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编辑，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

前面的话

今天要推荐的这篇文章，来自我们的朋友做書（ID：zuoshu2013）。

这里有一群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历时五年，从创办一个专门服务于编辑、作者以及出版从业者的自媒体平台开始，他们在线上发布了数千篇原创文章、建立了出版业垂直招聘类平台「编舟」，也在线下举办了数十场文化活动如「做書者说」、「做書学院」等。

他们始终潜心于记录并传播出版从业者的努力和探索，也致力于让出版变得更为简单与高效。如果你是个热爱阅读、关注出版，未来有志于成为编辑或从事出版行业的人，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他们。

今天，我们将跟着詹宏志一起，和大家聊一聊所谓的“编辑思维”。以编辑入行的他，横跨了电影、音乐、互联网各个文化领域，一举成为台湾流行文化浪潮中举足轻重的“推手式”人物。而这一切，全都是拜他口中的“编辑思维”所赐。

早在30多年前，詹宏志就玩过了罗辑思维的那一套，让几万人陪着柏杨一起，完成了长达8年批读《资治通鉴》的学习计划。他提醒我们：“编辑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只是一种工作，编辑思维不仅限于做书，而是可以应用于任何创意产业之中。”

「做書」

（ID：zuoshu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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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编辑工作让我有幸与社会相遇

各位北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詹宏志。特别高兴，也特别惶恐。高兴是谢谢中信出书，出书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因为有人读你的书，就有一个理由跟大家见面。我也特别惶恐，虽然我的工作生涯做了42年（我开始做编辑是1974年，大家都可以猜想我的年纪），但我已经离开传统意义下的编辑工作有一段时间了。

在台湾，我完全不敢在任何有出版界朋友在场的情况下，跑出来讲编辑工作或者编辑的想法。重要的原因就像蔡元培说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我已经没有在做编辑工作了，如果还说纸媒该怎么工作，数字出版该怎么工作，自媒体该怎么做，IP该怎么做……我自己又不做，只是在旁边叫好，这样奔跑的马儿会累死。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沙龙是一个大家交谈、对话的过程，希望给我二十分钟的时间让我说明一下我思考的背景。

我虽然从传统的编辑后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创业者（互联网的创业者就是，如果你没把自己做死，你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钱人），但是我在互联网上的成果，并不表示我回头解决了出版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今天传统出版社的困难，是全世界都还没解决的。我也极有可能没有能力能说出什么有道理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试着回想，我所有工作训练，真正的训练只有编辑一项——是这种训练让我可以去面对所有我原来不认识的事，包括我后来有机会参与台湾流行音乐的工作。我有两次做过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第一次在1983年到1984年，我撞见了罗大佑、潘越云、齐豫这些人，当时的情况是我必须去料理这样全新的音乐形式。我第二次做唱片公司是1991年到1992年，遇见了林强、伍佰、张震岳，又是台湾前所未见的音乐形式。

我会碰到这个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前所未见。我要解决它跟这个社会面对面的问题，新来的东西怎么解释？怎么给一个理由跟社会相遇？对我来说，是我的编辑训练帮助我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

后来有机会参与台湾新电影的工作，倒也不是我对电影有什么爱好。我从来不喜欢电影，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当时那些有才气的电影朋友状况潦倒，不仅找不到戏拍，还要被很多人批评，说他们把电影给弄坏了。这是我作为朋友无法忍受的，我坐不住了，我觉得应该跟着朋友一起做事。当时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变成电影大师的，如果我知道我是不敢做的，我当时只是看到潦倒的他们。

我也没有更好的电影工作能力，只是带来了编辑的想法，找到一种跟社会对话的方法。编辑其实很擅长的，是把不同兴趣的人，分开做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市场。所以，出版工作是非常习惯于知道人有很多种，书有很多种。在其他的比较大众化的工作领域里，知道这种区别的概念是不明显的。

我后面接触互联网完完全全是一个编辑角色，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印刷术的概念。假如印刷术指的是一个书或者一个概念可以复制、可以运输，那互联网就是一个更厉害、更便宜的印刷术，复制更快速、更好，运输的力量更是弹指之间就永远不见，是这么一个状况。

