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义之下的美国政党重组和保守主义重塑

特朗普的政治策略中最精明的一点，大概就是吸引了大量低收入的选民。2012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在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中输4个百分点，在有一定大学教育但没有毕业的人群中输1个百分点。但是到了2016年，特朗普在这两个人群中分别赢6个和9个百分点（如下图）。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特朗普的通俗化用词，比如俄罗斯的社交媒体攻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他成功扭转了部分选民心目中的政策优先级。按理说，低学历人群（通常也是低收入人群）会受益于再分配，所以不应该支持大量减税和减少福利（如Obamacare），这是不需要动多少脑子就能明白的道理。但是当种族这个变量被考虑进去以后，得失的计算就不一样了。相比于白人低收入人群，少数族裔的低收入人群收入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少数族裔从社会福利中获取的人均收益会远大于白人。对于低收入白人来说，再分配会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对他们的经济阶层有利；但同时也会缩小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族群差别，因而对他们的族群利益有害。那么，怎样衡量利弊呢？那些把白人的身份认同优先于自己的阶级认同的选民就会放弃社会福利，以维持其族群的整体优势。特朗普修辞攻势的终极目标就在于提升白人的族群认同相对于阶级认同的优先级，这一点在刚刚经历了一个黑人总统的时刻格外管用。

但是这样的策略对共和党也不是没有风险。要想有效地提高族群认同在选民心目中的优先级，一个必须与之捆绑的意识形态就是攻击全球化和全球主义。你必须告诉选民，外国人不是好东西。那么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就必然是从全球事务中撤退。而全球主义这个东西，历史上是共和党的标签之一，也帮助共和党凝聚了一批在外交上的人才，尤其是有全球性政策野心的鹰派人士。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以我个人为例，虽然在社会、经济议题上是全面倾向自由派的，但是在奥巴马的八年中，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他的退缩不前的外交政策，有时候甚至措辞相当激烈。如果你站在一个外国人角度，可能并不很在意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但是从二战和冷战的经验出发，可能会担心美国的外交退缩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性事件。特朗普指责奥巴马对俄罗斯的肆无忌惮负有责任，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他自己把这种退缩更加推向极致。

我相信和我一样因为全球主义意识形态而对过去民主党政策不满的美国人也并不罕见。这些人的绝对数量不大，但是他们中有很多是专业研究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评论家，或政府人士。所以，他们在共和党建制派中常常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这些人的倒戈，即使不能把共和党从国会多数中拉下马，至少也会造成两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群体的重组，重新定义美国主要政治阵营。上图中所体现出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逃离共和党的趋势和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早在2016年选举期间就可以看出大小布什全家上下没有一个公开背书特朗普，甚至没有一个参加选举之前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两位布什总统现在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很低，但他们毕竟是上一个时代保守主义政治的代表人物，两届前总统与自己的政党若即若离，很难想象不是政党分裂的前兆。

麦凯恩关键一票否决了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法案。

美国资格最老的参议员之一麦凯恩和特朗普的分歧早就尽人皆知。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再加之他之前越战老兵的特殊经历，他的政策关注点主要在对外政策上。他之前对奥巴马政府的批评几乎完全集中在后者对叙利亚、伊拉克的军事投入不足，以及对其他美国的战略对手不够强硬。他的经济政策定位虽然也偏向于共和党的小政府低税收理念，但并非对社会福利高度敌意的硬核右派。他的这种政治形象定位，当然和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已经相距甚远，他的支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的重合度也相当有限。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关键时刻，在双方票数不相上下时，用自己的关键一票否决了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法案。

以特朗普的性格，对这种党内的异见者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他最近一系列中期选举的竞选集会上，多次把麦凯恩这个已经诊断出癌症的党内“老干部”当靶子进行攻击。这种总统对本党议员的挑衅，在美国近期历史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位参议员林赛·格雷姆（Lindsey Graham）虽然一直对特朗普持纵容态度，但也不得不出来为麦凯恩委婉辩护，声称特朗普的攻击“对总统自己的伤害大于对他的帮助”。

另一共和党代表人物Steve Schmidt宣布退出共和党。（图片来源：MSNBC截屏）

更直白的表述来自麦凯恩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经理史蒂夫·施密特（Steve Schmidt）：

