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寝于渊，能幽能明

一直很喜欢先秦和两汉典籍里记载的龙。在那些重祭祀、尚巫鬼的社会里，龙被赋予明确的出身（《淮南子·墬形训》：“介鳞生蛟龙”），显著的外形特征和规律的活动范围（《说文解字》：“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作为四灵之一，龙的服从能对鱼类产生连带性驯服，直接影响渔事（《礼记·月令》：“故龙以为畜，故鱼鲔（wěi）不淰（shěn）”）；这一服从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对于正统权威的象征，决定着王朝的延续（《史记·夏本纪》：“夏后氏德衰……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当然它们也会作恶，并因此受到惩罚（《淮南子·览冥训》：“女娲……杀黑龙以济冀州”）。可以说，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龙几乎是全方位参与了早期中国神话和历史的构建。

古人对于龙的描述是如此平实冷静，没有任何猎奇或煽情，仿佛后者真实存在过，和其他史实一样，应当被客观地记录下来。

上古之龙面目模糊，在神话中行云布雨，不时化作薄雾、雨水和虹蜺。这时的它还不具备后世为其打造的繁杂制式和庞大亲族，也没有多少人格化的情感。

关于这一类龙，赵启光在《水利社会框架中的中国神话学》（Chinese My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ydraulic Society）一文中称其为神话学意义上的龙（mythological dragon）。他认为这一类龙通常拥有抽象的外形，作为集体崇拜（collective worship）的对象，具有强烈的权威性，预示着天空、君权、国家、文化存续性和灵性的高贵性（spiritual nobility）。神话学意义上的龙源自中国本土的道家和儒家思想世界观，寓意着高雅文化/上层文化（high culture）的取向。

南宋陈容《墨龙图轴》

三希堂藏《二龙图》局部

与神话学意义上的龙相对的是民间传说（folktale）中的孽龙，它们通常是恶意的，肩负英雄成长道路上灾劫一职，是传说中常见的反派。除此之外，“龙王”也应与上述二者做出区分——不同于一心作恶的孽龙，龙王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意义，它们的神通与地方的农业灌溉紧密相连，既能引发毁灭性的洪灾，也能降下滋养万物的甘霖。赵认为，龙王的盛行是因佛教在中国的兴起所致，它的神话性处于孽龙和上古时期的龙之间。

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汉口龙王庙码头。图源：Sohu

关于赵所提出神话学意义上的龙和民间传说中的龙，薛爱华（Edward Schafer）在《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一书中也有相似的研究。他从性别特征的角度出发，指出上古时期龙的性别暧昧不定，其中阴性和女性占主导地位，而这一点正是各文化中雨神的特色；至于唐以降的龙所呈现出的男性特征，则很有可能是受到印度神话中那伽（nāga）的影响。及至公元八世纪，男性化的、王权的龙被纳入官方崇拜的神祇体系，印度化的海洋龙王开始侵占江河湖泽神女的信仰领地。

印度Deogarh寺的那伽王。图源：Wikipedia

下面就通过几个求雨·治水主题的故事感受一下两种意义上的龙吧。

北宋类书《太平广记》记载了一则镜龙的故事。唐天宝三年，扬州向玄宗进献了一面水心镜。铸镜之时，曾有一名自称龙护的白衣老者和名为玄冥的黑衣少年来访。龙护称知晓造真龙之法，命玄冥进入炉中，旁人不得靠近。三天后重开铸镜炉，二人不见踪影，只留有一纸，上述宝镜神威。此后工匠们在长江上起炉铸镜，其时江水翻腾，龙吟不止。四年后秦中大旱，唐玄宗询问道士叶法善并将向他展示龙纹镜。叶称镜龙为真龙，可向其祈雨。于是玄宗请后者做法，须臾便降下大雨，持续七日。玄宗喜诏吴道子，画《真龙图》赐予叶法善。

唐云龙纹镜。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

在这则故事中，镜龙所呈现的是典型的神话学意义上的龙的特征：它行踪神秘，在铸镜时搅动江水，令世人听到了不绝的龙吟，大显神通；之后在昊天观道士皇家规格的祈雨仪式下为全城降下大雨，满足了久旱不雨的需求。另一方面，既然应允降雨的能力是真龙才具有的，真龙的出现又意味着政权由正确的人掌握，那么叶法善对于镜龙“真龙”这一身份的肯定自然意味着玄宗政权的正统性。