当然，我真正对出版的理解，也许在现代社会不一定用得上了，但我仍然可以讲一两个故事，去解释编辑的思考是怎么一回事。

02

说服读者耗时八年陪柏杨批注《资治通鉴》

我年轻时刚接触到台湾出版业，是到一个很小的公司（远流出版），只有六个人，我去担任总编辑，王荣文是我的老板。王先生看到当时出了狱的柏杨，觉得柏杨很有才情，而且柏杨确实有读者的魅力。他写散文写杂文，有相当的读者群。老板很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他问柏杨有没有什么写作计划？柏杨说他一生最想做的事是把《资治通鉴》变成白话文。

因为以柏杨对中国政治的体会、对历史的体会，他回头来看《资治通鉴》，这当中可能有一些有意思的火花。但他在经济上难以完成。一个作者如果停下所有的工作，不写其他文章，专心做《资治通鉴》的现代语言，一做可能要好几年（当时估计是三到四年），他的生活就统统压在这本书上了，那出版社得照顾他的生活。可是你照顾一个作者的生活连续三年，每个月有一个较大的投入——书还没印出来，出版社规模又很小，怎么有能力去做这么大的投资呢？就这样，这个情境来到我的面前。

作为编辑，我就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想最好的方式是让回款快一点，钱早点收到，就是说这个书一边做一边出。但有可能书最后没有完成，所以读者未必会接受一个只有部分的作品。怎么把书怎么变成部分来做呢？部分作品在什么状况下比全部要好？我怎么能够让读者相信我买到四十分之一的书，是比百分之百的书更好？我得找到一个理由。

最后我的建议是，把这个书当成杂志来出，按月出版。第二个，我要找到一个理由，让读者相信书是好的，我就提出了一个主张。在我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时代的梦想是，要把《资治通鉴》过一遍圈一遍，每个做这个决心的人，大概做到第四页就停止了——一千多页呢，规模太大了。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读书计划，每个月来一点，会不会就看完了？

就跟作者一起做一个读书计划，三年之后，这本书本来读不完，结果读完了，而且每个月分量不多。所以我们鼓励读者建立一个计划，跟着我们出书的规模一块发展，这样也许大家会感兴趣一点。

可是《资治通鉴》虽然书名很简雅，但不一定跟你当下有关系，所以要找到这本书跟社会产生关系的理由。当然这个理由藏在书里。《资治通鉴》原来就是一个帝王教科书，是给统治者、治国者的一面镜子，一个学习的教材，可以从中学会东西。今天没有帝王了，所以这个学习的功能不在于宫廷，可能是公司竞争、社会竞争，所以我把它定义成是一个中国式权利游戏的教科书，可以应用在你整个职业生涯、社会、企业组织。

给自己安排一个订阅，轻松读完一本书，三年之后作者也解脱了，读者也解脱了，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所以我把整个状况和定位想好了。可我又担心读者读完四分之一会弹性疲乏，所以我们需要做几件事。第一个，我要让每个月有动态，尽管是对《资治通鉴》的一个现代语言的翻译，但是我们为这书建立了一个“通鉴广场”，也就是是今天所说的互动。让读者看完后写信来，然后作者回信，后面有各种交锋。这个交锋是不可预期的，所以每一期都有新材料要爆。

第二个，我要让第一期触动很大，因为有决心走很久的人不一定很多，假如第一天有三千个人看，两年后三千人只剩下一千人，这书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最好是第一天有五万人出发，最后有五千人抵达，那我们还活得下去。所以我需要第一天有很大很大的量，我就把第一期的《资治通鉴》定成49块钱，差不多十元人民币，在当时以台湾的书价来讲是很便宜的。很多年后我做杂志上市时还用这个方法，其实并不是创新，早在1984年就这样做了。

1984年也是台湾刚刚有排行榜的时候，《资治通鉴》第一期在排行榜上是第一名，整整当了两年半。把最前期所需要的量建立起来，将近25万本。最后并不是三年把工作做完，我们这个工作做了八年，最后总量不是三十六册，实际上是八十册。

这个册数后来经历了一个危机，就是三年后我怎么对这些读者开口说“请你再支持我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又是请罪又是说“如果你决定不要了我就把钱还给你”。但是最后把钱要回去的人很少，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出版者很可怜，所以也没有让这个大胆勇敢的案子变成一个困难。总之有很多情景都是沟通的情景。

