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刷屏背后：美国竟是高价药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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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引发了观影热潮，在电影中，一群白血病患者如何在天价药的困境之中寻求生的希望，一位本是旁观者的商人如何放下利益成为“药神”，一名警察如何在法情之间做出抉择，一家药企又如何维持企业的商业诉求，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在这重重困境之中展开。

这部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再次将治疗白血病的药物“格列卫”带入公众视线。这款产自瑞士的药物可以极大提高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但高达23500元/瓶的国内售价却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只能选择其他替代品或仿制药。

电影在演绎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唤起了现实中人们对高价药的关注。然而说起高价药现象，美国则相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据《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最近对旗下40%的处方药上调价格，而这已经是该企业今年发起的第二轮提价。Avonex，一种可延缓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在过去十年中，每年价格涨幅为16%。预充式肾上腺素笔EpiPen，自2007年以来价格已经上涨了450％。

现实是否真如电影中所言，“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全球药品的价格是否都与美国一样，成了高价药的天堂？《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美国成为高价药的天堂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下设美国计划与评估助理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以下简称ASPE）曾在2016年发布关于美国处方药花费趋势的报告。ASPE发现，美国处方药的支出正在快速上升，预计它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整体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2015年，美国的处方药支出约为4570亿美元，占整体个人医疗保健服务的16.7%，然而上世纪90年代，这一比重仅为7%。根据IMS Health Incorporated的数据，预计到2020年，美国在处方药上的开销将达到6400亿美元。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华尔街日报》对30种处方药的价格进行长期观察后发现，在2010年至2014年，药物价格的涨幅是美国通货膨胀率的8倍之多。

2013年，在美国以零售价购买治疗慢性病的处方药，人均花费超过11000美元，几乎是美国平均社会保障退休福利（15526美元）的四分之三，是医保受益人收入中位数（23500美元）的一半，超过同期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52250美元）的五分之一，以上数据来源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统计。

ASPE在报告中表示，导致处方药支出上涨的原因很多，其中有30%是因为药方中更倾向于高价药品以及药品价格本身上涨所致。据《纽约时报》早前报道，虽然一些药价的上涨是由于药品短缺造成，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药企的商业策略，即收购一些早已存在但被大众忽视的药品，再将其变成高价的“特殊药物”。

2016年，图灵制药前任首席执行官马丁·施克雷利（Martin Shkreli）成了“全美最令人憎恶的人”。这源于他将一种鲜为人知但极其重要的药物在一夜之间提价55倍，从原先每片13.50美元直接上调至750美元。这种药叫做达拉匹林（Daraprim），是由葛兰素史克公司最先研制，主要针对弓形虫感染的患者，以及艾滋病人、癌症病人等免疫系统受损的群体，也可以用于治疗疟疾。

在2010年葛兰素史克将达拉匹林在美国市场的营销权出售给CorePharma之前，那时的达拉匹林每片只要1美元，随后CorePharma将价格上调至每片13.5美元。后来经由一系列的交易，图灵制药在2015年8月掌握了达拉匹林的营销权，疯狂的提价行动就此展开。虽然达拉匹林的专利权在几十年前就已到期，但是因为它采用的销售方式是管制发售（controlled distribution），这意味着制药公司很难得到研制仿制药所需的样品，可以说施克雷利发起的涨价直接扼住了这些患者们的咽喉。

达拉匹林并非唯一的案例。环丝氨酸（Cycloserine）是一种用于治疗多重抗药性肺结核的药物，最初的价格是30片500美元，但在被Rodelis Therapeutics收购销售权后，该药直接涨价20倍，每30片售价涨至10800美元。

吉利德科学（Gilead）公司的净收入，从2012年的不到26亿美元，2013年小幅上升至30.7亿美元，在2014年飙升至121亿美元，该公司能够像变魔术般地实现利润膨胀，源于在2012年完成对Pharmasett的收购，丙型肝炎治疗药物索非布韦（Sovaldi）的研发公司，在完成收购后，吉利德随后上调了该药的价格。

欧盟及新兴市场控制力更强

欧洲发达经济体在控制药价方面似乎比美国展现出了更强的控制力。全球信息提供商IHS Markit曾对经由美国食药监局（FDA）在2012年至2014年间批准，且在欧洲五大国家以及美国均可买到的30种创新药物做了价格研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欧洲的药品价格明显低于美国。在欧洲五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中，平均价格指数最高的德国仅达到35，然而在美国，这一数据高达100。

IHS Markit进一步对药品价格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时间跨度为药品发布之日至2017年1月。在研究的样本中，仅在美国观察到价格上涨现象，其余欧洲五国的样本药价均呈下降。其中德国拥有最大的降幅，达到17.8%，而对比美国，样本药价涨幅为23%。在法国和德国，很大一部分创新药物都受到降价的影响，法国有12例，德国有23例，而降价与这些药物加入该国的医保清单息息相关。

2013年经济政策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and Research）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在处方药上的人均花费远高于其他其他富裕国家。举例来讲，如果美国每花费1美元在处方药上，那么加拿大的花费仅为72美分，日本为57.2美分，荷兰49.8美分，而丹麦仅仅只花了35美分。该研究还指出，其他国家在处方药上花费如此少的原因是他们的政府会与制药企业谈判价格。

新兴市场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制药业的“乐土”，麦肯锡曾在2017年表示，预计在未来十年里，新兴市场的前20大市场的制药收入仍可能实现翻番增长。在查阅普华永道发表的一份研报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庞大的人口、日益繁荣的经济、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都让新兴市场吸引着全球制药企业。

在新兴市场中，印度和中国都拥有较高的市场增长率以及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为了控制药价，印度政府颁布了药品价格管制法案（Drugs Prices Control Order），在该法案下，药物在印度的售价受到监管机构的控制。2013年，印度监管机构将有权限制价格的基本药物清单扩大了五倍。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的中国，在2017年8月曾公开中国药品医保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结果。药品医保目录准入谈判是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做法，在我国却是首次以“国家的名义”，由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出面与制药公司谈判降低药价。据新华社报道，经过漫长的谈判过程后，有36种药品谈判成功，以大幅降价的方式进入了医保目录。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达44%，最高降幅达70%。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