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广义上，“荆州”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对南朝而言，不足以据而霸天下，但必须保以全江南。荆州帝王之资不厚，南朝中仅有梁朝是以荆州为基地发迹；但是荆州自守有余，若失去荆州，南朝形势将急转直下；如果运用得当，荆州也可以成为南朝撬动中国的支点。
沈攸之调任郢州刺史后，渐生反心，潜心割据荆州。他在齐高帝时起兵，从江陵顺流而下，在郢城战败，不久江陵失陷，旋即溃灭。萧绎与萧詧将荆州当首府，前者驻江陵，后者先据襄阳，后招西魏攻萧绎，因之迁江陵。结果，当西魏南下襄阳后，江陵只守了28天。萧绎问斩，萧詧附庸西魏，后忧死。王琳以长沙为基地反抗萧詧和陈朝，但基本攻不过长江，又东下与陈决战失利，被迫投靠北齐。
萧衍是唯一的成功者，他的战略是以襄阳威压江陵，速破郢州，截断巴蜀与江南的联系，并争取全取巴蜀，最后顺流而下。萧衍以此奠定梁朝基业。
南朝能完全掌控荆州的时期，自身政局也能比较稳定；反之，江南危在旦夕。正面例子有刘裕，反面除了前文已提到的萧绎，还有陈朝。刘裕称帝前领教过荆州势力的强横，他在位期间缩小荆州的编制，让荆州听命于自己。萧绎以江陵为都而与襄阳为敌，结果被对手快速攻灭。陈朝因为梁末战乱，荆州大部不在掌控范围内，于是隋朝可以自巴蜀、襄阳到东海，从容拉开战线灭陈。
南朝以荆州撬动中国的案例也有刘诞、曹虎、陈显达。刘诞参与元嘉北伐，从襄阳出兵，战于关、河，这是当时唯一取得战果的一路。曹虎和陈显达都在襄阳与北魏交战，每次出击都能引起对方的高度重视，其震慑效果要好于从广陵等地北伐。当战局陷入被动的时候，襄阳又可凭一城而拒敌于国门之外。
因此，可以看出荆州对南朝的具体作用：荆州的安危事关南朝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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