03

编辑会越来越有价值

再说编辑的工作。我要做的是在作者身上认出他隐藏的书来，然后要做出对这个书的理解，最好是把书定位成什么样子，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跟社会沟通的途径。有些技术上的工作，编排和解释，是让这个书可以跟社会接头。

我要认出读者来，要知道他们潜在的需求，这个需求甚至读者不会完全明白，但其实社会有一个隐藏的力量，原比人们知道的更隐讳。我要把这个力量找出来，让他们可以面对面，然后所有的细节可以完成，动机也在完成。推动行为的动机也是读者认同的，还要让他认识到这么做以后，后悔也没有关系。

先把这些事想清楚，编辑工作才可以完成。编辑是从选题开始，一直到营销，所有的工作合起来才是编辑工作。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训练，你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做完编辑工作之后，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比编辑更难。

卖房子并不难，只说服五百个人就已经卖出五千万了，出版社得要说服五百个五百人，才能做到一千万元的生意，每一次说服完一个人，你就得重来，因为新书又来了，新书源源不绝，每一本书都有全新的沟通技术。所以从沟通的观点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行业比书需要的工作和能量更多，一个能做出版的人，我看不出还有哪个行业不能做。

所以也许在今天的出版处境下，出版社会越来越少，但编辑是越来越有价值的。实际上沟通情景越困难，需求就越大。

我刚说认出读者的需求，并不是从读者举手得来的，有时候要从社会的结构底层看出来。我当时看台湾的社会形式，不管社会财富分配成什么样子，如果做调查问，你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吗？是无产阶级吗？或者是资产阶级吗？几乎都有超过五成的人说“我是中产阶级”，就是他心理认同上认同自己是社会中层的人，这个追求是对自己的小小激励，也表明这些人群对家庭有一个高度保护意识。他愿意花一些力气让自己的家庭过得比较好。

我当时有一个念头是，这些每天在奋斗的中产阶级，可能觉得读书是好的，但是如果要他自己读书，这件事有点恐怖。但是如果让他为他的家庭做点事，这是他愿意的。我就有了一个灵感，我想做一个实验。假如我要他买书回家，不是买给自己，而是买给他的家庭，他会不会比较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写了这样一个文案：有个小孩推开一个阁楼，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藏书，一进去就对书着迷，从此以后每天学习世界各国语言，要读懂这些书。看起来他是打开了一个房门，其实他是打开了一个世界。如果你家里也有藏书，有一个小孩打开房门，有一天这个世界会为他展开。一个家庭的负责人，父亲或者母亲，如果买书给自己读会觉得很累，但把书放在家里，有一天会给他的小孩带来一种可能。

所以我就说用这样的动机，你一个月只要花一千块钱，相当于人民币两百元，就可以给自己建立一个家庭藏书。那要买什么书呢？没关系，我这里有很多书。每个月花两百块钱，12个月你就买到了这些书，20个月你就买到这些这些书，36个月就买到……所以一共买到什么时候刚开始他是不知道的。我本来是这样一个实验性的想法。

结果一做就大获成功，一个月卖了一千多万书。所以这个动能是人对家庭的一个爱护，那个动机被引动了，就有了买书的理由。他并没有搞清楚他买了什么书，因为那不是主题。这个就变成我们出版社一年的案子，而且每一年都有效果，那是恒久的动机，他不是单一地被某一本书打动，而是一个建立家庭堡垒的动机。

这些是我过去碰过的种种处境。这里边的经验，帮助我试着解决在书跟世界之间建立一个沟通桥梁，我学会了观察社会的细微变化，人心内在细微的变化，然后很诚恳地去把那个需求邀请到这个面前，让他们可以面对面。这是后来帮助我做其他行业，一直到互联网，都跟编辑的前提有一点关系。

我刚刚说的例子都非常久远，如今情景已经不同了，我真的不知道能给各位什么更好的建议，但我只是说让我们回到那个思考方式，显然有一种力量你可以通过它来做各式各样的实验，那些实验会给你不同的感觉，你会有一个更高的观察社会的角度，或者有一个警觉，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只看见眼睛看到的东西，而是要注意到整个社会的动能。

还有一些底层的情绪，哪些情绪是你对话的观众的。有非常多的书里隐藏这个力量，可以跟你潜在的读者相见。或者是相互满足能量的一种能力，不限于形体，可以是书，可以是杂志，可以是电子书，可以是一个订阅内容，概念都相同，这全部是需要编辑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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