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乾隆在批阅奏折时，发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中另夹了一纸奏稿。打开一看，乾隆顿时气得脸都白了，当即令各军机大臣速来议事。
原来，硕色在密折中报告说，贵州古州镇总兵宋密收到驻安顺府提塘官吴士周的一份急件，其中夹有一份署名工部尚书孙嘉淦所写的奇怪奏稿。
让乾隆生气的是，奏稿之上竟然还带有“自己”的御批。
毫无疑问，乾隆御批是伪造的，这份所谓“奏稿”也是托名之作。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份伪稿说了什么？为什么要假借时任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孙嘉淦的名义？伪稿的真正作者又是谁？
这里先简单介绍下孙嘉淦的情况。
孙嘉淦，山西兴县人，其弟兄四人，三人为进士，家门荣耀，一时罕见。
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在乡试、会试中连捷，后点庶吉士、入翰林院，年仅三十。
雍正即位后，孙嘉淦上疏言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一时惹得雍正龙颜大怒，所幸当时有大学士朱轼为其做保，孙嘉淦这才免于灭顶之灾。
此后，孙嘉淦“敢谏”之名，播于天下。
大概因为第一印象不好，孙嘉淦在雍正朝的仕途几起几落，并不是很顺利。
雍正十年，时为国子监祭酒的孙嘉淦因引见教习人员而与雍正发生冲突，后被革职发往银库效力。两年后，孙嘉淦出任河东盐政，虽然工作卓有成效，但并不得志。
乾隆继位后，孙嘉淦被特召入京，授吏部右侍郎，不久又晋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这时，孙嘉淦“好谏”的毛病又犯了，他上了一道直指帝王弊病的《三习一弊疏》，其中大意是：
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这三种习惯形成后，就会产生“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弊病，由此“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
孙嘉淦谏议的初衷是希望乾隆上位后能“予除三习，永杜一弊”，但其言语过于锋利，众人都很是为他捏了把汗。
好在乾隆初政故示宽容，其非但未降罪于孙嘉淦，反而升了他的官，让他做刑部尚书并管国子监事。
不久，孙嘉淦又相继担任吏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要职，一时风光无限。
乾隆十四年（1749年），本已休致在籍的孙嘉淦再次被特召入京教授诸皇子，之后又担任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
试想，孙嘉淦人在京城，身处高位，他官做得好好的，人也老了，名也出了，去写这种犯上的奏稿，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不过，也正因为孙嘉淦“敢谏”的名声在外，树大招风，这才有人托他之名，以期引起轰动。
如《啸亭杂录》中说的，“公既负直声，屡踬屡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孙公耶。遂有匪人伪奏疏一纸，语甚悖，托公所为。”
如此说来，倒也可以理解。
那么，这份伪造的奏稿又说的什么呢？
老实说，这份“伪稿”究竟写了什么，目前已无法确证，因为原始文档已被销毁。
不过，从乾隆谕旨及各地方官员奏报办案情况的奏折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似乎是指责乾隆失德并具体罗列为“五不解”、“十大过”。
其中，最重要一项即直指乾隆刚刚结束的第一次南巡，说乾隆此次下江南耗费巨大，劳民伤财，轻重粮草，千里不绝，名为微服私访，实为游山玩水。
本来嘛，乾隆首次南巡是“高兴而去、满意而归”，其正在兴头上被浇了这么一瓢凉水，内心之怒可想而知。
之后，乾隆严令在全国范围内追查这次的“伪稿案”，但闹腾三年多后，仍旧没有结果，但是却导致上千人涉案，而其中，就包括了已是垂垂老矣的孙嘉淦。
所以说，树大招风，人出名了，也不尽是好处，也是会有麻烦的。这不，孙嘉淦为此担惊受怕了三年，等到乾隆宣布案子结束，他老人家也就寿终正寝了。
因此，也有人说，孙嘉淦其实是被这个案子给吓死的，不然，也不至于七十岁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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