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君晓
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而是有人想让你看到的历史。这是初中看书的时候当时非常有感悟的一句话，在《天朝的崩溃》中，通过作者茅海建的考证和论述，又看到了与以前所了解的琦善和林则徐不一致的情况。在传统的认知中的琦善和林则徐，犹如京戏中红白脸，琦善是出卖国家利益，贪图个人荣华富贵的汉奸，林则徐则是正义凛然，一心一意匡扶社稷的民族英雄。尽管这段历史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距离我们是很近了，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是雾里看花，不得要领。
琦善卖国，在今天大多数普通人的认识中已成定论（至少学习过中学历史，但是又仅限于此），本来林则徐在前面打的好好的，突然派去琦善，传统保守的腐朽官僚，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草签合约。琦善出生在一个满洲贵族家庭，到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他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钦差大臣。此时的他位极人臣，同僚望尘莫及。
同时他个人的性格也是勇于任事，好大喜功，在其官宦生涯中，失败与成绩几乎一样多，而道光皇帝也正是看中他敢闯、敢于负责的品质。有传言说琦善在广州期间接受英国人的贿赂，即所谓的“贿和”，从而出卖国家利益，致使英人长驱直入。那么，从这一点来分析，在当时普通的读书人看洋人一眼都觉得羞耻的愚昧状态中，位极人臣、出身贵族的琦善怎能会如此不堪呢？
再从当初给琦善定罪的四项罪名来看，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二、英国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趁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机时又不派兵增援，致使虎门陷落，关天培战死。四、私自割让香港给予英国。然而这四项罪名根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地考证，几乎不成立，最多稍微有点嫌疑，琦善无论从卖国的动机还是实际的操作，都是子虚乌有不存在的。可是为什么这个结论又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呢？联系到我在开头所说的，是有人想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看到这样的结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专制主义时代的君主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但是从现在人的眼光出发，皇帝享受无上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可是当时又有谁会有勇气言谈皇帝的责任呢？鸦片战争中，琦善无论在直隶天津还是后来在广东广州，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照道光帝的旨意进行的（当然他也有轻微的抗旨行为，但是现在看来，琦善的行为是有利于清政府的），让他与英国人进行谈判，尽早结束战争也是道光帝拍板钉钉的。
所以，理论上道光帝是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琦善被判斩监候，那么道光帝是要斩立决的！然而事实是从当时朝臣的奏折和舆论来看，最多只是影射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于皇帝只言片语的记载都看买不到，琦善是作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如果将上述现象归结于由于君权太盛，言论文化专制，大臣不敢触犯龙颜，只能拿琦善作了幌子。可是到了现在，为什么也很少有人指责道光帝，而只是一味的批判琦善呢?
这便是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理论的社会功效。按照当时的夷夏观念，堂堂天朝与西洋夷狄进行贸易往来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但这些夷人不知天高地厚，妄图用鸦片来贻害我天朝国民。那么就应该给这些夷人深刻的教训，将其打得落花流水，方能大快人心。然而夷人的坚船利炮所向披靡，东南壁垒炮火连天，甚至来到了大沽口，打到了皇城脚下。这对于当时的士人是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理解的，脑子一时转不过来。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几乎没有人晓得世界的形式，自然不会想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他们引以为豪的文物制度上面。
但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神逻辑。大力剿夷是没有问题的，失败的原因则是剿夷没有尽力，剿夷不力是有奸臣在其中作祟，那么在战争中妄图与英夷妥协的琦善，伊里布这批人就浮出了水面。与奸臣相对立，林则徐，关天培等人禁烟剿夷则是大清的忠臣。当时要是坚持重用这些人，不听琦善等人的谗言，则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的结论便是为了使忠臣发挥应有的作用，奸臣不再妖言误国，则需要强化我们传统的纲常伦理。
战争暴露的不是中国的落后，而是证明了天朝制度文化的先进和正确，只是坏在一部分奸臣没有认真执行。因此，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要改革旧有的体制，而是要加强旧的体制。于是士大夫们的心理释然了，与此同时，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一丝的进步。而且诞生了一个汉奸和一个民族英雄，影响到现在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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