“毫无疑问，美国的衰落正在开始。美国领导的全球自由秩序已经危在旦夕……如果你因为昨天或者去年没出大事而认为未来也不会有大问题，那是一种幼稚的世界观。”

即使对2008年将他们击败的竞选对手奥巴马，麦凯恩团队都没有用过这样严厉的措辞。另一位前保守派的重量级人物，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和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特朗普当选后干脆宣布退出共和党，日前号召前共和党选民不要在中期选举中投任何共和党人的票。

6月22日，保守派代表人物、普利策奖得主、前Fox News评论员George Will在《华盛顿邮报》撰文：Vote against the GOP this November（11月投票反对共和党）。2016年George Will宣布退出共和党。（图片来源：Flickr）

这些反川普保守派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美国从国际事务中撤离的恐惧。他们对种族隔阂加剧并没有显示太多重视，至少这些不是他们日常评论的重点。我个人非常理解他们选择国际事务作为主要关注点，因为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灯塔”的作用一旦消亡，受影响的人群远远不止美国的移民和少数族裔。

特朗普支持者总是把“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口号挂在嘴上，但是从来不具体定义“伟大”的含义。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自信，是绝对不可能在孤立主义的政策环境中实现的。没有美国在二战、冷战、国际贸易和国际援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伟大”二字根本无从谈起。每当我和别人争论美国是否应该参与国际纷争的时候，我都会问对方，如果没有珍珠港，如果美国没有参与二战，世界会是什么样？美国的主流选民，无论左右，一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已经消失（或者说看上去消失）了很多年。但是这种安全的幻觉是因为大多数人看问题只基于个人经验，而没有时间去研究数据和史实。

其实全球性灾难的苗头已经在酝酿。乌克兰战争是冷战结束后欧洲的第一场战争，而克里米亚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一国被另一国成功吞并的领土。叙利亚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当然在中东不是新鲜事，但是在俄罗斯驻军的支援下使用，就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游戏。客机被一国正规军击毁在世界上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俄罗斯敢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拒不承认其击毁MH17的责任，而美国也一直没有就其公民在飞机上遇难正式指控俄罗斯的政府或个人，这可以说是又一次对我想象力的极大挑战。

俄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不仅仅是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层面，其庞大的网络部队干预英国脱欧，干预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量国家的选举结果，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效。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衡量标准，全球自由程度在连续增长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却在最近十几年持续回落。下图中蓝色部分是自由程度进步的国家，红色部分是自由程度退步的国家。如何测量一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当然是有争议的，因为有一定主观成分，但这种趋势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和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退让、俄国石油外交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不仅明确地表示不再推动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甚至开始在美国国内开倒车，例如攻击媒体、从不举行新闻发布会、降低白宫对媒体的透明度等等。也就是说，不仅美国的直接外交攻势减弱，连作为榜样的示范作用都消失殆尽。如果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不是某个国家，而是全球范围的政治进程，很难不对这种趋势感到恐惧。

那么，全球主义的外交鹰派人士，不管怎么不喜欢民主党过去的政策，现在看来都只能捏着鼻子两害取其轻。麦凯恩本人由于政客身份，恐怕还没有那么快倒戈，但是政府之外的意见领袖和读他们文章的高学历人士（包括一些我同事、同学里的前共和党支持者），都开始不情愿地倒向另一方或者是改投第三党。这样的最终结果，将会使共和党蜕变为一个以白人/基督教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为主要标签，甚至唯一重要标签的政党（连减税都是以保持白人的种族优势作为动员底层选民的“狗哨”）。美国的所谓“保守主义”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狭义，将不再包括诸如全球化、自由贸易、普世价值等概念。而民主党则会成为一个比较庞杂的群体，除了现有的少数族裔、阶级认同较强的白人蓝领、社会议题上的自由派以外，还会逐渐囊括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特朗普人士。

至于共和党中的议员有没有可能扭转特朗普所设定的另类标签？可能性很小。选民对总统选举的关注度远高于议会选举，总统控制的实际权力（如行政任命）也远多于议会，因而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候选人很难在总统不支持的情况下获得连任——这种现象在政治学中称为“燕尾效应”(Coattail effect)，意思是总统候选人用他的燕尾服把其他议员拖进权力宝座。因此，美国政党的重组和重新定义已经无可避免。

撰文：Huey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