接下来再看看三则降服孽龙的故事吧。

荆有佽（cì）非，得宝剑于干队。还反度江，至于中流，阳侯之波，两蛟挟绕其船，佽非谓枻（yì）船者曰：“尝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对曰：“未尝见也。”于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剑曰：“武士可以仁义之礼说也，不可劫而夺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剑而已。余有奚爱焉！”赴江刺蛟，遂断其头，船中人尽活。风波毕除。《淮南子·道应训》

洪州铁柱，神仙许君所铸也。晋朝豫章有巨蛟、长虵、水兽，肆害于人。许君与其师昊君，得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术，制御万精。自潭州井中，奋剑逐蛟，出于此井……役鬼神运铁数百万斤，铸于井中，溢于井外数尺，屹若柱焉。于井之下，布巨索八条，以锁地脉。自是钟陵之境，无妖惑之事，无垫溺之灾。《道教灵验记·卷二·洪州铁柱验》

禹济江，南省水理，黄龙负舟，舟中人怖骇，禹乃哑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性也；死，命也。尔何为者？”颜色不变。谓舟人曰：“此天所以为我用。”龙曳尾舍舟而去。《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这三则故事中，龙的形象都符合赵提出的民间孽龙的定义：它们在水中行恶，对公众生命和生活造成威胁。这样的孽龙自然要接受来自英雄、道士和帝王的降服。而这三人，每人都拥有一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降龙工具。

一. 宝剑。这是一件非常正统也非常常见的武器，算得上是英雄成长故事的标配了。宝剑在中西方英雄传说中广泛出现的出现使个人英雄主义得以通过“屠龙”一题而彰显。

二. 铁索·铁柱·井三位一体的困龙。这个组合非常有趣，有趣到简直可以将许真君的例子作为降龙工具传承谱系的开头（禹王锁蛟这类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故事不列入考虑），往后定位到《二郎搜山图》，《西游记》，和明时便流传于街头巷尾、直到今天作为都市传说依旧炙手可热的北京锁龙井。这三件无论是组合使用还是单打独斗，都效果拔群。

在明人临摹的两版《搜山图》中，铁索锁蛟龙都非常瞩目。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藏《二郎搜山图》局部

明郑重《二郎搜山图》局部，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或者柱子。《西游记》第一百回《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中，西海龙王三太子得正果被升为“八部天龙马”，最后是“一身瑞气，四爪祥云，飞出化龙池，盘绕在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相较于上文中许真君在锁龙井上架起柱子镇邪，白龙化身八部天龙马、盘绕在华表柱上，更类似克服难关、实现皈依以改变其立场阵营，真正成为赐福人间的神龙。承载天庭/如来权威旨意的龙柱和《道教灵验记》中许真君降妖套餐里的铁柱，似乎都是宗教驯服叛逆神异的象征性符号。

至于北新桥锁龙井，它在传说中直接决定着公共用水状况（锁龙于井底，令其不离开北京城才能保证水源充足），可以说直接与城市命脉相连了。

继续说帝王的降龙道具吧，这是第三类工具，逼格。这是一个读起来非常清爽的故事，禹王谈笑风生，以炸裂的逼格激得黄龙羞赧遁走，其实也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卓越的治水能力往往决定了国家的领导权，大禹以治水之功开创了一个朝代，注定是引起水患的孽龙的克星。

“龙是水畜”，是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于对乾卦中“云从龙”一句的注解，个人认为这句准确描述了龙在自然界的定位。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龙获得了更繁杂的亲族体系和更全面的能力，在社会生产的诸多行业被崇拜着。神话学意义的龙既然暗示着上层精英、国家命脉等政治意义强烈的文化，那么在诉诸下层需求的民间传说中，龙自然相应地与民生福祉发生关联，无论是亦正亦邪的海龙王，还是在个人英雄成长史中作为陪练的孽龙。

最后文章写到这里，还是觉得铁索·铁柱·井频繁地出现在降龙语境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公共设施并没有因建筑的功能性更新而失去传说中具有的话语权，相反，结合上文讨论过的龙柱看下面这张图，不得不说，有些东西真的一直都没变啊（仰天浪笑

上海延安路高架桥龙柱。你们懂的

参考文献

杜光庭. 道教灵验记. 正统道藏. 上海：涵芬楼. 1924.

陈学霖. 刘伯温与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传说.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8.

薛爱华. 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Wang, Eugene Y. "Mirror, Moon, and Memory in Eighth-Century China: From Dragon Pond to Lunar Palace." Clevel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9 (2005): 42-67.

Zhao, Qiguang. Chinese My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ydraulic Society. Asian Folklore Studies (1989): 23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