发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

这表明，一方面，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民营经济要远高于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钱和利润的压力，对民营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构成为约束条件。

而商团经济有“积小为大”的特点，有利于提升经济规模。单独一家企业干不成的事情，如果商团一介入，立即出现巨大的飞跃性变化。

总体来看，商团经济对当前中国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助益。中国经济当前既面临资本过剩，又面临部分市场流动性不足，民营经济投资急剧下滑，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面临重重困难等严峻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出路，与商团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要强调的是，发展商团经济还需要法律和政策的支持，这是今后中国适度刺激经济增长、确保消费和需求市场稳定的关键之一。应从原有的政策模式走出来，实现政策创新，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发展商团经济，应该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

有关部门应该大力加强有关商团经济的研究，争取推出系统化的、战略性的政策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批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中国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